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為什么不罵日本人？

關于魯迅是親日派的說法，在互聯網上長期廣為流傳，甚至連李敖也曾跟風碰瓷。

這些人無非是想暗示，鑒于某種曾在日本留學的經歷，以及處于對某些日本友人情感上的照顧，魯迅在中日關系上對日本人保留了很大的余地，似乎由此得出魯迅對民國的揭露，更多是處于某種別有用心。

尤其是，一向自視清高的李敖，居然也來斷章取義的碰瓷，嗨，這就有點“豈有此理”了。

今天這篇文章，咱們就來較較這個真。

1933年5月1日，魯迅在上海，身上穿著伴侶許廣平為他編織的毛衣

要是按照七七事變為起點來算，魯迅確實是不曾批評過侵華戰爭，畢竟老爺子早在1936年就去世了，斷然是沒有起死回生的可能。

可要是以九一八事變為起點，那就有點睜眼說瞎話了。

九一八事變后的第三天，1931年9月21日，魯迅在《答文藝新聞社問之日本占領東三省的意義》中，就用周氏文筆對日寇進行了抨擊，順帶著還“陰陽”了一把民國軍閥：

“這在一面，是日本帝國主義在“膺懲”他的仆役──中國軍閥，也就是“膺懲”中國民眾，因為中國民眾又是軍閥的奴隸；在另一面，是進攻蘇聯的開頭，是要使世界的勞苦群眾，永受奴隸的苦楚的方針的第一步。”

“膺懲”，懲罰之意，這是九一八事變以后，日本人為自己侵略行為找的托詞，意思就是你們先搞排日仇日抵制日貨的，所以我才要懲罰你們。

魯迅直接拿來引用，就是借此嘲諷日本人的虛偽，中國民眾明明是受害者，卻被包裝成罪魁禍首，豈有此等本末倒置之理？

最后那句“是要使世界的勞苦群眾，永受奴隸的苦楚的方針的第一步”，更是直接點明了九一八事變的真實目的，即，為了奴役中國民眾和掠奪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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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2月25日，魯迅在《友邦驚詫論》中批判國民政府的抗日態度：

好個“友邦人士”！日本帝國主義的兵隊強占了遼吉，炮轟機關，他們不驚詫；阻斷鐵路，追炸客車，捕禁官吏，槍斃人民，他們不驚詫。中國國民黨治下的連年內戰，空前水災，賣兒救窮，砍頭示眾，秘密殺戮，電刑逼供，他們也不驚詫。在學生的請愿中有一點紛擾，他們就驚詫了！

如果這還不夠，那咱們接著往下看。

1932年1月28，日軍進攻上海，制造一二八事變，6天以后的2月3日，魯迅、矛盾、丁玲、葉圣陶、郁達夫、胡愈之等43位文化界人士發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譴責日本侵略行徑及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呼吁國際力量支援中國抗日斗爭。

2月7日，魯迅再次同茅盾、陳望道等129名文藝界人士一起發表《為日軍進攻上海屠殺民眾宣言》，強烈抗議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的侵略暴行。

一二八事變，對魯迅的抗日思想形成至關重要，在這次事變中，魯迅家正處于交戰區，他書房里的書桌，在28日夜被子彈洞穿，30日，魯迅一家簡單收拾，趕往他的日本好友內山完造開設的內山書店避難。

這位內山完造亦非常人，相關介紹我們后邊再補充。

抵達書店以后，魯迅在這里意外的撞見了自己的弟弟周建人一家，也由此得知了一個讓他后怕不已的事情。

周建人，為何會出現在內山完造的書店里呢？

事發次日，大量日本僑民扮成便衣隊，配合日軍陸戰隊在街頭大肆抓人，而周建人一家，也及其不幸的被逮捕，內山完造在他的回憶錄中是這樣記載的：

“店前走過一群中國人，他們被陸戰隊和自警團押著，正要送到陸戰隊去。我不經心地朝著這群人看了看，發現里面有魯迅先生的親弟弟周建人先生和他的家屬。我趕忙跑出去，跟陸戰隊說明理由，讓他們把周建人先生一家釋放了。以后，我讓他一家先在我家里落了腳，第二天讓他們拿著我的名片，到安全地帶避難去了。”

“這雖是一件偶然的事，但確實太好了。因為當時有一種傳說，抓來的人，陸戰隊不可能一一地審問，統統都在私下傳來傳去的過程中被暗暗地殺掉了。”

事實證明，內山完造關于日本海軍陸戰隊隨意殘殺無辜百姓的回憶是正確的。

“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最初的六七天內，北四川路一帶被日軍槍殺的就不下40余人，被拘捕后下落不明者更是不計其數。武昌路上的三元宮、北四川路上的東洋大戲院、廣東大戲院和日本小學都成了日本憲兵肆意拘捕、蹂躪和殘殺中國人的場所。

如果不是這種機緣巧合，周建人一家，恐怕就要“不知所終”。

3月10日，戰爭基本結束，13日，魯迅一家搬出內山書店。在給友人許壽裳的回信中，他這樣回憶：

“……喬峰寓為炸彈毀去一半，但未遭劫難，故所失不多，幸人早避去，否則，死矣。”

魯迅這一生，先后經歷八國聯軍侵華，辛亥革命，北洋軍閥混戰，九一八，但沒有任何一件事如“一二八事變”這樣讓他印象深刻。

從1932年出版的《南腔北調集》到1936年的《且介亭雜文末編》，魯迅有關民族危機問題的雜文不斷增長。

比如《我們不再受騙了》《論“赴難”和“逃難”》《九一八》《觀斗》《航空救國三愿》《戰略關系》《伸冤》等諸多文章，一次又一次地敲響了民族存亡的警鐘，魯迅毫無疑問地成為抗日作家的旗手。

其中有一段較為經典的跟日本人的辯論，常被后人斷章取義曲解，在此詳述一二。

1935年10月21日，日本詩人野口米次郎來到上海。由魯迅好友內山完造引薦，其人跟魯迅在江灣路六三園見面，兩人簡單幾句以后，畫風突變。

野口米次郎問：“日中親善友好能出現嗎?”

魯迅答：“要是有可能，那也完全是日本人個人的說法。”

野口米次郎再問：“現在中國的政治家和軍人最后要是沒有安定群眾的力量，那么適當的時候，把國防和政治像印度委托給英國那樣行不行呢?”

對于這種侮辱性的提問，魯迅并沒發怒，而是及其冷靜的答復：

“這么做來就有個感情問題。如果是財產同樣化為烏有，那么與其讓強盜搶劫而去，莫如讓敗家子用掉了好。如果是同樣被殺，我想還是死在本國人的手里好。”

魯迅與內山完造（左一）、野口米次郎（右一）攝于上海閘北六三園

兩人的此次交鋒不算是第一次，因為早在野口米次郎來華之前，因日本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邀請，魯迅在改造社的《改造》月刊上發布了大量文章，其中的《關于中國的兩三件事》《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我要騙人》等多篇文章，正是對中里介山、野口米次郎等日本學者對侵華辯護的駁斥。

這位叫野口米次郎的日本詩人并未作罷，三年以后，時值抗日戰爭期間，他在給印度詩人泰戈爾的信中，居然大言不慚的說出“日軍對中國的侵略應該得到印度人民的贊揚”，甚至頗為委屈的抱怨道：

“這次戰爭并非是瘋狂殺人，而是為了在亞洲大陸上建立一個偉大的新世界必然要采取的手段……我們青年軍人是抱著十字軍的決心與殉道者的犧牲意識上前線的……日本單獨承擔了這樣宏偉的任務。我無法理解，我們為什么不能得到貴國人民的贊揚。反被他們（指印度）嚴厲地譴責？”

他的荒唐言論最終激怒了泰戈爾，泰戈爾在信中憤怒的回應：

“如你能使中國人民確信，貴國軍隊轟炸他們的城市，使他們的婦女兒童成為無家可歸的乞丐，只不過是使他們受到一種仁慈的待遇，最后還能‘拯救’他們的國家，那你也沒有必要再來說服我，讓我信服貴國的崇高目的了。”

這就是那個時代的文學界，文學雖然沒有國界，但文學家是有國界的，在民族危難之際，魯迅的抗日情懷，正是一個國人本應該具備的良知選擇。

對魯迅指責比較多的，還有一點，即說他總是在批判國人的種種劣根性，對于侵略者的日本國人，卻少有指責，甚至還提出要向日本人學習。

魯迅曾在雜文中多次談及日本國民性的核心在于認真，并與當時中國人馬馬虎虎的性格進行比較，在魯迅的眼中，想要國家真正進步，靠罵更是罵不死敵人的，有時反而是要主動向仇敵去學習。

罵國人，是為了促進民族覺醒，罵日本人？難道是為了幫日本人改掉毛病？如果不是幫助日本人改掉毛病，那靠罵日本人，挽救國家危難罵？

總是唱反調的魯迅，自然是被他們打入了收日本人的錢、專門寫文章黑中國人的漢奸行列了。

魯迅的回應無奈卻又詼諧：假設我真做了漢奸，則他們的主子就要來握手，他們還敢來開口嗎？怕是沒有的。

有心人從魯迅身上挑不出問題，于是就從他身邊人身上做文章，這里邊就有臺灣學者李敖。

李敖曾批評魯迅，說魯迅不敢罵日本人，尤其是不肯罵內山書店的老板和老板娘。

這位內山書店的老板，就是我們上文提到的內山完造。

可是如果諸位，如果你們知道內山完造到底是個怎樣的人，怕是要你罵你也罵不出來。

1933年魯迅和內山完造

內山書店由內山完造1917年創辦于上海北四川路，早期賣一些基督教傳教書籍，后來開始推銷一些便宜的醫學小冊子，五四運動以后，內山書店引進了大量國外的社會科學理論著作以及進步意義的書籍，由此開始在上海站穩腳跟，甚至發展成了日本在上海的最大人文書店。

由于當時的北洋軍閥對進步書籍控制及其嚴格，掛著日本人頭銜的內山書店反而成了難得的“漏網之魚”，各種唯物論、馬克思著作以及共產主義書籍，都可以在這里買到。

在魯迅之前，李大釗，陳獨秀，郁達夫、天漢、郭沫若等一批進步人士都曾是這里的常客。

魯迅在1927年10月成為“滬漂”以后，因為常來書店買書，跟老板內山完造夫婦也就成了好友，在上海的一共九年時間立，魯迅在內山書店購買了千余本圖書。

1929年1月，國民黨中央常務會議通過了《宣傳品審查條例》，凡事宣傳共產主義和階級斗爭的書籍，一律被劃為反動宣傳品，上海的幾乎所有進步書店都被查封，緊接著在1930年，國民黨又頒布了更加嚴格的《出版法》，對于左聯的相關刊物如《萌芽》、《拓荒者》全部封禁。

唯獨，內山書店憑借著其公共租界的位置，以及其日本人的特殊身份，繼續銷售左翼作家書寫或者翻譯的進步書籍。

在整個三十年代，包括魯迅在內的左翼作家中，有330多種書籍來自內山書店！

不僅如此，內山完造還通過日本出版界的朋友，在日本出版了大量左翼作家的作品，比如我們前邊提到的，魯迅在改造社的《改造》月刊上發布的那些文章，而改造社的老板山本實彥，正是由內山完造牽線介紹給魯迅的。

更為冒險的是，瞿秋白被害以后，魯迅將瞿秋白翻譯的優秀書籍集結成《海上述林》出版，卻在國內找不到人愿意出版，最后還是由內山完造出面，在日本印刷出版，然后運回國內由內山書店代售。

1935年，方志敏被捕犧牲，他寫給中央的報告和遺書，也是通過內山書店被轉交給魯迅，然后由魯迅轉交給中央。

可以毫不夸張的說，內山書店，是那個年代上海進步知識分子的精神避難所，更扮演了我黨在上海的通訊站的角色。

一二八事變中，內山完造利用自己的日本人身份，一邊為駐滬日軍燒火做飯，提供飯食，同時也出面擔保，以朋友的身份營救了不少上海居民。

正是這樣一種特殊的身份，隨著中日關系的愈發緊張，留給內山完造可以轉圜的空間越來越少，對國民政府而言，他是親共人士，甚至有日本間諜之嫌疑，對日本而言，他又是親抗日分子人士，甚至一度被日本駐上海特高科拘留盤問。

有一說一，一個日本人，在敵對環境下，能做到這一步，已經沒什么可以指責的了。

魯迅曾為內山完造辯解：

“我確信，他做生意是要賺錢的，卻不做偵探。他賣書卻不賣人血。這一點倒是凡有自以為人而真是狗也不如的文人們應該竭力學習的。”

新中國成立以后，內山完造回到日本，發起成立中日友好協會，此后多次回我國，參加魯迅的周年（14周年、16周年、20周年）紀念會等等，可以說，對于魯迅乃至于對中國人民來說，內山完造都是一個厚道的老朋友。

1959年9月，建國十周年國慶在即，內山完造受邀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遺憾的是，已經74歲高齡的內山完造在抵達北京以后，突發腦溢血，最終病逝于協和議員，按照他生前的遺愿，內山完造被安葬在上海萬國公墓(今宋慶齡陵園)他的亡妻墓旁。

內山完造夫妻合墓

這樣一個用自己的半輩子證明了自己的人格的日本人，魯迅為何要罵他？我們為何又要罵他？僅僅是因為他的日本人身份么？

“大師”李敖可能不會想這么多，畢竟他沒法體會到內山完造對我黨乃至于新中國的貢獻，更多的可能是，內山完造日本人的身份，能夠更容易挑動公眾神經，乃至于完成對魯迅的人格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