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曾多次在不同場合表示,他認為列寧一生最大的錯誤,就是把一個歷史上長期統一的國家,改造成了一個“國家聯盟”。
列寧是蘇聯國父,那么普京是不是在全盤否定列寧?普京本人也曾在克格勃工作,深受蘇聯體系的影響,為什么會對列寧有如此尖銳的批評?
一枚埋藏百年的“定時炸彈”
他不止一次地提到,列寧當年在建立蘇維埃政權時,設計了一套獨特的國家結構。
在普京看來,這無異于在國家大廈的地基里,親手埋下了一枚威力巨大的“定時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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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這么說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沙皇俄國雖然被稱作“各民族的監獄”,但它在形式上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
沙皇說一不二,地方總督都由中央任命,整個國家就像一個緊握的拳頭。
而列寧的設計,相當于把這個拳頭松開,變成了五根雖然可以協同動作、但理論上隨時都能自己決定離開的手指。
普京認為,這種基于所謂“民族自決”原則的聯邦制,從根本上動搖了國家的統一性。
他覺得,國家主權應該是一個整體,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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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你從法律上承認地方可以“鬧分家”,那就等于為日后的分裂埋下了禍根。
在他看來,國家內部的民族問題,可以通過文化自治等方式解決,但絕不能觸碰國家結構統一這個底線。
列寧為何要“拆散”一個帝國?
十月革命前的沙皇俄國,是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龐大帝國,內部包含了一百多個民族。波蘭人、芬蘭人、烏克蘭人、高加索各民族、中亞各民族等等,都對俄羅斯主體民族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充滿了怨恨和反抗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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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1917年革命的洪流沖垮沙皇統治后,這些被壓迫的民族就像是被打開了牢門,第一反應就是“獨立”。
一時間,從波羅的海到中亞草原,各種“獨立”的旗號紛紛豎起,整個帝國處在四分五裂的邊緣。列寧和他的布爾什維克黨人,面對的正是這樣一個局面。
如果列寧也像沙皇一樣,高舉“大一統”的旗幟,用武力去鎮壓所有謀求獨立的民族,那他跟舊制度的壓迫者還有什么區別?他領導的革命,又如何能爭取到廣大非俄羅斯民族的支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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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在隨后的俄國內戰中,布爾什維克面臨著國內外敵人的聯合絞殺,如果沒有各民族的支持,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根本不可能生存下來。
所以,列寧提出“民族自決權”,包括分離權,既是他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理想信念,即主張所有民族一律平等,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壓迫 ,更是一種極其高明的政治策略。
他向所有非俄羅斯民族宣告:我們布爾什維克要建立的,不是一個新的“監獄”,而是一個各民族自愿加入、地位平等的大家庭。你們可以選擇加入,也可以選擇不加入,甚至加入了以后,如果覺得不舒服,理論上還可以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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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何組建這個新國家的問題上,列寧和他的戰友斯大林之間還發生過一場著名的爭論。
當時擔任民族事務人民委員的斯大林,提出了一個“自治化”方案。這個方案的核心思想是,讓烏克蘭、白俄羅斯、外高加索等共和國,作為“自治共和國”加入到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也就是“俄聯邦”)的內部。
這還是一個以俄羅斯為中心,其他民族處于附屬地位的模式,有點“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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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對這個方案提出了極其嚴厲的批評。他認為,這違背了民族平等的根本原則,會深深傷害非俄羅斯民族的感情。他堅持主張,應該建立一個全新的聯盟,即“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讓俄聯邦、烏克蘭、白俄羅斯等所有共和國,都作為平等的創始國加入這個新聯盟,而不是誰加入誰。
最終,列寧的意見占據了上風,這才有了1922年我們所熟知的蘇聯的誕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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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帝國到聯盟
理想很豐滿,但現實往往很骨感。列寧很快就發現,他設計的這套“自愿加盟、隨時可退”的聯盟體系,其實也有問題。在從帝國到聯盟的轉變過程,本身就充滿了血與火。
從1917年到1922年蘇聯正式成立,這期間俄國大地經歷了殘酷的內戰。蘇維埃政權雖然在口號上給予各民族自決權,但在實際行動中,為了贏得戰爭、鞏固政權,紅軍的腳步也踏遍了帝國的大部分疆域。
很多地區的“加入”過程,并非完全像理論上說的那樣“自愿”,而是伴隨著軍事和政治的強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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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也是最關鍵的一點,列寧的聯邦制設計,從一開始就存在一個“二元結構”的矛盾。
一方面,從憲法和法律上看,各個加盟共和國地位平等,擁有主權,甚至有退出的權利。
但另一方面,在政治現實中,蘇聯共產黨是一個高度集中、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垂直領導”體系。
黨組織遍布全國,黨的決定高于一切。只要黨中央一聲令下,加盟共和國的“主權”和“自決權”就顯得非常蒼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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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寧在世時,他還能憑借自己的崇高威望和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警惕,努力維持著各民族之間的平衡。
但列寧于1924年去世后,隨著斯大林權力的鞏固,蘇聯的政治實踐越來越偏離列寧最初的設想。
于是,蘇聯就呈現出一種非常奇特的形態:它披著一件“聯邦制”的外衣,但內核卻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實體。那條寫在憲法里的“退出權”,在強大的克里姆林宮面前,成了一紙空文,一個誰也不敢觸碰的“象征性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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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的視角
普京和許多俄羅斯人一樣,經歷了蘇聯解體帶來的巨大沖擊。他們眼睜睜地看著一個曾經讓世界為之顫抖的超級大國,在短短幾年內分崩離析,廣袤的領土被分割,數千萬俄羅斯族人一夜之間成了“外國人”。
所以,普京更傾向于從一個實用主義的“國家工程師”角度去看問題,而不是從一個“革命理論家”的角度。
在他看來,列寧的理想主義,無論初衷多么美好,最終導致的結果是災難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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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一個國家的根本任務是維持自身的生存和統一,任何可能威脅到這一點的制度設計,無論多么“政治正確”,都是有問題的。
普京的批評,也代表了當代俄羅斯一種重要的思潮:對強大、統一國家的渴望。
在經歷了蘇聯解體后的混亂和衰弱之后,俄羅斯社會普遍存在一種“集權情結”和“統一心結”。
他們認為,俄羅斯這樣一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的國家,只有在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領導下,才能保持穩定和強大。而任何形式的分權、聯邦主義,都被視為潛在的離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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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歷史的評價是復雜的。
將蘇聯解體的全部責任都歸咎于列寧的制度設計,顯然是過于簡單化了。蘇聯的崩潰是經濟停滯、政治僵化、軍備競賽、民族矛盾總爆發等多種因素長期積累的結果。
列寧的憲法條款只是在最后關頭,為解體過程提供了法律上的便利,但它本身并不是根本原因。
如果沒有后來的經濟失敗和政治信任的喪失,那條“退出權”可能還會繼續沉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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