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宋代縣域空間關系研究》

《宋代縣域空間關系研究》，王旭著，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5年9月版。

內容簡介

宋代縣域空間結構的變化，表現在經濟市鎮興起、縣治空間外拓、鄉村與市鎮管理分異等方面。本書將縣域之內的行政管理對象分為縣治、鄉村和市鎮，探討三者之間的地理、政治、經濟空間關系及基層管理的相關問題。

全書分為宋代市鎮的興起與縣域空間結構的變化、宋代的鄉村管理體系及基層區劃單位、宋代的附郭鄉鎮、宋代鄉村與市鎮的空間分野及管理差異、宋代縣域經濟空間關系五個專題。

該書在一定程度上能彌補基層政治制度史的薄弱部分，為其他學科的細化性研究奠定地理空間基礎，并可以為歷史政區地理的研究拓展新路徑，提供新思路，進一步豐富歷史政治地理的概念、體系和框架，補足小尺度“政區”地理研究的空白。

目 錄

導言

第一章 宋代市鎮的興起與縣域空間結構的變化

第一節 唐宋市、鎮關系的演變及“市鎮”概念的形成

第二節 宋代市鎮興起的三種類型及特點

第三節 宋代大型市鎮的興起與縣域空間格局的變化

小結

第二章 宋代的鄉村管理體系及基層區劃單位

第一節 宋代鄉村管理體系的演變及其特點

第二節 從宋元方志的“鄉里”書寫看宋代鄉村管理體系

第三節 宋代基層區劃單位新探

小結

第三章 宋代的附郭鄉鎮

第一節 唐宋附郭地區的軍鎮與市鎮

第二節 宋代附郭鄉初探

小結

第四章 宋代鄉村與市鎮的空間分野及管理差異

第一節 宋代鄉村與市鎮的空間分野

——以鄉、鎮為中心

第二節 宋代鄉村與市鎮管理的差異

小結

第五章 宋代縣域經濟空間關系

第一節 宋代鄉村的變化與縣域市場網絡的形成

第二節 宋代的鄉村之坊

第三節 宋代縣域經濟空間關系的個案分析

——以常熟縣為例

小結

參考文獻

地名索引

后記

序一

王旭君新書即將刊出，囑我作序，我作為他碩士和博士學習期間的導師，自然樂于為之，一來是為他這些年的學術進步由衷感到高興，二來是為這本頗有學術價值的著作做一個推介。

《歷史政治地理理論與區域歷史地理研究》

歷史地理學是一門與“空間”打交道的學科，當空間與國家、政權結合時，便會出現行政區劃。

政區雖然是為了行政管理的便利而進行的人為劃分，但無論是劃定邊界，還是確定治所、幅員、層級，很大程度上都要遷就、適應自然環境，所以行政區劃是人與自然環境互動的結果。

隨著《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和《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地圖集·歷史地理圖組》的問世，我國縣以上歷史政區地理研究已經達到一個比較成熟的新高度。

今后的政區地理研究主攻方向，將向四個方面展開或延伸，一是縱向的縣及縣以下基層政區地理，一是橫向的邊疆民族政區地理，一是各類特殊的兼具軍事或經濟或宗教功能的政區運作，一是人地關系角度的政區與環境互動。

長期以來，學界對于歷史時期縣以下行政機制的認識頗多分歧，自然是因為其位處基層，情況復雜，封建王朝缺乏整齊劃一的制度，并且資料有限、不成系統，研究起來有較大的困難。

《宋代縣級行政與地方社會研究》

然而恰是難以攀登的高原，卻有很大的開拓余地、無限的美好風光。政區研究只有延伸到縣以下的基層，才能實現對縣域要素的綜合理解，并真正把握縣以上層政區的發展演變脈絡。

當前，學術界呼吁研究視角向下，關注社會生活史、基層民眾史，然而當我們在關注這些論題時，會發現最基本的“空間舞臺”都還沒有搭建好：賦稅如何收取？鄉民如何購買商品？經濟市鎮如何管理？這些問題似乎都無法深入。《宋代縣域空間關系研究》便是在嘗試搭建這樣一個“空間舞臺”。 這本書是王旭在其博士學位論文《宋代縣下基層區劃的“雙軌體制”研究——以太湖流域的鄉、鎮為中心》的基礎上增修而成，博論主要探討宋代太湖流域縣以下鄉和鎮兩種基層區劃單位的演變和運作情況，做了大量基礎性復原工作，我記得答辯成績為優秀，這是對他讀博三年努力最好的肯定。

《知宋：宋代之城市與鄉村》

畢業后，他繼續深耕這一領域，在體量、論題和視野方面都有了較大的提升。《宋代縣域空間關系研究》一書將主題聚焦于縣，不僅關注鄉和鎮兩個區劃單位，還增加了對縣治的考察，探索三者之間的地理、政治和經濟空間關系。

研究區域不再限于太湖流域，時段上也更加注重與唐代相關制度和經濟現象的銜接，視角更為宏觀，思路更為清晰。

閱讀這部40余萬字的著作，發現和創獲頗多，舉例如下： （1）“縣域空間”是一個相對新的提法，作者嘗試從歷史地理角度進行空間要素解構，將縣域細分為縣治、市鎮及鄉村三類管理對象，認為宋代市鎮的出現打破了城鄉二元結構體系，沖擊了縣治原有的地位，從而引發縣域政治經濟空間結構的變動。

市鎮的行政管理兼具鄉村和城市的特點，其存在有利于整合縣域經濟空間，并對鄉村民眾的日常生活造成影響。作者這種獨具匠心的解構，使相對“虛”的論題有了可研究的切入點和可操作性。 （2）作者將宋代縣下基層區劃分為“鄉村型”和“鎮市型”兩類，前者以管理農業居民為主，包括鄉、里、都、保等區劃單位；后者以管理工商業居民為主，包括鎮、市、墟、務等區劃單位，它們與縣治共同網織起縣域經濟市場。

《兩宋農村市場與社會關系研究》

縣治作為縣內唯一經濟中心的地位雖然消失，但其影響力也突破城墻的限制，不斷向城郊地區拓展，形成數量眾多的附郭市鎮和附郭鄉，它們在地理空間上介于城市與鄉村之間，既是城市向鄉村延伸的前沿地帶，又是鄉村進入城市的過渡地區，呈現城鄉融合的獨特景觀。 （3）在宋代皇權是否下縣的問題上，作者通過縣屬市鎮中鎮將、監鎮、監當官、派駐官等委派機制的分析，認可他們作為“皇權”神經末梢的作用；通過各類鄉村胥吏、職役、紳耆體現的“紳權”事例，證明在鄉村地區主要是用“以民治民”的方式進行管控，不過旌表忠孝、鄉飲酒禮、基層區劃名稱更改等行為，又顯示皇權并未退出鄉村社會，只是管理方式更為柔性。這種分類定性的思路值得肯定。 （4）在框架設計方面，各章之間環環相扣。作者從市鎮興起引發縣域空間結構的變化說起，將市鎮分為三種類型，進而探討鄉村管理體系以及基層區劃單位的新變化，如分鄉為管，指出宋代的鄉村管理體系具有很強的包容性。

同時專門討論附郭市鎮和附郭鄉，論述鄉村與市鎮空間的分野及行政管理差異，最后的落腳點是縣域經濟空間關系。每一章節都從微觀案例入手，在積累豐富個案的基礎上進行歸納總結，并得出相對宏觀的結論，使全書的立論經得起推敲。

《宋代鄉村組織研究》

（5）作者站在歷史地理學角度，與宋代政治史、經濟史、城市史、史學史進行了對話。作者談到，鎮志這一方志類型的出現與編修的前提，其實是市鎮興起以后的一種自我認知，也是市鎮獨立于鄉村空間之外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

第三章對于唐宋附郭軍鎮與市鎮的研究，將諸多經濟現象回溯到唐代，這種唐、宋兩代的比較研究無疑有助于我們理解不同時期在基層管理以及城市發展方面的差異性和繼承性。 （6）基層政區的文獻，尤其是早期的文獻比較零散，不容易收集，歷代正史也沒有相關的完整、詳細記載，作者另辟蹊徑，充分利用了現存的宋代方志材料，尤其是對其中“鄉里”類目和“市鎮”類目的發掘，較之前輩學者有所推進。

與正史及典章制度中的材料相比，地方志的記載不僅更為細致，而且更能展現基層區劃的活態運作情況。第五章還大量利用宋畫和詩文材料，以展現宋代鄉村的諸多變化及縣域市場網絡形成之原因，也是一大亮點。 總之，這本書在一定程度上補足了宋代政治史和經濟史研究中的薄弱部分，揭示了宋代縣域空間的結構和運作特點，為其他學科細化性研究奠定了地理空間基礎。同時，又拓展了歷史政區地理新的研究領域，填補了小尺度“政區”地理研究的若干空白，是宋代基層地方治理研究的佳作。

《宋代州縣衙署建筑空間與社會秩序》

見字如面。王旭畢業后到江蘇工作，我們有點“相望于江湖”的感覺，但是好幾次在學術會議期間見面，總還是有討論不完的學術問題。從與他的交流中，我知道他畢業之后延續了讀書期間勤勉的狀態，不斷有新成果出來，甚至還拓展了新的研究方向。

前段時間，他拿到第二個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和江蘇省社科基金重點課題，開始關注淮南區域史和運河學，雖然是他工作環境需要和研究興趣廣泛所致，但是也都與歷史地理學密切相關，相輔相成，就如彩鳳之有雙翼。

希望他今后還能在政區地理和宋代基層領域繼續發力，解決更多的重大疑難問題。比如作者大體上是同意宋代“皇權下縣”觀點的，既然皇權要下縣，那么為什么與明清一樣，宋代市鎮、鄉里與其他縣以下基層區劃、組織都不具有綜合的行政職能，始終不能形成縣以下基層政區或基層行政單位，這個情況直到20世紀50年代才發生根本轉變，其深層原因到底何在？

這對于學術旨趣從被動轉向主動，研究領域從單一展向多維，思想境界從自然邁向自由的王旭君來說，應是可以期待的。相信這本書不是終點，而是新的起點。

郭聲波2025 年6月11日于暨南大學暨南花園

《中國縣制》

后 記

初秋深夜無法入眠，輾轉反側，索性起來寫這篇后記。很多年前，北大肖清和博士的論文后記在網絡上走紅，讀罷后感觸良多。

一來我也是安徽小縣的一個農家子，他描寫的很多鄉村場景和生活經歷我有切身體會。我的家鄉是安慶市宿松縣的一個湖區，幼年時雖不至于挨餓受凍，但也談不上衣食富足；二來回首過往的求學經歷，也是充滿崎嶇坎坷。

一直以來我都是一個很愚笨的人，小學老師曾斷言我是“放牛”的料，至今家人還常拿這句話說笑。舊時農村都希望將孩子早些送到學校，這樣大人就有更多的時間干農活，我四歲半就進入學校，冬天早晨起不來，總是幾個姐姐輪流背我去學校。

或許是年歲太小，一開始的功課就很糟糕，字詞默寫總不會及格，數學也不好，老師的體罰和言語謾罵更是家常便飯。就這樣渾渾噩噩度過了初高中。回想高中時期，如果說學習上有什么“亮點”，我想是歷史和地理兩門功課還不錯，這為我后來選擇歷史地理學專業埋下了“伏筆”。

《宋代地方的官民信息溝通與治理秩序》

2007年我考取了安徽師范大學歷史學系，但我一直心心念念喜歡的地理，所以選修了大量地理專業課程，也跑去旁聽了一些地理系的課。大三時，班級考研成風，我也成為其中一員，當時只是想繼續待在學校里，沒想過研究生要做什么。報考時，因為確定了歷史地理學方向，所以選擇的學校有限。

當時有一位高一屆的師兄已經考取了暨南大學，而且學校在80周年校慶時曾經邀請校友張其凡教授做過一次講學，對這個學校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就這樣稀里糊涂報考了暨南大學。

進入研究生階段后，起步也不太快，在恩師郭聲波教授的指導下才開始慢慢進步。每周一次的見面會，細致地批閱札記，耐心地修改論文，不辭辛勞地帶我們考察，耳提面命地教授做人做事的道理，這些場景至今仍歷歷在目。

借用《幼學瓊林》中的一句話來表達感激之情：“弟子稱師之善教，曰如坐春風之中；學業感師之造就，曰仰沾時雨之化。”

郭老師不僅是我的學業導師，更是我的人生導師，他廣博的研究視野，對待學術的態度，為人處世之道，對我的影響是深遠的。

在我求學過程中，還要感謝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王颋、吳宏岐、王元林、陳偉明、黃忠鑫等諸位老師。

《宋代地方勢力與基層社會秩序研究》

此外，在學習工作中，吳懷祺、汪高鑫、苗書梅、曹家齊、耿元驪、王記錄等諸位老師對我的幫助頗多，特此感謝。

我的妻子周倩也是一位歷史學者，在生活和事業上我們相互扶持，感謝她長期以來對我的包容和支持。2020年犬子出生，給我們的小家庭帶了很多歡聲笑語，如今他5歲了，最喜歡背全國縣市地名，同事笑說是因為家里各種地圖多。

教研室和兄弟院系的各位老師也需要感謝，師長輩者有王永平、李文才、王嘉川、孔祥軍、吳超等，學友有徐成、周鼎、汪華龍、王磊、何適、余天放、樊沁永、劉鵬等，這將是一串長長的感謝名單，恕不能一一列舉。 這部書是在我博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修改完成的，原題是《宋代縣下基層區劃的“雙軌體制”研究———以太湖流域的鄉、鎮為中心》。如果從2014年動筆至今，整10年。若從碩士期間開始關注宋代基層區劃算起，又可以向前延伸2 年。

《宋代鄉村經濟與農商社會的互動與嬗變》

關注縣以下的基層區劃雖然最初是郭老師的建議，但也是我的興趣所在。最開始并不知道要做出什么樣的論文，只知道從《全宋文》、方志中翻找鄉里名，然后定點、繪圖，對這一“填空式”的研究，我并未感到枯燥，反而自得其樂。

碩士階段關注的是江南西路，后來偶然的機會寫了幾篇市鎮的札記，于是將鄉里與市鎮結合起來研究，并將研究區域拓展到江南地區。這些研究很少有明確的規劃，隨興趣而定，所以研究起來并不辛苦，但缺陷是章節比較零散。

入職后，面臨申報課題的現實問題，經過數次申報國社科青年項目未果后，2020 年以《宋代縣域空間關系研究》為題申報上了后期資助項目。

立項時書稿已有33萬字，但部分章節仍很粗糙，在隨后的幾年時間里，我主要做了兩方面工作，一是將比較成熟的章節拆分出來投稿，根據退修意見和雜志編修意見完善章節，查缺補漏；二是補充部分章節，完善書稿。

《宋代鄉的建置與分布研究——以江南西路為中心》

2023年9月，項目完成階段性結項。看似“風輕云淡”的立項、結項過程，其實也面臨各方面的壓力。

2017年我入職揚州大學，作為一名新教師，首先需要站穩講臺，所以花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在備課上課。

此外，我同時還要承擔市校合作項目《揚州通史·隋唐五代卷》部分章節的撰寫工作以及完成一項省社科基金課題《歷史時期大運河沿線市鎮的變遷及個性化發展模式研究》。這些研究雖然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我的研究領域，但也使書稿的設想打了一些折扣。

然而不管如何，總算為我的博士學位論文畫上了一個句號。“路漫漫其修遠兮”，學問之路深邃而漫長，荊棘之處自有小道可入，泥濘之路自有彩虹可觀，希望自己能不忘學術初心，努力奮進。

王旭

2024年10月16日于揚州古運河畔

《揚州通史·隋唐五代卷》

作者簡介

王旭，1987年生，安徽安慶人，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歷史地理學、宋史。近年來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2項、江蘇省社科基金重點項目2項、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項目項。出版專著《宋代鄉的建置與分布研究——以江南西路為中心》，參編《揚州通史·隋唐五代卷》，在《文史》《史學月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史學史研究》《江蘇社會科學》等期刊發表論文60余篇，多篇被人大復印資料及《新華文摘》轉載、摘錄。曾獲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