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 | 燕南園65號：梅貽寶、倪逢吉夫婦

文 | 徐泓

燕南園65號，坐北朝南，位于園子的西半部，在幾株大樹環抱下，一條小路通向它的正門。四周沒有綠籬圍著，草地寬敞。后面與66號為鄰，前面與64號為鄰。上圖中遠處的那排白墻紅窗欞的平房，正是后來加蓋的燕南園50號。

我從小就對這棟樓很好奇，因為它和我家住的燕東園40號一模一樣，在燕東園這樣帶有較大頂樓的一層別墅小樓還有四座，但在燕南園只有獨一無二的65號。

我也一直對65號的住戶充滿好奇，究竟有哪些人家曾經生活在和我家一樣的居住空間環境里。尋找這份名單時曾遇到一個難題，后來隨著考證“吳文藻、謝婉瑩所住的60號究竟是否現在的66號”迎刃而解，原來現在的65號，在燕南園1945年以前的門牌編號是61號。查找1926—1937年度“燕京大學教職員通訊地址”，我發現從1930年至1937年在這里住的是梅貽寶、倪逢吉夫婦。

前文講過，燕園曾流傳一段佳話：“燕京的三位小姐，招來清華的三位女婿。”說的是清華大學送出留美的三位高材生 ，與三位留美的燕京大學女生結為夫妻，學成歸國后統統“入贅”燕京大學。

司徒雷登為首的校方，采取了與現在高校類似的引進人才政策，為他們三對夫婦提供了優厚的薪酬還有最好的住房。當時最好的住房就在燕南園、燕東園，而燕東園先建好，不少樓已經住滿了，燕南園還在分批建設中，因此他們先后搬入燕南園，李汝祺、江先群住進62號（現在的64號）、梅貽寶、倪逢吉住進61號（現在的65號），吳文藻、謝婉瑩住進60號（現在的66號）。

梅貽寶、倪逢吉夫婦服務燕京大學20年，是創建燕大的“老臣”之一，梅貽寶還曾任（成都）燕京大學代校長（1942—1946）。1949年5月他們從上海離開大陸移居美國，從此在中國內地的教育史和學術史上消失了。

建筑物作為物質載體，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它能幫助你與歷史人物建立對話和聯系。面對燕南園65號別墅小樓，我來嘗試打撈湮沒已久的梅貽寶、倪逢吉夫婦。

一

梅貽寶（1900—1997）

梅貽寶1900年生人。早年就讀于天津南開中學，1915年與梁實秋、顧毓琇同期考入清華留美預備學堂，有梁實秋的文章為證：“過后不久榜發，榜上有名的除我之外有吳卓、安紹云、梅貽寶及一位未及入學即行病逝的應某。”1923年他與梁實秋、顧毓琇、梁思成、吳文藻等同船赴美。他插班進入與中國頗有淵源的歐柏林學院，一年后，又進入芝加哥大學研究院哲學系。1927年他獲得哲學博士，在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和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影響與指導下，梅貽寶完成的博士論文題為：《墨子：一位被人忽視卻與孔子匹敵的對手》（《Motse, the Neglected Rival of Confucius》）。主要內容是通過中西比較視角，重新評價墨子的哲學地位，論證墨子不僅是儒家思想的“對手”，更是中國倫理與政治哲學中極具原創性的代表人物；墨子的“兼愛”“非攻”“尚賢”等思想，具有強烈的社會改革精神和功利主義色彩；與孔子的“仁愛”思想對比，墨子的“兼愛”更具普遍性與平等性。這篇論文是早期系統向西方介紹墨子的英文研究之一；后被擴展為1929年出版的英文專著《墨子的倫理哲學與政治哲學》。

在芝加哥大學求學期間，梅貽寶當選中國學生會干事，工作中與擔任中國學生會會長的倪逢吉相識。這位清秀干練的江浙女子，當時在哥大頗負盛名的社會學系修讀碩士。兩位優秀的學子互相吸引，兩顆年輕的心在異國他鄉慢慢靠近。

倪逢吉（1902—2001）

倪逢吉1902年生人。1920年她進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學學習。一年后，通過嚴格的選拔，以優異的成績考取清華專為女生設立的庚款留美名額。此名額開始于1914年，每隔一年錄取10人左右，后因經費緊張減少為5人，至1927年止，僅招收了7批共計53人。倪逢吉就是清華大學1921年選派留美的10名女生之一。她赴美后，先入金陵女子大學的“姐妹校”史密斯學院，后升入芝加哥大學攻讀社會學。1925年，倪逢吉碩士畢業，畢業論文題目是《中國婦女地位之變遷》。同年，獲得美國密歇根大學的巴伯獎學金，這個獎學金是密大校友巴伯先生專為亞洲女性留學美國所設立的。

1926年，倪逢吉比梅貽寶先行回國，在母校金陵女子大學任教一年，教授歷史學、社會學；第二年北上，開始任教于燕京大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系，并被推舉為燕大董事會中的女教員代表董事。她書教得好，文章也寫得多，她呼吁女性以實際行動求得自身在家庭中的平等地位，更呼吁社會解開施加于女性身上的道德枷鎖，倡導“男女道德標準當求同一，女子講貞操節義，稍一失常即為一般人所不齒，男子則酒地花天不以為羞，這樣畸形的道德標準日后力求取消”。

燕大社會學系在介紹當年都有哪些名師曾先后任課或兼課時，開出一長串名單：陳翰笙、吳文藻、張鴻鈞、嚴景耀、雷潔瓊、楊開道，言心哲、陶孟和、馮友蘭、趙紫宸、倪逢吉、趙承信、李安宅、關瑞梧、陶希圣等，倪逢吉躋身其中。

1928年，梅貽寶學成歸國。他在獲得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后，還到哈佛大學、德國科隆大學進修過，并游歷了西歐諸國。在北平火車站迎接梅貽寶的，是等待了將近兩年的倪逢吉，梅貽寶隨即把倪逢吉介紹給了家人。利用夏天的假期，倪逢吉帶著梅貽寶回了趟浙江，得到了家中父母的認可。這一年，燕京大學的注冊課主任正好出缺，梅貽寶應聘就職。

“我同逢吉于1928年訂婚，1929年結婚。新郎長袍馬褂，新娘則鳳冠霞帔，花轎迎入禮堂。蓋殊不欲采用西洋婚禮服裝也。未料竟成花邊新聞，轟動一時。上海圖畫月刊登載婚禮照片甚多。可惜多年流離遷徙，全都失散無存。”梅貽寶在自傳中說。

1929年第38期《良友》畫報“結婚留影”專欄

找到了1929年第38期《良友》畫報，在“結婚留影”一欄，刊登了兩對新人的新婚照，左邊是吳文藻謝婉瑩的西式婚禮，右邊是梅貽寶倪逢吉的中式婚禮，相映成趣，令人莞爾一笑。

梅貽寶夫婦婚后搬入燕南園65號。1931年生祖驥，1933年生祖麟。梅貽寶擔任注冊課主任，教務處主任。在燕大讀過書的學生，差不多都認識這位儒雅清秀的梅先生。他曾擔任過幾年招生委員會主席，與報考新生打過一陣子交道，開學后則為入學新生開一門思想方法課程，同時常年教授一兩門哲學課。“師生間較多認識往來，庶幾近乎教育理想”。

梅貽琦（1889—1962）

1931年末，梅貽寶的胞兄梅貽琦從華盛頓清華留美學生監督任上調回，就職清華大學校長，1932年春天，梅貽琦夫婦攜五個子女搬進了清華園頭號官邸甲所。

梅家五兄弟中，梅貽琦居長，梅貽寶居末，兩人相差11歲。庚子之亂，梅家避亂逃亡，回來后發現所有家業已被洗劫一空。梅家諸子女原來每人都有一位奶媽，到了庚子年出生的梅貽寶，沒錢聘奶媽了，母親又奶水不足，只好佐以糕餅喂養。那糕餅就是米面粉攪拌放一點兒糖。每天抱著小幺弟，細心給他喂糕餅的正是11歲的五哥（梅家按照家族大排行，梅貽琦被弟弟妹妹稱為五哥）。梅貽寶用12個字形容自己和梅貽琦的關系：“生為長兄，業為尊師，兼代嚴父”。他說：“五哥的言行功業，影響余一生至巨”。如今長兄在清華，他在燕京，清華園甲所與燕南園65號相距不遠，往來方便，得以時常到清華省視，不亦悅乎？梅貽寶后來回憶說：“論國言家，在我這流離失所的一生中，這幾年要算是最快樂的一段時光。”

唯一的不幸：1936年他們的長子、5歲的祖驥因病夭折。婚后，逢吉本已失業，按照燕京大學教職員服務條例規定，夫婦不得同時在燕大服務。待兩個兒子略長大，倪逢吉便受聘輔仁大學。傷子之痛，使得她立志專攻兒童福利，轉而承擔起家政學教學工作，致力于兒童福利人才的培訓。梅貽寶說：“不過日日進城授課，較辛苦耳。”

二

1937年7月，盧溝橋戰事爆發。燕京大學因為是美國教會創辦的大學，得以勉力維持，為青年學子提供了就近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而梅貽寶夫婦不耐生活在淪陷區受日軍欺侮，他們向學校告假，要求到后方參加抗戰，并且已受聘為甘肅科學教育館館長。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事爆發，燕京大學遭日軍封校，在校的主要教職員紛紛被投入監獄，校務長司徒雷登正在天津，不久便因為不愿與日本人合作而被逮捕。燕京大學迎來至暗時刻。燕大臨時校董會于1942年2月開會，一致決議在后方復校，并當即成立復校籌備處，推舉梅貽寶為籌備處主任。

梅貽寶受命于危難之中。他后來回憶說：

當時業已抗戰數年，民生疲困，物價高漲，在后方平地起家，恢復一大學，困難重重。經多方奔走磋商，地點選定成都。成都華西協和大學，系由美國及加拿大各基督教教會所協力創設。校園在成都城外西南隅華西壩，甚為寬敞。惟在燕京進行復校以前，早有人滿之患。抗戰以來，南京的金陵大學及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又濟南的齊魯大學，先后遷來成都。三校各自與華大合作，另在華西壩邊緣，添造臨時校舍，維持校務。燕京大學再來成都，華西壩委實無法容納，只可另作別圖。幸蒙張岳軍(拿)主席大力維持， 得以租用陜西街華美中學小學兩所，并蒙撥給華陽縣文廟應用。復承華西大學支持，得以在華西壩進行理科課業。

從這段敘述不難看出，（成都）燕大辦學分散在幾處，空間都很局促：理科教學安排在成都錦江南岸的“華西壩”，與華西、金大、金女大、齊魯合用；租用陜西街的華美中學，一部分作為辦公和教學用房，所幸華美女中系三層樓房的建筑，房間小而多，利用這一優勢，盡量拼湊，見縫插針，比如二樓一小間校長室的過道上，置一桌一椅和一部打字機便是秘書辦公室；另一部分作為女生宿舍；近旁的啟華小學為教員宿舍；借用何公巷1號，即成都文廟為男生宿舍和單身男教員宿舍。許多男生都記得文廟前那兩棵參天的大桂花樹，9月里怒放，香氣襲人。

最難的還是辦學資金問題，教育部下發一部分戰時教育經費，遠遠不夠。梅貽寶遵循張伯苓老校長（梅貽寶系南開中學畢業）的訓示“我為自己向人求告是無恥，我為南開不肯向人求告是無勇”，發起了千萬基金募捐運動，“將募得資金的一部分最終兌換了3萬多美元，這也是一筆不小的經費了。民營事業如重慶大公報，亦竭力支持，于經費捐助外，尤多精神鼓勵。另有國際援華會等國際團體，籌款協助，勉強成局”。

當年夏天開始招生，報名者極為踴躍，光成渝兩地即逾3000人。而招收名額只限150人，還有150個名額是留給追隨而來的燕大學生。1942年10月1日，擁有文、理、法三個學院14個系的成都燕京大學正式開學上課。當天上午全校師生在陜西街校內集合整隊，一名魁梧的同學高舉著寫有“燕京大學”字樣的紅旗，身后是整齊的隊伍直奔西壩河足球場。其時，華西、金大、金女大、齊魯四所教會大學的師生均已到場，濟濟一堂。燕大的到來，是華西壩五所大學的首次匯合，在一起聽美國落選總統魏爾基訪華來蓉演講也可算是燕大復校上的第一課。成都燕大代校長梅貽寶首次亮相，就當了魏尓基的高級翻譯。

成都燕京大學的教員陣容，以原任燕京教員為主體。在后方復校特殊情形之下，夫婦不得同校服務一條，臨時失效。不少教授夫人擔任了教職：第一個就是梅貽寶夫人倪逢吉擔綱家政系主任,還有鄭林莊夫人關瑞梧講授經濟學,林耀華夫人饒毓蘇講授經濟學等等。英美籍教職員尚有包貴思女士及夏仁德先生惠然來臨，設壇施教。

特約教授的陣容，令成都文風為之一振。有陳寅恪、蕭公權、李方桂、吳宓、徐中舒、趙人雋、曾遠榮等。每次開講，教室外、窗口邊都擠滿聽眾。梅貽寶說：所可惜者，陳寅恪先生即在成都燕大教授任期內，雙目失明。原來他左眼膜垂降已有數年，屢治不愈。在成都忽然右眼膜亦不幸垂降。陳公住進同仁醫院，院址即在燕京對街。學生們踴躍的組成看護隊，輪班侍候，替陳師母分勞。陳公感念之余，向我說道，“未料你們教會學校，倒還師道猶存。”我至今認為能請動陳公來成都燕京大學講學，是一杰作，而能得陳公這樣一語評鑒，更是我從事大學教育五十年的最高獎飾。

抗戰期間，在四川成都，梅貽寶以代校長的身份，主持著（成都）燕京大學；在云南昆明，他的兄長梅貽琦以清華大學校長之職，掌舵著由清華、北大、南開組成的西南聯大。梅氏一門，同時出了兩位大學校長，梅貽寶一度與兄長齊名，被稱為小梅校長。

抗戰末期，生活愈益困難，精神疲憊，教育界人士清苦尤甚。1945年4月，梅貽寶應聘赴美講學，聘期一年。戰時赴美只有美國空軍運輸機可乘，他當時由重慶、成都飛到昆明，抵達時天色已晚，需次日續飛。正好趁便去看五哥、五嫂。他在回憶文章中寫道：“好不容易找到那‘校長公館’。校長家里來了不速之客，難免有些緊張。尤其是晚飯已過。給我安排吃一頓飯，亦頗費周章。大概是向同院住的陳福田家里討來的面包牛油。連過夜的行軍床……諸侄們看到老叔很是親熱”。

這張床就搭設在書架前、書桌旁，被子也是臨時借來的。晚上梅貽琦一面看學校公文，一面和弟弟敘家常。梅貽寶當晚只見祖彥侄悶悶不樂，迥異尋常，便問到祖彥，五哥才說，兩天前跑警報，彥侄把一副眼鏡連盒給跑丟了。家里無錢給他再配一副，而他沒有眼鏡就不能念書，故而父子都覺十分窘困。

梅貽寶感慨不已：“亦曾聽說‘五哥’在昆明主持聯大，生活不寬裕，但未料到他們一貧至此。遐邇傳聞的校長太太制賣定勝糕的佳話，大概就屬于這個時期。現在想來，近乎奇談，亦應視為吾國教育界從業員的美談”。

三

1945年10月燕京大學在北平復校，1946年夏天，（成都）燕京大學師生全部遷回北平，與本部正式合并，實現統一辦學。這時梅貽寶還在美國參加“國際教育和文化交流項目”，倪逢吉把家安頓在了朗潤園20號。那么梅貽寶是什么時候回國的呢？

前文已經說過，梅貽琦夫人韓詠華是我母親韓德常的五姑。母親三歲喪母，是姑姑們把她帶大的，最早帶她的就是五姑韓詠華。因此我母親與梅貽寶、倪逢吉很早就認識，稱呼梅貽寶為“梅老叔”，倪逢吉為“倪姑姑”。在《梅貽琦日記》1946年9月15日這一天有這樣幾行字：……后至朗潤園20號逢吉處午飯……飯后拍照二三張，與逢吉至南大地徐家，看德常新生男（女？）孩（名徐泓）……筆下兩次提到“逢吉”，在她家吃的飯，由她陪著去南大地徐家，都未提及梅貽寶，可見此時梅貽寶還沒有回國。我姨姨韓德莊是1945年入學的燕京大學心理系學生，她在1946年9月的日記里寫到：“選課：陸先生（陸志韋）、沈先生（沈乃璋），外系還有梅老叔的國文課”。據此推測，梅貽寶結束赴美交流項目聘期一年回到北平，應是在1946年秋天。回校后，梅貽寶即出任燕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并兼任文學院院長。

燕京校友回憶陸志韋、梅貽寶先生時說過：那些老學究都是牌王。這句話說十人有九人是準的。打牌包括麻將、橋牌，還有撲克。花樣翻新，比如麻將，一條龍、門前清，玩的都是新章。

橋牌基本在陸志韋先生家開打。“每個禮拜總得有一兩晚在陸家打橋牌。牌手有梅貽寶先生、梅太太、金城銀行的汪經理、林啟武先生、廖泰初先生和外文系的吳興華。”文章還披露了燕大教職員橋牌隊八人四組的陣容：梅氏夫婦一對、林啟武廖泰初一對，汪經理吳興華一對、陸志韋陳熙橡一對。他們常與清華和北大的教職員橋牌隊“三角”比賽。

安逸的日子并不長。1948年11月底，平津戰役開始。燕京大學校園里思潮涌動。梅貽寶在自傳體的《大學教育五十年》坦陳了自己的想法：“燕京墻外可聽國軍退守腳步。整個局面，已是朝不保夕。余素來認為個人自由、學術自由乃人生至寶。是以水火絕難相融。而且不慣緘默，不肯低頭妥協。自諒一朝政變，像我這樣出了名的加料‘落伍’教授，難得善果。燕京宣布，學校要維持到底，教員學生，行動自由。話是如此說，我去請假離校，陸校長仍勸我留校留職，維持太平局面。我以為我留下來，不但于我不利，深恐還會掛累燕京，反增疚愧。于是決定請假。”

梅貽寶、倪逢吉夫婦第二次由燕京大學準假留職。第一次還是在1937年，他們不耐日軍欺侮，到后方參加抗戰。那一次他們很快在成都即回歸，繼續服務燕大。但這一次，便是永訣了，有去無回。

四

1986年，攝于梅貽寶先生家。前排左起：韓德常、倪逢吉、徐浣；后排左起：梅祖麟、梅貽寶、徐獻瑜

1986年7月，我的父親母親赴美探親。剛到羅切斯特，母親就著急去康奈爾大學探望她的“梅老叔”和“倪姑姑”。

梅貽寶先生見到我父親的第一句話便是：“獻瑜，你好！你還打橋牌嗎？”40年前，他們夫婦每周去燕東園27號陸志韋先生家打牌，都要從我家門前經過。我父親也會打橋牌，但不是燕大橋牌隊的主力，只偶爾在三缺一的狀況下做一個牌搭子。

同去的妹妹徐浣回憶：“媽媽將梅貽寶夫婦親熱地稱為老叔和倪姑姑。我對這位倪姑姑印象很深，她的氣質非常好，很和藹，是一位善談的老人。”

同去的妹夫程嘉樹，對梅貽寶先生印象深刻，他說：“梅先生中等個兒，胖胖的，有點灰白頭發，和爸爸很熟絡。他還帶我們到康奈爾大學的校園里走了走。”

這次寫作中，我重新閱讀了梅貽寶所著《大學教育五十年——八十自傳》，他多次談到自己的一生是流離失所的一生。他辦大學教育，前20年在燕京大學，后30年在國外大學執教。1955年至1970年，梅貽寶就任愛荷華州立大學東方學教授兼遠東中心主任，倪逢吉也獲聘為大學圖書館編目員，負責創設圖書館中的中日文獻部門。兩人于1970年同時退休。同年9月，梅貽寶受聘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校長，做到1973年6月。夫婦兩人一直持綠卡，曾兩度僑居美國（1949—1970年、1973—1997年），直到病逝，始終沒有加入美國國籍。他的名片也一直標注“北平燕京大學哲學教授”，他說：“實際我未嘗向學校辭職，學校亦未嘗把我撤職”，以示對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后消失的燕京大學表達永遠的懷念。

1973年以后，梅貽寶、倪逢吉夫婦與兒子一家同住。仁者高壽：梅貽寶逝于1997年，享年97歲。倪逢吉逝于2001年，享年99歲。

兒子梅祖麟，從小在燕園長大，童年時家住燕南園65號；上中學時家住朗潤園20號。育英中學在城里，他住校，每周末來往均乘坐燕大校車。

他1954年畢業于美國俄亥俄州歐伯林學院，獲數學學士學位。1962年獲耶魯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71—2000年任美國康奈爾大學東亞研究學系教授，1992—2012年任臺灣“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

梅祖麟曾多次來大陸講學，2005年，他受聘擔任清華大學偉倫特聘訪問教授，在清華大學開設“近代漢語語法與方言研究”課程，除清華學子外，北大、社科院的學生也慕名前來聽課。

2010年春，梅祖麟捐贈給清華大學圖書館的一批私人藏書漂洋過海，從美國紐約州Ithaca運抵清華。他的這批贈書共計65箱、2626冊，是從私人藏書中挑選出來的，其中外文圖書約占七成，中文書以臺版書刊居多，出版年代覆蓋整個20世紀，還有一些年代久遠的較珍貴圖書，如1867年出版的《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等。

講學與捐贈都選擇在清華大學，可能出于這樣一種考慮：他的大伯父梅貽琦先生曾任清華大學校長，他的父親梅貽寶是清華留美預備學堂1915級的學生，他的母親倪逢吉也是清華大學1921年選派留美的10名女生之一。

2023年10月14日上午，國際著名語言學家、康奈爾大學教授梅祖麟先生在美國逝世，享年9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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