曾救過朱德的國軍范軍長，事后朱老總苦尋恩人，驚聞他被神秘刺殺

1940年1月的一天夜里，延安窯洞的燈火剛剛點亮，負責西北戰事的朱德收到了華北特情站送來的電報——昆明的范石生已在半年前遇刺。紙上寥寥數語，卻讓朱德沉默良久。身旁的警衛悄聲問：“總司令，范軍長就是那位曾給咱們送過槍彈的老兄弟嗎？”朱德點點頭，沒有再說話。

要弄清這份沉痛的來由，只能把時針撥回到二十多年前。1909年早春，云南陸軍講武堂的操場上，范石生和朱德第一次并肩射擊。一位是秀才出身、熟讀儒書卻極富冒險精神的滇南青年；一位是貧苦農家子弟、因“性格剛毅”被教官屢屢稱贊的川西壯小伙。兩人很快互稱“朱大”“范二”，一同喝過苦澀的馬刀茶，也一起討論過孫中山正在宣傳的民族、民權、民生。

辛亥風暴席卷西南后，兩人跟隨蔡鍔攻打總督衙門，一戰成名，云南街頭貼出的布告第一次把“少年英雄”四個字并排放在二人名字后面。此后數年，討袁護國、護法援粵，兩人幾乎在每條戰線上肩并肩沖鋒。有人評價：滇軍里如果缺了范石生，士氣要掉半截；如果少了朱德，準頭得差一層。

20年代初局勢驟變，北伐前夜，蔣介石以“整編”之名暗中排擠滇系。范石生雖領著預備隊番號，卻愈發看不慣所謂“清黨”。1927年秋，南昌起義部隊被打散，朱德帶著不足千人的殘部在湘粵贛邊緣艱難游走，缺槍少藥，衣單糧絕。此時一張《中央日報》在范石生案頭滑落，上面寫著：朱德部在汝城附近活動。范石生隨即讓心腹敬熔帶信出發——“見到朱老弟，告訴他我范二在郴州等。”

同年十月下旬，兩人在汝城郊外的小廟重逢。屋外寒風凜冽，屋內卻是一壺包谷燒的熱辣。朱德直白提出三個條件：隊伍建制不散、番號可變、需給養一月。范石生痛快拍桌：“行，都包在我身上！”當晚，他抽空盤點了自家倉庫，給朱德湊出200條槍、8萬發子彈、整整一車棉被。

有意思的是，范石生并未把這些物資列入部隊賬冊，而是寫了張“河道捐輸明細表”交差，理由是“繳匪”。其實那年秋天，滇軍財政也十分緊張，軍餉常拖月發。范石生卻對副官說：“子彈給兄弟們用，對得住良心；少吃一頓撫恤宴算什么。”

不久，朱德北上井岡山之前，再次向范石生借道。范石生以“軍事演習”為名，把三條重要隘口讓出，還附送五萬大洋、兩千套棉軍衣。臨別時，他遞上密信一封：“走大路，避小路；若遇險，往西偏三十里，有個姓王的獵戶會管飯。”朱德把信折好，塞進軍帽夾層。多年以后，談到那段時日，他仍感慨：“范二是條硬漢，肯冒全軍風險護我們。”

然而暗流已至。1928年春，蔣介石發密電，勒令范石生“就地緝拿朱德”。范石生看完冷笑，把電報摔進火盆。為了穩住南京，他被迫上報“朱德部叛逃”了事，卻拒絕假裝追剿。此舉讓蔣介石更生疑忌，隨后把滇系第5師拆散，范石生僅保留一個空頭職銜，被軟封在昆明。

30年代后半，抗戰全面爆發。西南成為大后方，范石生利用早年行醫舊技，白天帶學生練槍，夜里為平民義診。昆明茶館里常有人議論：“范軍長胳膊里還藏著紅書呢。”這種半真半假的傳聞一點點飄進重慶。

1939年3月18日清晨，昆明小西門傳來槍聲，子彈穿過范石生胸口，大片血跡濺在診箱上。行兇者是楊維騫，自稱為父報仇。警局只用了兩天便結案，法院僅判九年半。更詭異的是，十個月后，楊維騫就以“病重保外”名義被放出。案件卷宗里找不到行刺資金的來路，也沒有同伙紀錄。云南坊間流傳一句話：“章臺柳，一夜風吹折。”說的就是范石生。

消息送到延安時已是次年。朱德放下電報，吩咐機要員暗查線索，但各地黨組織調查一年無果。唯一能確定的，只是范石生死前寄往延安的最后一封信。信中他寫：“弟仍念吾昔日之初心，然囹圄四面，惟望南疆烽火早熄，人民得安。”落款日期——1939年3月15日。信寄出后三天，子彈奪走了這位滇軍老兵的生命，也帶走了一段深埋史冊的兄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