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畫能換來一座莊園,但一個親生兒子,卻連一張去國外的船票都換不來。
這事兒就出在畫荷花出了名的畫壇泰斗張大千身上。
當全世界都在為他筆下的潑墨山水和絕代仕女鼓掌時,一封從大陸寄出的電報,像一顆釘子,死死地釘在了他晚年輝煌的畫卷上。
1978年,臺灣,摩耶精舍。
張大干正對著一張宣紙,構思著下一幅能震動巴黎畫壇的杰作。
他不知道,在幾千公里外的南京,長江大橋下冰冷的鐵軌上,一個叫張心建的年輕人,正等待著一列可以終結他所有痛苦的火車。
這個年輕人,是他和摯愛徐雯波的獨子,年僅二十二歲。
電報傳來時,上面只有幾個字,每個字都像鐵軌一樣冰冷:張心建,臥軌自殺。
說起來,張大千這一輩子,過的就是個為藝術癡狂的日子。
他的情路,就是他藝術路上的一個個加油站,而他的第一個坎,也是最大的一個坎,叫謝舜華。
這是他家里給訂的娃娃親,是他那個遠在內江老家的表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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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會兒張大千還在日本念書,一個人在異國他鄉,孤單寂寞,全靠著對這個沒見過面的未婚妻的想象過活。
謝舜華這個名字,就是他青春期所有美好念想的集合體,是他畫里那個最完美的仕女原型。
可人算不如天算。
等他學成回國,興沖沖地準備當新郎官時,家里人告訴他,謝舜華早就得病死了。
這一下,把他整個人都給抽空了。
精神上的頂梁柱塌了,他感覺整個世界都沒意思了。
一氣之下,年輕人干了件轟動十里八鄉的事——跑到松江禪定寺出了家。
方丈看他有點慧根,給了他個法號,叫“大千”。
這本是佛家里“三千大千世界”的意思,讓他看破紅塵,結果誰能想到,這個法號后來成了他在紅塵里最大的名號。
和尚沒當多久,家里傳來噩耗,他哥意外去世了。
作為家里唯一的男丁,傳宗接代的擔子又砸回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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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辦法,只能還俗。
謝舜華的死,在他心里掏了個大窟窿,這個窟窿,他用了一輩子,找了四個女人,都沒能真正填滿。
還俗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結婚。
大夫人曾正蓉,是家里安排的,一個典型的舊式婦女,不識字,但持家是把好手。
張家上上下下幾十口人,里里外外的賬目,她管得井井有條。
她給了張大干一個安穩的大后方,讓他可以一門心思撲在畫上。
但張大千對她,只有責任,沒有愛。
他倆就像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理,一個主外,一個主內,搭伙過日子,就是沒啥感情交流。
很快,張大千在外面認識了黃凝素。
這是個有文化的新派女性,年輕漂亮,還懂點畫。
張大千一下子就著了迷,非要娶她當二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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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凝素給他帶來了新鮮感和創作的火花,也一口氣給他生了八個孩子,是所有夫人里最能生的。
起初幾年,兩人感情好得蜜里調油。
但時間一長,孩子一多,黃凝素的主要精力就都放在了養兒育女上,從張大千的情人,慢慢變成了孩子們的媽和家庭的內務總管。
就在這時,他又遇到了唱京韻大鼓的楊宛君。
楊宛君比他小了快二十歲,人長得漂亮,嘴巴又甜,最關鍵的是,她懂張大千。
她能陪著張大千游山玩水,尋訪古跡,能在他畫畫的時候站在旁邊磨墨遞筆,聊上幾句畫。
張大千去敦煌臨摹壁畫,條件艱苦得不行,楊宛君就一直陪在他身邊,甚至親自爬上高高的腳手架,舉著蠟燭給他照明。
張大千那些最有名的仕女圖,里面的美人大多都有楊宛君的影子。
她是他藝術上的知己和模特。
于是,張家就形成了這么個怪異又穩定的局面:大夫人曾正蓉坐鎮成都老家,是后勤總司令;二夫人黃凝素帶著一群孩子,是“育兒嫂”;三夫人楊宛君陪著張大千到處跑,是“隨行秘書”加“靈感繆斯”。
她們各司其職,共同維持著這個圍繞著天才藝術家的家庭機器的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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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心里都清楚,自己得到的,只是這個男人的一部分。
1947年,張大千已經快五十歲了,功成名就,卻感覺畫畫沒了靈感,江郎才盡。
他脾氣變得很壞,整天在畫室里唉聲嘆氣。
就在這個時候,他女兒張心蕊領著她的同學來家里玩,這個同學,就是18歲的徐雯波。
本來張大千煩得很,不想見什么客人。
可女兒磨不過,他只好從畫室里出來看一眼。
就這一眼,張大千感覺自己枯了半輩子的心,又活了過來。
徐雯波那雙清澈靈動的眼睛,一下子就把他給點燃了。
年齡差了三十歲,一個是名滿天下的大師,一個是剛成年的黃毛丫頭,這事放哪兒都是驚天動地的新聞。
徐家當然不同意,把徐雯波鎖在家里。
但架不住倆人情投意合,最后徐雯波還是義無反顧地嫁給了張大千,成了他的第四位夫人,也是最后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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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徐雯波,張大千就像換了個人,創作激情井噴一樣爆發。
他把前三位夫人都拋在了腦后,眼里心里只有這個小嬌妻。
他帶著徐雯波遠渡重洋,旅居世界各地,開畫展,辦講座,風光無限。
之前那三個女人,連同她們生的一大堆孩子,都被他留在了風雨飄搖的大陸。
婚后不久,徐雯波給張大千生了個兒子,就是張心建。
按理說,這是他倆愛情的結晶,老來得子,該是寶貝得不行。
可歷史的浪潮說來就來。
隨著時局變化,張大千決定徹底離開大陸,定居海外。
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能帶走的東西和人都很有限。
他們做了一個讓后人怎么也想不通的決定:把親生的兒子張心建留在了大陸,托付給別人照顧,反而帶走了二夫人黃凝素生的女兒張心瑞。
這個決定,成了張心建一生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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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需要父母的年紀,他被留下了。
他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么,為什么被選中的是自己。
他成了“棄兒”。
在后來的幾十年里,他一邊聽著父親在海外如何風光,一邊在國內經歷著一次又一次的運動。
他的身份很尷尬,父親是享譽世界的“大畫家”,同時也是被批判的“逃亡地主”。
這種矛盾和被拋棄感,像毒蛇一樣啃食著他的內心,讓他變得沉默寡言,格格不入。
當那封報喪的電報送到摩耶精舍時,張大千正在給一幅荷花圖題跋。
他當場就懵了,把自己關在畫室里好幾天,誰也不見。
幾天后,他出來了,頭發白了更多,人也憔悴了。
他提筆畫了一幅《荷堵》,那上面的荷葉大片枯萎,蓮蓬凋零,跟以往的畫風完全不同。
他用畫筆畫盡了荷花的盛開與枯萎,卻對自己親生骨肉的枯萎一無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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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心建用生命畫上的那個句號,成了張大千所有輝煌畫卷上,最扎眼、也最抹不去的一筆血色。
此后,張大千再也沒有畫過完整的荷花,他晚年的畫作價值連城,卻再也換不回那個在鐵軌上凋零的年輕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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