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將如何衰落？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長

德國，是我喜歡的國家。

我曾經寫過“德國三部曲”，分析過這個國家的經濟歷史、模式與問題。10-11月，我在德國待了近20天，去了4-5個城市，與當地華人、德國人交流，有了一次相對充分的親身體驗。

這次體驗，我也只能說是走馬觀花、邊觀察邊猜測，談不上深入考察、系統調研。

歷經兩次戰爭數次修繕的古老教堂、百年前修建的地鐵、二戰后修建的房屋和祖傳的家具，僅憑這些皮毛之見，還是能夠看得出這個國家曾經出色的工業基礎和質量過硬的“德國制造”；柏林大街上的絆腳石、各種紀念建筑、德國人對自然與讀書的深切熱愛，以及對弱者的保護與國民福利水平，都彰顯著這個國家文明的底色和老牌社會主義的純正品質。

但是，不得不說，德鐵極其夸張的晚點、出門帶鑰匙的滯后信息化、昂貴的物價和大公司裁員，以及充滿焦慮的情緒，都讓我感受到，這個連續兩年經濟下滑的國家，正在遭遇的挑戰，不僅僅是俄烏戰爭引發的地緣政治與能源危機的沖擊那么簡單，它更可能是一場不可逆的衰落。

2024年12月，我寫過一篇文章，叫《德國：一場危機正在逼近》，認為：“德國停滯”，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將可能成為全球市場討論歐元區經濟問題的一個核心詞匯。如今，結合我這次的親身體會，我將“德國停滯”不情愿地更新為“德國衰落”。

本文所探討的“一個國家將如何衰落”的問題，是新制度經濟學中核心命題，即國家興衰的成因。以德國——這樣一個擁有良治的成熟的發達國家為藍本，提醒人們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當下是否存在、將來是否可能遭遇類似的甚至更嚴重的問題。

本文邏輯

一、人口危機是首要問題

二、制度變遷是核心難題

【正文8000字，閱讀時間25'，感謝分享】

01

人口危機是首要問題

在德國期間的交流中，幾乎圍繞著一個核心：德國問題。

德國正在面臨哪些問題？結合自己的研究與觀察，我概括為以下幾點：

俄烏戰爭、石油危機對德國汽車、化工與機械制造（三大產業占GDP的30%）嚴重沖擊；過去幾年通脹嚴重，部分物價翻倍，工資增速緩慢，家庭購買力被削弱，居民消費力不足；過度依賴大企業，市場競爭程度低；制造業老化與信息化滯后，產業鏈缺失，面臨中國追趕、美國壓制的雙重挑戰；金融管制過度，金融市場落后，難以支持創新企業融資，技術創新與創業市場萎靡；官僚主義嚴重，制度改進緩慢，政府管制過度，市場活力喪失，資本與人才外流；意識形態問題，國民觀念保守，家長式服從文化，缺乏冒險與進取精神；國際地緣政治糟糕，在俄烏戰爭中陷入戰略被動，在美國與中國的沖突中陷入“三明治困境”；人口老齡化嚴重與勞動力短缺。

在以上所有問題中，我認為，最重要的問題是最后一個，即人口危機。

我把為什么這個最初級的問題——人口，定義為德國當下首要的最重要的問題？

其實，在一定的市場條件下（注意前提），一個國家經濟興起或衰落的首要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而不是制度和其它。

這是我在德國最深刻的體會，具體包括兩個層面：

其一，今天德國遇到的問題，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人口老齡化嚴重。

其二，如果德國擁有很多年輕人，以上諸多問題都可以解決或緩解，但是人口老化與勞動力短缺反過來惡化了這些問題。

在柏林，我住在西柏林相對傳統的片區，從中午到下午的咖啡店，幾乎都是老人，在聊天或看書看報。那幾天難得天晴，陽光灑下，秋葉滿地，頗有一種歲月靜好的感覺。

但對這個國家和年輕人來說，這種歲月靜好的代價頗為昂貴。

看著這些老人們，我由衷地感慨：這代老人是德國工業最強盛時代的工人，他們正值盛年時為全世界制造了質量過硬的商品，如今歲月老去，后繼不足，現在的德國人連日常用品都難以生產——這在全球化時代本不是問題，而是正常現象。

在德國，人工短缺隨處可見。我在漢諾威大街上，看到五六個老人一起抬大件東西，但很費勁，后來兩個路人加入，方才完成。德國朋友告訴我，這里很難請到搬運工人，鄰居和路人幫忙搬運習以為常，他們已經習慣了“自己服務自己”。一些德國人會把這種習慣理解為自理自立的優秀傳統。

很多人知道日本的人口問題，但可能不知道，德國的少子化、老齡化問題比日本更早發生、時間長。早在70年代，德國總和生育率，即女性平均生育孩子的數量就迅速下滑到1.4的極低水平（人口世代穩定更替的水平是不低于2.1），此后50年這一指標長期維持低迷，2024年進一步降至1.35。

與此同時，德國老齡化也在加速，70年代就進入深度老齡化，90年代就進入超級老齡化，2024年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至23.2%，在全球排名第三。OECD預測，未來幾年德國老齡化還將加速，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將在2035年超過27%。

德國的勞動人口在80年代達到鼎盛水平，15-64歲人口占比接近70%，而后持續下滑，下滑速度僅次于日本，到2024年降至62.89%，而全球平均水平是65.07%，中國為68.6%美國為64.75%，日本為58.78%。

人口不足，尤其是勞動力不足，對一個國家的供給與需求都構成約束，從而抑制其創新能力與國際競爭力。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一個觀點，市場規模決定分工水平。市場規模越大，分工越精細，進而技術水平越高。這被稱為斯密定律。

如果一個國家只有一個人需要一臺汽車，那么沒有人會為他建造一個汽車廠、一個輪胎廠和相應汽車零配件廠，只能為他進口汽車，或者手工打造一臺汽車，后者的價格極為昂貴，那么這個國家就不可能形成汽車產業鏈。

如果這個國家需要1000萬臺汽車，在市場價格的激勵下，很自然就會涌現一些汽車廠商和一系列汽車零配件廠，而且整條汽車產業鏈的分工與技術精細，在規模經濟的作用下，汽車單價可以降至極低水平。

斯密定律，是中國制造業和互聯網興起的重要原因。中國是一個超大經濟體，擁有14億人口，即便人均收入和購買力不高，但衣食住行的規模極大，加上大規模的出口市場，足以支撐中國建立全覆蓋的產業鏈，而且分工精細、協同效率高、價格極低（中國成本廉價的其它原因暫不論述）。斯密定律——大市場決定的產業鏈優勢，幫助中國企業持續不斷地吃下全球市場份額。

在德國，我跟他們交流新能源汽車時說，今年中國新能源汽車滲透率達到50%，國內一年賣出1500萬臺新能源汽車，另外還賣出1500萬臺燃油車，這么大的市場規模可以同時支撐新能源汽車和燃油車兩條廉價的產業鏈。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德國會怎樣？德國一直在努力地推動能源轉型，僅考慮國內市場的話，德國新能源汽車滲透率假如達到50%（歐洲23%、美國11%）會發生什么？

可以推測，德國燃油車產業鏈定然會崩潰，同時新能源汽車產業鏈依然昂貴，依然無法與中國競爭。本土的燃油車的零配件廠商因為規模不足而關閉，或者裁員，不再更新技術，部分加油站因收益下降而關閉；新能源汽車廠商、零配件廠商以及充電基礎設施，又因缺乏足夠的規模經濟，而難以形成、或難以為繼。德國沒有那么大的市場規模，同時支撐兩條產業鏈。這就是中國超大經濟體的特殊性。

互聯網亦如此，語言人口規模決定互聯網企業的競爭力。語言人口規模小的國家，沒有出現大型的互聯網企業，只有美國（英語）、中國（漢語）擁有互聯網巨頭。歐洲語言眾多，語言市場分散，在互聯網產業鏈上無法形成規模效應與精細分工。

一個人口規模不大的國家，如新加坡，想要在經濟與技術上獲得足夠的競爭力，只有一種選擇，那就是國家全面開放，深度融入全球市場，參與國際產業分工中的一環或幾環，從而分享全球最領先的技術。

當一個國家加速進入老齡化、少子化時，尤其是勞動力人口下降時，人口對供給與需求的約束將不斷地強化。

從需求端來看，市場規模不斷縮小，產業鏈不斷地退化，技術分工粗曠化，敏捷度不斷地鈍化，邊際成本不斷地上升。在這個過程中，企業將不再投入更多的資本與技術人員開發新產品，技術也就停滯。每個產業/企業都有其規模經濟的邊界，如新能源汽車廠商年銷量50-60萬臺，一旦跌破這個邊界，企業面臨虧損，這個產業鏈最終崩潰，僅保留比較優勢部分，甚至全部消失。

從供給端來看，由于勞動力短缺，工程師減少，產業鏈成本上升，大企業遷移到新興國家，中小企業關停工廠。德國上市公司的海外市場依賴度（營收占比）達到70%，是發達國家中最高的，日本與美國在40-50%。而且，德國跨國公司利潤回流的比例極低，絕大部分利潤留在海外再投資。

在布魯塞爾一個會議上，現場有人提出，能否用歐洲的市場換中國的新能源技術。這也是現在歐盟一些領導人的想法。我提醒他們注意兩個問題：第一，中國最強的不是技術而是產業鏈的組織能力，歐洲缺的不是技術而是產業鏈；第二，如果把新能源產業鏈的所有技術都給德國，德國也沒有那么多工人、工程師把這個產業鏈組織起來。

所以，一個人口凋零的國家，與人口小國類似，其出路只能深入融入全球化，而不是試圖重建產業鏈。

如果斯密定律是可靠的，那么，每個國家的人口峰值，就是其產業分工精細化與技術的巔峰，也是其經濟競爭力最鼎盛時期。把這個理論放到全球，全球人口的峰值，可能是人類技術與經濟的巔峰。

以上這種判斷，是不是忽略了技術創新的作用？是不是過度注重人口數量，而忽視人口質量（人力資本）？未來是不是不需要那么多勞動力，使用無人工廠和機器人，實現集約型發展？

但是，斯密定律本身包含了技術維度，市場規模決定分工水平，進而決定技術水平。換言之，先進的技術，是需要足夠多的人口/市場，分別在供給端和需求端來支撐的。精英主義者認為，大多數人是無用的，社會進步是靠少部分精英來推動的。但這觀點是錯誤的，沒有多數人，少部分精英既不會創造、也無力創造新技術。

舉個例子，將一個頂尖的物理學家放到大荒島上，即便他再聰明、技術再好，也沒法組織生產與市場交易，最理想的狀態也只能過上原始人的生活；將現在的50萬人放到大荒島上去，即便他們智力平庸，他們也能過上普通的工業化水平的生活。

當一個國家經濟正在快速興起的時候，經濟學家可以找到很多原因，開放市場、制度改革、發展制造業與出口經濟等等，但是最容易忽略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人口。過去40年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最重要原因是，在一定的開放市場條件下（改革開放），人多，聽話，拼命干。

在一定的開放市場的條件下（注意前提），一個國家能夠進入中等收入水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年輕人多、肯定干活”。一個中等收入國家想要進入發達國家，則需要很多條件，如國家良制、人口增長、保持人力資本提升和技術創新等等。而一個國家的衰落，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普通國家，只需要人口凋零就夠了。只要人口凋零，其它條件都不起作用，反而可能惡化。

如果一個國家比作一個人，國家也像人一樣會衰老，超級老齡化國家是暮年，年輕國家是盛年。所謂“拳怕少壯”，今天的中國對德國的優勢，就是年輕。

但是，人都將老去，國家亦如此。在德國，我想到的是20年后的中國。中國生育率滑坡從2020年開始，也就是20年后，等80后老去，21世紀的20后進入社會，這代年輕人非常少，屆時這個國家龐大的產業鏈，也將退化、鈍化。

總之，在人口危機面前，其它問題都將居于次席；人口危機又將惡化其它問題。

02

制度變遷是核心難題

制度主義者認為，制度是最重要的。

今年和去年的諾貝尓經濟學獎都頒給了制度相關的研究者，這也讓很多人關注到制度對于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中國精英群體深刻認識到，制度改革決定著中國經濟的前途乃至這個國家的命運。

德國面臨的問題，有沒有可能通過制度變革來解決？

例如德國能源昂貴問題，可以修復法令，重啟核電站，向中東國家大規模進口石油；修改移民法，大規模引入人才和勞動力；放松市場管制，降低準入門檻，增加市場活力；降低金融監管，發展資本市場，支持創新企業融資；改革官僚體制，提高政府效率，等等。

其實，這些問題在德國政府、議會上吵了十年多，但是制度改善極為有限。

為什么？

很多認為制度很重要的人，卻不知道制度是怎么來的？包括哈耶克也是如此，哈耶克反復強調民主、法律的重要性，但是如何獲得，他只能說是自發的涌現的。

我們不能假設上帝為這個國家設計了憲法，制度最終是人設計出來的，有可能來自少部分掌權者，也有可能來自民眾投票。即便設計了憲法，也可能被廢除、被修訂，或被束之高閣。希特勒集大權于一身的關鍵步驟是1933年國會通過的《授權法》，該法賦予了政府更改憲法的權力，內閣制定法律的權力，總理起草法律的權力。

制度變革何其困難，而我真正想說的是，制度變革與人口有很大關系。

在德國，我看到兩個奇怪現象：一是工人短缺，工人卻挺閑，下班時間早，周日依法停業停工，而且工資不高；二是工人短缺，但大企業開始宣布裁員。

先看第一個現象。通常工人短缺的情況下，勞動者愿意增加供給，多做幾份工，或者工人退休后繼續干活，但是這種情況在德國沒有發生。

德國普通家庭的特點是，工資不高、資產不多、少有儲蓄、少有負債、社會福利較高、日常消費少。普通工人拿到手的月工資在2000-3000歐元，一瓶可樂2.8歐元，一趟地鐵3.8歐元，一個快餐10多歐元。這相當于，在中國，一個月拿3000元人民幣工資的人，吃10多塊錢的快餐。月收入3000歐元以下的德國人，可支配收入很少，基本沒有儲蓄，消費開支也很少。但是，福利保障水平較高，上學不花錢，退休后養老金多。

近幾年，美國物價漲，工資也漲，但在德國，盡管工人短缺，工資卻增長緩慢，工資水平不高。難道工資價格失靈了嗎？

德國的朋友告訴我，這跟德國的稅收制度有關系。德國的累進稅很重，多干活、多干一份工，大部分被征稅，所剩不多。這種稅收制度，不鼓勵勞動、不獎勵創造，反而是懲罰積極創造者。所以，即便很多地方缺工，也沒人想去補上，沒人愿意去賺這個錢。這就造成了缺工與工資收入不高的奇怪現象。在漢諾威，我還聽他們說，德國的法律抑制退休老人從事工作，直到上周這個法律才被修改。

能否修改稅收制度？當年，美國經濟學家拉弗跟里根總統說，現在的稅收制度抑制創造，需要大規模減稅。里根總統深有同感，說之前做演員時，一年拍了一兩部電影后就不想工作了，后面的片酬要繳納高額的稅收。但是，德國缺乏美國這種制度彈性，改變極為困難。

德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創立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政府征收重稅是為了支撐較高的福利水平。如果把稅收降低，鼓勵多創造多獲得，那么可能會削弱福利水平。盡管拉弗曲線認為，降低稅率可以擴大稅基，進而擴大稅收收入。但是，人們不容易找到最佳稅率，也不知道當前是最佳稅率左邊還是右邊。即便減稅不影響福利水平，但是這種獎勵政策將擴大貧富差距，這是德國人的意識形態中是不太容許的。

很多人不明白，為什么當年社會主義思潮在德國盛行？德國統一的時間比較晚，當英美資本主義出現反現代性潮流時，德國才開始發展工業。也就是，德國資本主義是伴隨著反資本主義潮流而發展的，資本家不如英美強大，工會力量比較強大。這個國家的城市規劃、土地制度、福利政策和工會組織，都體現了社會主義純正特征——集體與平等。

再看第二個怪現象，工人短缺，但是最近大企業宣布裁員。去年大眾汽車三季度凈利潤同比大跌63.8%，營業利潤同比大跌42%。今年11月，保時捷宣布，今年前三季度營業利潤暴跌至僅4000萬歐元，同比降幅達99%。這讓市場大為震驚。

這一方面說明德國大型企業正在面臨業績挑戰，另一方面也是德國大型企業的慣用手法以給工會施壓。

去年大眾汽車在公布糟糕業績的同時宣布史無前例的重組，計劃關閉至少三家德國境內工廠、裁撤數以萬計員工并收縮其在德國所有剩余工廠規模，同時要求14萬名工人集體降薪10%。今年三季度保時捷的銷售收入為268.6億歐元，同比下降6%，而利潤大跌99%，這顯然不符合常識。當然，這并不是說保時捷財報造假，更可能是他們通過財務操作來降低利潤，為降薪裁員造勢。

關于第二個怪現象，我真正想說的是，一個國家的勞動力短缺，未必推動工資上漲，甚至可能出現降薪、失業現象。原因是，一個國家的勞動力短缺，可能導致資本外流，投資減少，產業鏈缺失，進而導致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下降，最終不得不降薪、裁員。所以，工資的真正增長（扣除通脹因素），并非來自勞動力短缺，而是勞動產出與競爭力的增加。

又回到勞動力短缺這個問題，能否通過延遲退休、移民制度？

延遲退休法案難產，這是一種常見現象。但是，德國延遲退休推進非常困難。原因是，工人在德國工作最大的優勢就是退休保障和社會福利。換言之，相對其它發達國家，德國人拿著不算高的工資、承擔較高的稅收負擔，目的是為了退休后一份不錯的保障。

默克爾時代，德國曾經吸納了超過100萬敘利亞難民，其一目的就是補充勞動力。但是，德國的勞動準入門檻較高，這些難民的德語需要學到一定的水平才能工作，一些工作需要相應的證書。這對敘利亞難民來說難度太大。而且，德國對難民提供救助金，這份人道主義救助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們進入勞動力市場的積極性。

對此，一些德國人頗為不滿，但似乎無能為力。如今，德國總理默茨認為，敘利亞內戰已經結束，將逐步遣返敘利亞難民。但是，居住在德國130萬敘利亞人，其中近1/4出生在德國，部分人已獲得德國公民身份。按照德國政府極為低下的效率，這個問題只會久拖成疾。

德國的制度改革為何如此困難？

我們可以找到很多理由，如德國人觀念保守、歷史包袱等等。但是，我真正想討論的是，良治有沒有規律可循。

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提出了一個良治框架，他認為，一個良治國家需要同時具備這三種制度：國家組織、法制、責任制政府。在福山看來，英國同時具備這三者，成為第一個崛起的現代國家。而大部分國家都存在制度缺失，其中說到中國，他認為，中國古代的秦朝就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國家組織，中國的國家能力是最強的，但是后面兩個制度非常薄弱。

福山這個分析框架是有意思的，今天很多人討論，為什么威權政府的國家經濟增長快，民主政府的國家經濟增長慢？過去東亞國家經濟快速增長，其實跟什么政府沒太多關系，最大的因素是上面說的人口，其次就是國家組織。東亞國家的國家意識和組織能力都很強，不論什么性質的政府，只要保持一定的開放市場條件，其經濟在人口的作用下就夠快速增長。當然，經歷完這輪高增長，國家能力發揮完后，法治、責任制政府的作用變得越來越重要。

在中國很多知識精英看來，一個國家一旦越過格林尼治時間，進入憲法、民主時代，就萬事大吉了，就達到了福山所說的“歷史的終結。

但是，人是活的，制度是動態的。

在這一點上，道格拉斯·諾斯與奧爾森更智慧、更有洞見。我們可以將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與奧爾森的利益集體理論結合起來，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人類集團行動的困境——制度變革的難題。

一個國家，其經濟想要持續發展，排除人口因素，其制度需要伴隨著經濟增長而不斷地變遷與創新。如果制度變遷緩慢、滯后，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所形成的新的技術、商業與政治既得利益群體，勢必想辦法修筑高墻固守利益，游說政府改變制度鞏固勢力。這個問題在每個國家、每個階段其實都存在。

從全球來看，當今世界為什么如此瘋狂？原因是上一輪的全球化時代，全球貿易、金融和勞動力制度變革緩慢，國際商品、勞動力和資本市場扭曲，而硅谷技術力量、華爾街金融巨頭、美國建制派、高校與媒體左派、其它國家的一些政治勢力與商業勢力，形成一個頑固的既得勢力。而特朗普領導這股右翼勢力，試圖用粗暴的手段打破這個國際化的既得利益網絡。

上一輪全球化的既得利益群體身上的標簽容易迷惑人，如技術精英、知識分子等等。科學家、政治家、技術精英、環保主義者、公共知識分子，這些身份具有褒義，其相應的口號容易被定義為“正確”。但是，他們也可能成為阻礙進步的偽裝的既得利益者。同理，左和右在理論上都有其缺陷，左的平等理念其實危及個人自由，右的國家主義同樣傷及個人自由。左或右，不在于哪個“正確”，而在于誰是絆腳石。

本文在討論德國的案例，就是為了說明，即便在憲法時代與民主國家，其制度變遷也受制于種種利益集團。

例如，德國房屋租金限價制度反而導致租金價格上漲，但是一直無法取消。二戰后，德國百廢待興，政府需要大規模新建房屋，鼓勵教會和一些機構建房。當時，為了讓國民有房可住，政府鼓勵租房，推出了租金限價制度，嚴格保護租客利益。現在德國城市很多房子，都是那個時候修建的。今天德國的居民房屋自有率依然很低，很多人長期租房。一些人的租金長期不漲，甚至十年不漲。但是，最近五年，德國城市房價和租金迅速上升。

這是為什么？由于通脹上升，一些俄羅斯等熱錢進入，外來投資者購買房屋選擇囤房不出租。因為房屋一旦出租，不僅租金價格鎖死了，租客還就長期占有了這個房子，房東想要轉手就要大幅度降價。這種制度導致了租房市場的供給短缺，進而抬高了租金價格。

只要學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限制價格會導致資源錯配、供給短缺、價格上漲。二戰后，歐美國家存在很多管制，房屋限價在美國也存在，但是在里根時代，聯邦政府大量廢除了各種限價。但是，為什么德國廢除租金限價這么困難？

原因是，租金限價制度，對中老年租房人有利，對年輕人不利。年輕人剛出社會工作租房價格高，但是中老年群體長期租房，房租控制在過去很低的水平。在這個問題上，中老年人租房人成為了阻礙進步的既得利益群體。

所以，制度變遷的難題是如何戰勝頑固的既得利益群體。

再如，德國鐵路晚點率達到70%，這還不包括取消的火車。德國高鐵只能跑200多公里每小時，為什么？德國擁有各種鐵路，系統非常復雜，調度難度很大。而且，高鐵跟普通火車在同一條軌道上跑，一旦前方火車出故障，高鐵也得停下來等待。

這個問題在德國幾乎是無解的。因為它涉及到的既得利益群體過于龐大，包括德鐵、土地所有者。德鐵是一家虧損嚴重的國企，想要改革這家企業非常困難。如果要建設新鐵路，德國財政還有余力，但所涉及到復雜的征地或土地產權問題，這挑戰就更大了。

如今，德國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群體，不是個體富豪、官僚，而是以大眾、德鐵為核心的大型企業與官僚系統形成的頑固勢力，高管、工人、公務員寄生在這個體系中。他們更像是國家資本主義勢力。

福山沒有把上述責任制政府直接定義為民主政府，原因并非對民主不信任，而是認為，民主是一種政治工具，不同的勢力都可以借助這個工具來捍衛自己的利益，包括既得利益群體。

在柏林，很多年輕人集中在這個城市，左的、右的都有。他們是有活力的，在地鐵上，他們高聲歌唱；在東柏林的墻上，他們各種涂鴉。但是，德國現在是老人政治，社民黨和基民盟兩股中堅力量，控制了政治，試圖維護穩定，左的右的年輕人無力撼動。

當一個國家，中老年人成為了大多數，年輕人成為了少數人，進取的意志、革新的精神、抗爭的力量自然衰退。

所以，制度變遷需要力量，也需要時機。它有時間窗口，時間窗口是狹義上是既得利益在完全站穩腳跟前，廣義上是人口尚未衰老之前。

我曾經在新年演講中說過：“轉軌國家，一定要抓住中產、企業家、技術官僚崛起的時期，還有年輕人還特別旺盛的機會轉型。一旦錯過了，就是一百年。”如今，我再補充一句：“任何時候、任何國家，年輕就是力量”。

本文無意貶低德國、抬高中國，或者反之；也無意說明中國強于德國，或者反之。想要表達的是，文中所講的人口危機、制度變遷，是任何國家、個人都值得高度關注的兩大重要問題。

其實，我很能接受一個國家如人一樣優雅地老去，就像波茨坦的秋葉一樣凋零，歸于塵土，靜謐、美麗、自然。但是，這個國家還有年輕人，他們面臨挑戰，也需要希望。這就是人類集體行動的困境，此難題只能交給國家市場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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