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 | 燕南園65號：梅貽寶、倪逢吉夫婦

文 | 徐泓

燕南園65號，坐北朝南，位于園子的西半部，在幾株大樹環(huán)抱下，一條小路通向它的正門。四周沒有綠籬圍著，草地寬敞。后面與66號為鄰，前面與64號為鄰。上圖中遠處的那排白墻紅窗欞的平房，正是后來加蓋的燕南園50號。

我從小就對這棟樓很好奇，因為它和我家住的燕東園40號一模一樣，在燕東園這樣帶有較大頂樓的一層別墅小樓還有四座，但在燕南園只有獨一無二的65號。

我也一直對65號的住戶充滿好奇，究竟有哪些人家曾經(jīng)生活在和我家一樣的居住空間環(huán)境里。尋找這份名單時曾遇到一個難題，后來隨著考證“吳文藻、謝婉瑩所住的60號究竟是否現(xiàn)在的66號”迎刃而解，原來現(xiàn)在的65號，在燕南園1945年以前的門牌編號是61號。查找1926—1937年度“燕京大學教職員通訊地址”，我發(fā)現(xiàn)從1930年至1937年在這里住的是梅貽寶、倪逢吉夫婦。

前文講過，燕園曾流傳一段佳話：“燕京的三位小姐，招來清華的三位女婿。”說的是清華大學送出留美的三位高材生 ，與三位留美的燕京大學女生結為夫妻，學成歸國后統(tǒng)統(tǒng)“入贅”燕京大學。

司徒雷登為首的校方，采取了與現(xiàn)在高校類似的引進人才政策，為他們?nèi)龑Ψ驄D提供了優(yōu)厚的薪酬還有最好的住房。當時最好的住房就在燕南園、燕東園，而燕東園先建好，不少樓已經(jīng)住滿了，燕南園還在分批建設中，因此他們先后搬入燕南園，李汝祺、江先群住進62號（現(xiàn)在的64號）、梅貽寶、倪逢吉住進61號（現(xiàn)在的65號），吳文藻、謝婉瑩住進60號（現(xiàn)在的66號）。

梅貽寶、倪逢吉夫婦服務燕京大學20年，是創(chuàng)建燕大的“老臣”之一，梅貽寶還曾任（成都）燕京大學代校長（1942—1946）。1949年5月他們從上海離開大陸移居美國，從此在中國內(nèi)地的教育史和學術史上消失了。

建筑物作為物質(zhì)載體，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它能幫助你與歷史人物建立對話和聯(lián)系。面對燕南園65號別墅小樓，我來嘗試打撈湮沒已久的梅貽寶、倪逢吉夫婦。

一

梅貽寶（1900—1997）

梅貽寶1900年生人。早年就讀于天津南開中學，1915年與梁實秋、顧毓琇同期考入清華留美預備學堂，有梁實秋的文章為證：“過后不久榜發(fā)，榜上有名的除我之外有吳卓、安紹云、梅貽寶及一位未及入學即行病逝的應某。”1923年他與梁實秋、顧毓琇、梁思成、吳文藻等同船赴美。他插班進入與中國頗有淵源的歐柏林學院，一年后，又進入芝加哥大學研究院哲學系。1927年他獲得哲學博士，在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和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影響與指導下，梅貽寶完成的博士論文題為：《墨子：一位被人忽視卻與孔子匹敵的對手》（《Motse, the Neglected Rival of Confucius》）。主要內(nèi)容是通過中西比較視角，重新評價墨子的哲學地位，論證墨子不僅是儒家思想的“對手”，更是中國倫理與政治哲學中極具原創(chuàng)性的代表人物；墨子的“兼愛”“非攻”“尚賢”等思想，具有強烈的社會改革精神和功利主義色彩；與孔子的“仁愛”思想對比，墨子的“兼愛”更具普遍性與平等性。這篇論文是早期系統(tǒng)向西方介紹墨子的英文研究之一；后被擴展為1929年出版的英文專著《墨子的倫理哲學與政治哲學》。

在芝加哥大學求學期間，梅貽寶當選中國學生會干事，工作中與擔任中國學生會會長的倪逢吉相識。這位清秀干練的江浙女子，當時在哥大頗負盛名的社會學系修讀碩士。兩位優(yōu)秀的學子互相吸引，兩顆年輕的心在異國他鄉(xiāng)慢慢靠近。

倪逢吉（1902—2001）

倪逢吉1902年生人。1920年她進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學學習。一年后，通過嚴格的選拔，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取清華專為女生設立的庚款留美名額。此名額開始于1914年，每隔一年錄取10人左右，后因經(jīng)費緊張減少為5人，至1927年止，僅招收了7批共計53人。倪逢吉就是清華大學1921年選派留美的10名女生之一。她赴美后，先入金陵女子大學的“姐妹校”史密斯學院，后升入芝加哥大學攻讀社會學。1925年，倪逢吉碩士畢業(yè)，畢業(yè)論文題目是《中國婦女地位之變遷》。同年，獲得美國密歇根大學的巴伯獎學金，這個獎學金是密大校友巴伯先生專為亞洲女性留學美國所設立的。

1926年，倪逢吉比梅貽寶先行回國，在母校金陵女子大學任教一年，教授歷史學、社會學；第二年北上，開始任教于燕京大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系，并被推舉為燕大董事會中的女教員代表董事。她書教得好，文章也寫得多，她呼吁女性以實際行動求得自身在家庭中的平等地位，更呼吁社會解開施加于女性身上的道德枷鎖，倡導“男女道德標準當求同一，女子講貞操節(jié)義，稍一失常即為一般人所不齒，男子則酒地花天不以為羞，這樣畸形的道德標準日后力求取消”。

燕大社會學系在介紹當年都有哪些名師曾先后任課或兼課時，開出一長串名單：陳翰笙、吳文藻、張鴻鈞、嚴景耀、雷潔瓊、楊開道，言心哲、陶孟和、馮友蘭、趙紫宸、倪逢吉、趙承信、李安宅、關瑞梧、陶希圣等，倪逢吉躋身其中。

1928年，梅貽寶學成歸國。他在獲得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后，還到哈佛大學、德國科隆大學進修過，并游歷了西歐諸國。在北平火車站迎接梅貽寶的，是等待了將近兩年的倪逢吉，梅貽寶隨即把倪逢吉介紹給了家人。利用夏天的假期，倪逢吉帶著梅貽寶回了趟浙江，得到了家中父母的認可。這一年，燕京大學的注冊課主任正好出缺，梅貽寶應聘就職。

“我同逢吉于1928年訂婚，1929年結婚。新郎長袍馬褂，新娘則鳳冠霞帔，花轎迎入禮堂。蓋殊不欲采用西洋婚禮服裝也。未料竟成花邊新聞，轟動一時。上海圖畫月刊登載婚禮照片甚多。可惜多年流離遷徙，全都失散無存。”梅貽寶在自傳中說。

1929年第38期《良友》畫報“結婚留影”專欄

找到了1929年第38期《良友》畫報，在“結婚留影”一欄，刊登了兩對新人的新婚照，左邊是吳文藻謝婉瑩的西式婚禮，右邊是梅貽寶倪逢吉的中式婚禮，相映成趣，令人莞爾一笑。

梅貽寶夫婦婚后搬入燕南園65號。1931年生祖驥，1933年生祖麟。梅貽寶擔任注冊課主任，教務處主任。在燕大讀過書的學生，差不多都認識這位儒雅清秀的梅先生。他曾擔任過幾年招生委員會主席，與報考新生打過一陣子交道，開學后則為入學新生開一門思想方法課程，同時常年教授一兩門哲學課。“師生間較多認識往來，庶幾近乎教育理想”。

梅貽琦（1889—1962）

1931年末，梅貽寶的胞兄梅貽琦從華盛頓清華留美學生監(jiān)督任上調(diào)回，就職清華大學校長，1932年春天，梅貽琦夫婦攜五個子女搬進了清華園頭號官邸甲所。

梅家五兄弟中，梅貽琦居長，梅貽寶居末，兩人相差11歲。庚子之亂，梅家避亂逃亡，回來后發(fā)現(xiàn)所有家業(yè)已被洗劫一空。梅家諸子女原來每人都有一位奶媽，到了庚子年出生的梅貽寶，沒錢聘奶媽了，母親又奶水不足，只好佐以糕餅喂養(yǎng)。那糕餅就是米面粉攪拌放一點兒糖。每天抱著小幺弟，細心給他喂糕餅的正是11歲的五哥（梅家按照家族大排行，梅貽琦被弟弟妹妹稱為五哥）。梅貽寶用12個字形容自己和梅貽琦的關系：“生為長兄，業(yè)為尊師，兼代嚴父”。他說：“五哥的言行功業(yè)，影響余一生至巨”。如今長兄在清華，他在燕京，清華園甲所與燕南園65號相距不遠，往來方便，得以時常到清華省視，不亦悅乎？梅貽寶后來回憶說：“論國言家，在我這流離失所的一生中，這幾年要算是最快樂的一段時光。”

唯一的不幸：1936年他們的長子、5歲的祖驥因病夭折。婚后，逢吉本已失業(yè)，按照燕京大學教職員服務條例規(guī)定，夫婦不得同時在燕大服務。待兩個兒子略長大，倪逢吉便受聘輔仁大學。傷子之痛，使得她立志專攻兒童福利，轉(zhuǎn)而承擔起家政學教學工作，致力于兒童福利人才的培訓。梅貽寶說：“不過日日進城授課，較辛苦耳。”

二

1937年7月，盧溝橋戰(zhàn)事爆發(fā)。燕京大學因為是美國教會創(chuàng)辦的大學，得以勉力維持，為青年學子提供了就近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而梅貽寶夫婦不耐生活在淪陷區(qū)受日軍欺侮，他們向?qū)W校告假，要求到后方參加抗戰(zhàn)，并且已受聘為甘肅科學教育館館長。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zhàn)事爆發(fā)，燕京大學遭日軍封校，在校的主要教職員紛紛被投入監(jiān)獄，校務長司徒雷登正在天津，不久便因為不愿與日本人合作而被逮捕。燕京大學迎來至暗時刻。燕大臨時校董會于1942年2月開會，一致決議在后方復校，并當即成立復校籌備處，推舉梅貽寶為籌備處主任。

梅貽寶受命于危難之中。他后來回憶說：

當時業(yè)已抗戰(zhàn)數(shù)年，民生疲困，物價高漲，在后方平地起家，恢復一大學，困難重重。經(jīng)多方奔走磋商，地點選定成都。成都華西協(xié)和大學，系由美國及加拿大各基督教教會所協(xié)力創(chuàng)設。校園在成都城外西南隅華西壩，甚為寬敞。惟在燕京進行復校以前，早有人滿之患。抗戰(zhàn)以來，南京的金陵大學及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又濟南的齊魯大學，先后遷來成都。三校各自與華大合作，另在華西壩邊緣，添造臨時校舍，維持校務。燕京大學再來成都，華西壩委實無法容納，只可另作別圖。幸蒙張岳軍(拿)主席大力維持， 得以租用陜西街華美中學小學兩所，并蒙撥給華陽縣文廟應用。復承華西大學支持，得以在華西壩進行理科課業(yè)。

從這段敘述不難看出，（成都）燕大辦學分散在幾處，空間都很局促：理科教學安排在成都錦江南岸的“華西壩”，與華西、金大、金女大、齊魯合用；租用陜西街的華美中學，一部分作為辦公和教學用房，所幸華美女中系三層樓房的建筑，房間小而多，利用這一優(yōu)勢，盡量拼湊，見縫插針，比如二樓一小間校長室的過道上，置一桌一椅和一部打字機便是秘書辦公室；另一部分作為女生宿舍；近旁的啟華小學為教員宿舍；借用何公巷1號，即成都文廟為男生宿舍和單身男教員宿舍。許多男生都記得文廟前那兩棵參天的大桂花樹，9月里怒放，香氣襲人。

最難的還是辦學資金問題，教育部下發(fā)一部分戰(zhàn)時教育經(jīng)費，遠遠不夠。梅貽寶遵循張伯苓老校長（梅貽寶系南開中學畢業(yè)）的訓示“我為自己向人求告是無恥，我為南開不肯向人求告是無勇”，發(fā)起了千萬基金募捐運動，“將募得資金的一部分最終兌換了3萬多美元，這也是一筆不小的經(jīng)費了。民營事業(yè)如重慶大公報，亦竭力支持，于經(jīng)費捐助外，尤多精神鼓勵。另有國際援華會等國際團體，籌款協(xié)助，勉強成局”。

當年夏天開始招生，報名者極為踴躍，光成渝兩地即逾3000人。而招收名額只限150人，還有150個名額是留給追隨而來的燕大學生。1942年10月1日，擁有文、理、法三個學院14個系的成都燕京大學正式開學上課。當天上午全校師生在陜西街校內(nèi)集合整隊，一名魁梧的同學高舉著寫有“燕京大學”字樣的紅旗，身后是整齊的隊伍直奔西壩河足球場。其時，華西、金大、金女大、齊魯四所教會大學的師生均已到場，濟濟一堂。燕大的到來，是華西壩五所大學的首次匯合，在一起聽美國落選總統(tǒng)魏爾基訪華來蓉演講也可算是燕大復校上的第一課。成都燕大代校長梅貽寶首次亮相，就當了魏尓基的高級翻譯。

成都燕京大學的教員陣容，以原任燕京教員為主體。在后方復校特殊情形之下，夫婦不得同校服務一條，臨時失效。不少教授夫人擔任了教職：第一個就是梅貽寶夫人倪逢吉擔綱家政系主任,還有鄭林莊夫人關瑞梧講授經(jīng)濟學,林耀華夫人饒毓蘇講授經(jīng)濟學等等。英美籍教職員尚有包貴思女士及夏仁德先生惠然來臨，設壇施教。

特約教授的陣容，令成都文風為之一振。有陳寅恪、蕭公權、李方桂、吳宓、徐中舒、趙人雋、曾遠榮等。每次開講，教室外、窗口邊都擠滿聽眾。梅貽寶說：所可惜者，陳寅恪先生即在成都燕大教授任期內(nèi)，雙目失明。原來他左眼膜垂降已有數(shù)年，屢治不愈。在成都忽然右眼膜亦不幸垂降。陳公住進同仁醫(yī)院，院址即在燕京對街。學生們踴躍的組成看護隊，輪班侍候，替陳師母分勞。陳公感念之余，向我說道，“未料你們教會學校，倒還師道猶存。”我至今認為能請動陳公來成都燕京大學講學，是一杰作，而能得陳公這樣一語評鑒，更是我從事大學教育五十年的最高獎飾。

抗戰(zhàn)期間，在四川成都，梅貽寶以代校長的身份，主持著（成都）燕京大學；在云南昆明，他的兄長梅貽琦以清華大學校長之職，掌舵著由清華、北大、南開組成的西南聯(lián)大。梅氏一門，同時出了兩位大學校長，梅貽寶一度與兄長齊名，被稱為小梅校長。

抗戰(zhàn)末期，生活愈益困難，精神疲憊，教育界人士清苦尤甚。1945年4月，梅貽寶應聘赴美講學，聘期一年。戰(zhàn)時赴美只有美國空軍運輸機可乘，他當時由重慶、成都飛到昆明，抵達時天色已晚，需次日續(xù)飛。正好趁便去看五哥、五嫂。他在回憶文章中寫道：“好不容易找到那‘校長公館’。校長家里來了不速之客，難免有些緊張。尤其是晚飯已過。給我安排吃一頓飯，亦頗費周章。大概是向同院住的陳福田家里討來的面包牛油。連過夜的行軍床……諸侄們看到老叔很是親熱”。

這張床就搭設在書架前、書桌旁，被子也是臨時借來的。晚上梅貽琦一面看學校公文，一面和弟弟敘家常。梅貽寶當晚只見祖彥侄悶悶不樂，迥異尋常，便問到祖彥，五哥才說，兩天前跑警報，彥侄把一副眼鏡連盒給跑丟了。家里無錢給他再配一副，而他沒有眼鏡就不能念書，故而父子都覺十分窘困。

梅貽寶感慨不已：“亦曾聽說‘五哥’在昆明主持聯(lián)大，生活不寬裕，但未料到他們一貧至此。遐邇傳聞的校長太太制賣定勝糕的佳話，大概就屬于這個時期。現(xiàn)在想來，近乎奇談，亦應視為吾國教育界從業(yè)員的美談”。

三

1945年10月燕京大學在北平復校，1946年夏天，（成都）燕京大學師生全部遷回北平，與本部正式合并，實現(xiàn)統(tǒng)一辦學。這時梅貽寶還在美國參加“國際教育和文化交流項目”，倪逢吉把家安頓在了朗潤園20號。那么梅貽寶是什么時候回國的呢？

前文已經(jīng)說過，梅貽琦夫人韓詠華是我母親韓德常的五姑。母親三歲喪母，是姑姑們把她帶大的，最早帶她的就是五姑韓詠華。因此我母親與梅貽寶、倪逢吉很早就認識，稱呼梅貽寶為“梅老叔”，倪逢吉為“倪姑姑”。在《梅貽琦日記》1946年9月15日這一天有這樣幾行字：……后至朗潤園20號逢吉處午飯……飯后拍照二三張，與逢吉至南大地徐家，看德常新生男（女？）孩（名徐泓）……筆下兩次提到“逢吉”，在她家吃的飯，由她陪著去南大地徐家，都未提及梅貽寶，可見此時梅貽寶還沒有回國。我姨姨韓德莊是1945年入學的燕京大學心理系學生，她在1946年9月的日記里寫到：“選課：陸先生（陸志韋）、沈先生（沈乃璋），外系還有梅老叔的國文課”。據(jù)此推測，梅貽寶結束赴美交流項目聘期一年回到北平，應是在1946年秋天。回校后，梅貽寶即出任燕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并兼任文學院院長。

燕京校友回憶陸志韋、梅貽寶先生時說過：那些老學究都是牌王。這句話說十人有九人是準的。打牌包括麻將、橋牌，還有撲克。花樣翻新，比如麻將，一條龍、門前清，玩的都是新章。

橋牌基本在陸志韋先生家開打。“每個禮拜總得有一兩晚在陸家打橋牌。牌手有梅貽寶先生、梅太太、金城銀行的汪經(jīng)理、林啟武先生、廖泰初先生和外文系的吳興華。”文章還披露了燕大教職員橋牌隊八人四組的陣容：梅氏夫婦一對、林啟武廖泰初一對，汪經(jīng)理吳興華一對、陸志韋陳熙橡一對。他們常與清華和北大的教職員橋牌隊“三角”比賽。

安逸的日子并不長。1948年11月底，平津戰(zhàn)役開始。燕京大學校園里思潮涌動。梅貽寶在自傳體的《大學教育五十年》坦陳了自己的想法：“燕京墻外可聽國軍退守腳步。整個局面，已是朝不保夕。余素來認為個人自由、學術自由乃人生至寶。是以水火絕難相融。而且不慣緘默，不肯低頭妥協(xié)。自諒一朝政變，像我這樣出了名的加料‘落伍’教授，難得善果。燕京宣布，學校要維持到底，教員學生，行動自由。話是如此說，我去請假離校，陸校長仍勸我留校留職，維持太平局面。我以為我留下來，不但于我不利，深恐還會掛累燕京，反增疚愧。于是決定請假。”

梅貽寶、倪逢吉夫婦第二次由燕京大學準假留職。第一次還是在1937年，他們不耐日軍欺侮，到后方參加抗戰(zhàn)。那一次他們很快在成都即回歸，繼續(xù)服務燕大。但這一次，便是永訣了，有去無回。

四

1986年，攝于梅貽寶先生家。前排左起：韓德常、倪逢吉、徐浣；后排左起：梅祖麟、梅貽寶、徐獻瑜

1986年7月，我的父親母親赴美探親。剛到羅切斯特，母親就著急去康奈爾大學探望她的“梅老叔”和“倪姑姑”。

梅貽寶先生見到我父親的第一句話便是：“獻瑜，你好！你還打橋牌嗎？”40年前，他們夫婦每周去燕東園27號陸志韋先生家打牌，都要從我家門前經(jīng)過。我父親也會打橋牌，但不是燕大橋牌隊的主力，只偶爾在三缺一的狀況下做一個牌搭子。

同去的妹妹徐浣回憶：“媽媽將梅貽寶夫婦親熱地稱為老叔和倪姑姑。我對這位倪姑姑印象很深，她的氣質(zhì)非常好，很和藹，是一位善談的老人。”

同去的妹夫程嘉樹，對梅貽寶先生印象深刻，他說：“梅先生中等個兒，胖胖的，有點灰白頭發(fā)，和爸爸很熟絡。他還帶我們到康奈爾大學的校園里走了走。”

這次寫作中，我重新閱讀了梅貽寶所著《大學教育五十年——八十自傳》，他多次談到自己的一生是流離失所的一生。他辦大學教育，前20年在燕京大學，后30年在國外大學執(zhí)教。1955年至1970年，梅貽寶就任愛荷華州立大學東方學教授兼遠東中心主任，倪逢吉也獲聘為大學圖書館編目員，負責創(chuàng)設圖書館中的中日文獻部門。兩人于1970年同時退休。同年9月，梅貽寶受聘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校長，做到1973年6月。夫婦兩人一直持綠卡，曾兩度僑居美國（1949—1970年、1973—1997年），直到病逝，始終沒有加入美國國籍。他的名片也一直標注“北平燕京大學哲學教授”，他說：“實際我未嘗向?qū)W校辭職，學校亦未嘗把我撤職”，以示對1952年高校院系調(diào)整后消失的燕京大學表達永遠的懷念。

1973年以后，梅貽寶、倪逢吉夫婦與兒子一家同住。仁者高壽：梅貽寶逝于1997年，享年97歲。倪逢吉逝于2001年，享年99歲。

兒子梅祖麟，從小在燕園長大，童年時家住燕南園65號；上中學時家住朗潤園20號。育英中學在城里，他住校，每周末來往均乘坐燕大校車。

他1954年畢業(yè)于美國俄亥俄州歐伯林學院，獲數(shù)學學士學位。1962年獲耶魯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71—2000年任美國康奈爾大學東亞研究學系教授，1992—2012年任臺灣“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

梅祖麟曾多次來大陸講學，2005年，他受聘擔任清華大學偉倫特聘訪問教授，在清華大學開設“近代漢語語法與方言研究”課程，除清華學子外，北大、社科院的學生也慕名前來聽課。

2010年春，梅祖麟捐贈給清華大學圖書館的一批私人藏書漂洋過海，從美國紐約州Ithaca運抵清華。他的這批贈書共計65箱、2626冊，是從私人藏書中挑選出來的，其中外文圖書約占七成，中文書以臺版書刊居多，出版年代覆蓋整個20世紀，還有一些年代久遠的較珍貴圖書，如1867年出版的《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等。

講學與捐贈都選擇在清華大學，可能出于這樣一種考慮：他的大伯父梅貽琦先生曾任清華大學校長，他的父親梅貽寶是清華留美預備學堂1915級的學生，他的母親倪逢吉也是清華大學1921年選派留美的10名女生之一。

2023年10月14日上午，國際著名語言學家、康奈爾大學教授梅祖麟先生在美國逝世，享年9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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