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未來十年，增長動力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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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很難，生活不容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苦，有苦說不出的感覺，受苦的人最懂。

和吃苦相比，有苦難言，無人問津，可能比苦本身還難受。

重生之后，葉檀老師變了很多，變得能吃苦，吃自己的苦，吃別人的苦。

她說，有苦我們一起分擔。

每周六，葉檀老師都會親自回復，并在公眾號上發出，有苦難言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和葉檀老師傾訴，把你的故事，發送到郵箱yetanbusiness@163.com，葉檀老師看到，一定會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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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已從稀缺型向充裕型轉型，核心任務在于持續調整供給系統性過剩與需求結構性不足的失衡

文｜白果

來源：財經雜志

已獲轉載授權

近幾個月來，關于中國經濟未來發展動能的討論日益熱烈。這種討論本身反映出一種普遍的迷茫情緒——那些過去行之有效的增長辦法，或多或少都面臨問題；而新興的產業方向，則或日趨飽和乃至過剩，或尚未到達全面爆發的時間節點。要想保持經濟的活力，穩定市場信心，著力點究竟應該在哪里？

事實上，中國現在面臨的可能并不僅僅是周期問題，也不是中國的特殊問題，而是人類經濟主旋律從“稀缺”向“充裕”快速轉化過程中遇到的范式級變化。尋找未來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也需基于這樣的大背景。

為什么說當下面臨的是范式級別轉移

在已知人類歷史的絕大部分時期，供給能力相對需求幾乎永遠不足。這就使得傳統經濟學理論通常基于稀缺性假設。經濟的核心任務是如何將有限的資源利用好，如何更有效地促進供給的增長。然而，隨著經濟發展和技術能力提升，尤其是自動化、智能化技術的快速滲透，制造能力突飛猛進，中國已成為全球門類最齊全、產能最強勁、技術積累最堅實的工業國，越來越多行業呈現供大于求的狀態，消費與投資動力均顯不足。事實上，供給與需求之間關系的歷史性逆轉，已成為當下世界經濟乃至政治、社會各個層面范式級轉變的基礎。在這一新范式下，供給系統性過剩和需求結構性不足之間的矛盾，將會成為未來相當長時間的一個主要矛盾。

早在1980年，經濟學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和生態學家保羅·埃利奇（Paul Ehrlich）就曾有過一個著名的賭局。西蒙認為，人類的創造力會打破資源的客觀限制，資源價格的長期趨向必然走低；而埃利奇則認為，人口增長會加深資源匱乏的程度，導致資源價格走高。它們選擇了銅、鉻、鎳、錫、錳，五種金屬，要賭一賭十年后，也就是1990年，他們的價格到底是上升還是下降。十年后，這五種礦產的價格都下降了，其程度從3.5%到72%不等。這個故事生動地向我們展示了，在技術加持下人類供給能力質的飛躍。單從供給的角度來看，人類處在過去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然而，經濟的良性發展是供給與需求之間的舞蹈。如果供給能力的提升不能與需求提升相適配，我們并不會自動迎來更美好的新世界。

為什么說需求不足是結構性的？

這里的結構一方面是指，不同社會群體需求與支付能力之間的結構性錯配，導致大量的潛在需求（以及與之相應的潛在投資機會），并沒有得到釋放；另一方面，導致社會整體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未來大概率會結構性加強。這里有技術變化的影響，比如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雖然可以提高經濟整體的效率和創新能力，但也一定會在短中期帶來勞動替代效應，進一步壓低勞動報酬占國民收入分配的比例。事實上，供給側各種生產要素投入的“相對重要性”，都會影響需求分配，也就會影響社會總體有效需求。

這里有三個比例至關重要：一是資本與勞動的相對重要性，這決定了資本回報與勞動回報在國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如果經濟活動的資本密集度過高，會抑制勞動力回報份額，進而抑制消費；二是無形資產與有形資產投入的相對重要性。由于無形資產（如技術、品牌）具有極強的規模效應，其積累在提高總體盈利能力的同時，也會加劇行業內盈利能力不均，增強行業集中度；三是勞動中高智力性勞動與普通勞動投入的相對重要性，這會影響勞動者內部收入分配結構。比如，AI可放大“超級個體”作用，導致少數“天才”收入遠高于普通勞動者。隨著資本積累、無形資產重要性增強，以及“天才效應”強化，不同人群間收入不平等很可能結構性加劇，進一步抑制社會總體有效需求，阻礙供需良性循環。

那么，在這樣的范式轉變背景下，中國經濟增長潛力在哪里？如何才能使經濟和社會向著更符合這樣的范式轉變的方向演進呢？讓我們從供給和需求兩個側面分別作出分析。

“過剩”的究竟是什么：生產性價值創造vs.交換性價值創造

根據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調節學派的理論，可以將價值創造分為生產性和交換性兩種。前者指在生產階段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結合產生使用價值的過程，后者則代表市場交換中交換價值，也就是附加值的產生，它體現了市場對稀缺性的認知。當我們明確區分這兩種過程，便能清晰看到，中國經濟的價值創造能力遠未達到極限，未來的努力方向會更加明確。

如果僅聚焦生產性價值創造，根據國際經合組織測算，2020年中國制造業產出占到全球總量的約35%，這意味著中國制造業體量已超過全球（除中國外的）十大主要制造業國家之和。這種體量的確會讓人擔憂未來發展空間，更擔心這樣的體量會招致其他國家的負面情緒，乃至敵意。然而，如果我們將交換性價值創造納入考量，就會發現，中國企業的價值創造能力，還遠未充分釋放。根據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2024年中國名義GDP（國內生產總值）約為18.75萬億美元，占全球GDP的約18%，位居全球第二。這一比例，遠低于制造業份額，表明中國經濟的交換性價值創造能力遠低于生產性價值創造能力。

也就是說，從實物產出意義上，中國產量巨大，全球領先，但在交換意義上，我們并未獲得足夠的附加值。中國在國際產業鏈分工中的地位，仍有巨大提升空間（如圖1所示，中國制造業總產量與附加值的增速基本保持了一致）。

交換中產生的價值不只是一個產業概念，還反映了全球經濟的權力架構。受市場判斷、交易結構，乃至貨幣系統影響，對應著創新能力、品牌能力、渠道能力和金融能力的培養。中國企業現階段的核心任務，不應只是給現有的生產能力尋找到新的買家，而是基于強大的供應鏈生產能力，盡量向價值鏈的兩端去做延展。只專注于生產，會喪失真正的高附加值活動。但中國強大的制造能力、完整的產業生態，以及積累的技術技能，已經能支撐中國各行各業的企業，逐步實現價值鏈的全面整合和躍升。作為一名長期在商學院從事研究和教學的學者，我有幸親身觀察到中國企業在各行業的卓越成就。越來越多的中國產品已具備國際競爭力。此時追求交換性價值創造，正逢其時。

拓展未來發展空間，企業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需逐漸從生產性價值創造，轉向交換性價值創造。然而，受“稀缺”范式下思維慣性的影響，這樣的認知還遠未達到廣泛共識的程度。受困于生產性價值的思維局限，一些企業家認為企業的競爭能力只能來源于卷價格、卷規模、卷性能。而真正可以提升競爭力的創新和品牌建設等，卻往往只是說說。更要命的是，“卷”帶來的行業生態惡化是明確的，而且會進一步壓低勞動生產率，加劇供給與需求之間的不平衡。

有些政策制定者也受到了過去思維的影響，而陷入一些不必要的困境。比如有些人仍然認為中國需要尋找到一個類似房地產行業的大產業，來支撐中國經濟下一個階段的發展，這種思路將新增長點的預期放在某一新興或“藍海”行業。但現實中，或者紅海遍布，或者行業成熟度低或體量小，無法支撐整體經濟上行。我們必須了解，中國過去過度依賴房地產行業的增長模式，并不健康，更不會是常態。中國經濟未來十年的發展，在“面”不在“點”。也就是說，不應依托于單一行業，而應依托于各行各業在價值鏈上的躍升，這個潛力是無限的。以中國現在的產能水平，附加值1%的提高，都是了不起的動力。我們不應過度專注“點”上機會，而忽略“面”上廣闊空間。

還有一些人，認為重視交換性價值會導致物價上漲，不能讓消費者獲得實惠。事實上，提升交換性價值創造能力才是扭轉供需不平衡的關鍵。原因有二：其一，它基于對用戶需求的準確洞察和滿足，符合用戶根本利益。其二，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點，交換性價值創造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才能得以提高。這種生產效率的提升，是提升勞動者收入的前提。這是我們將供給需求的負循環轉化為正循環的關鍵一步。

中國企業提高交換性價值創造，現在至少有三個結構性機會值得注意。

首先，中國已積累大量專業人才，這為中小企業創新和傳統企業轉型提供了堅實的價值創造基礎。當前的難點在于，如何有效利用高技術型、創意型和創新型人才，實現其才能與現有組織的有機結合。這對企業家提出了更高要求：他們需將工作重點從降本增效、規模擴張轉向技術突破、產品創新和品牌打造，更需勇于打破過去成功經驗，學習新的管理機制，促進新舊團隊融合。每一步皆非易事，但對大多數企業而言，這是未來不可回避的課題。在此條件下，優化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分工與整合效能，將成為支撐未來十年中國經濟高質量增長的重中之重。

其次，中國消費者偏好正發生巨變。不同于改革開放初期對國外品牌的盲目追捧，越來越多中國消費者，尤其是新一代的消費者，消費行為日益獨立、理性，并愿意為情緒價值、關系價值和社會價值支付溢價（見圖2）。這種理性化的傾向為本土品牌捕捉交換價值提供了機遇，而成熟且高要求的國內消費環境，也成為中國企業最好的練兵場。

第三，對海外市場的開拓，將成為發揮中國企業交換性價值創造能力的絕佳契機。但要注意，此處所指“出海”絕非傳統貿易，而是中國企業作為品牌方和產業鏈主，以強大供應鏈為支撐，直接觸達海外用戶的全價值鏈行為。從這一意義上講，中國企業的出海進程其實才剛剛起步。跨境電商平臺的興起則提供了時代性的機遇，在這些平臺上，不僅商品可以繞過傳統渠道商直觸消費者，商品信息也能完整展示，從而助力DTC（direct-to-consumer）品牌挑戰傳統品牌。

潛在需求究竟還有沒有空間：真實需求不足vs.結構性需求不足

當我們在討論生產性價值創造和交換性價值創造時，敏銳的讀者可能已經意識到了硬幣的兩面。一方面，關注交換性價值能夠讓我們看到經濟增長和附加值上漲的巨大空間；另一方面，并非所有使用價值都具有高交換價值。也就是說存在著這樣的一種情況，雖然使用價值存在，但交易無法達成；或者雖然交易達成，但對使用價值具有破壞性。典型的例子是環境和生態破壞，以及弱勢群體的社會排斥現象。

在一個完全自由主義經濟體中，若只專注交換性價值創造，而忽略無法轉化為交換價值的潛在使用價值，便可能導致公共投資不足和社會支出短缺。這一點在當今美國表現尤為明顯：進入金融資本主義階段后，資本增值邏輯遠超使用價值增長，許多真正提升福祉的行動無人問津，導致基礎設施老化和社會不平等加劇。

具體而言，這種投資不足往往伴隨著三種錯配：主體錯配、時間錯配和形式錯配。主體錯配是指，能夠從投入中受惠的主體，或者沒有投資能力，或者過于分散，無法組織起來，導致投入無法有效達成。而時間錯配指由于前期投入太高，而收益周期過長，難以有主體愿意承擔在這樣一個不對稱的投入回報周期中所蘊含的成本和風險。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創造性地解決了這些錯配。尤其是地方政府主導了大規模的土地改造和招商引資任務，推動了地方經濟發展。雖然在短期承擔了大量的資金壓力，但是隨著土地價值的上漲和稅基的擴大，最終獲得收益，并通過這樣的過程，系統地扭轉了主體錯配和時間錯配導致的投入不足問題。得益于這樣創造性的做法，當今的中國擁有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例如高鐵網絡覆蓋超4.5萬公里，高速公路里程達18萬公里以上，雖然它們投入巨大，卻成為促進產業、城市和區域發展的戰略抓手。

然而，隨著基礎設施趨于飽和、房地產市場見頂，似乎投資需求空間已盡。事實果真如此嗎？筆者認為不然。中國現在需要的，是想辦法突破另一種錯配——可稱之為“形式錯配”。也就是說，我們投入的資金和人力所獲得的回報，將更加不容易被度量或更加無形化。這種投入可能集中在與民生相關的各個領域。這里有對“物”的投資需求，集中在一些相對隱性的投資事項，比如地下管網的升級改造等。當然，比“物”更值得注意的，是對“人”的投資。在過去的分稅制度和行政官員考核體系下，地方政府的注意力更多放在推動經濟發展上，而對民生性投入的意愿和能力都相對薄弱。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當國家產能已經相當發達時，我們的工作重點理應轉到擴大人民福祉上來，要從“發展型政府”轉型為“服務型政府”。

居民消費支出也需要認真審視：我們現在普遍感受到的消費不力，究竟是能力問題，還是意愿問題？深入分析居民可支配收入與儲蓄率關系，就會發現，在可支配收入增長率高的年份，人均消費也會加速增長，同時儲蓄率往往負增長；反之亦然（見圖3）。這表明中國家庭消費意愿并不低，當收入充裕且前景樂觀時，家庭樂于消費，且會降低儲蓄。可見，提升消費不只是意愿問題，更是能力問題。

另一個顯著結構性現象是中國家庭儲蓄率呈U型曲線：青年與老年較高，中年較低。這與生命周期理論（儲蓄率中年峰值）相悖。根據清華大學謝暢和馬弘2022年的一項研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家庭收入峰值在25歲-35歲，而非國際常見的45歲-55歲；二是支出高峰在45歲左右，特別是醫療和教育方面的支出，極大地削弱了中國家庭的儲蓄能力，也抑制了他們在其他方面消費的能力。這兩個因素疊加到一起，就解釋了我國家庭儲蓄率的“中年凹陷”的現象。

綜上所述，中國消費提升絕非單純意愿問題，而是收入增長放緩、未來預期不明、防御性儲蓄需求，以及消費意愿旺盛群體因收入低或支出壓力而無法消費的結構性不足。解決需通過再分配政策、提升中低收入群體能力，實現需求從結構性不足向真實釋放轉型。

關鍵在于重構供給與需求之間的良性循環

綜合以上提出的各個因素，我們會發現，中國經濟下一階段的主要任務，在于如何提高整個經濟系統的附加值，以及如何在此過程中，保證國民收入分配的合理比例。與之相應的，筆者提出三個方面的具體建議。

1.盡一切可能保護和鼓勵企業創新能力的發展

商業上所談的創新包含了研發、客戶需求探索、產品能力打造、消費者認知和品牌建設、商業模式構建等多方面的內容。其本質是對潛在需求的挖掘和滿足，并表現為企業可持續的超額利潤實現，就是一個生產性價值創造和交換性價值創造全面提升的過程。中國企業創新的空間仍然非常寬廣，而且長期的制造水平、技術能力、整合能力、產品能力、品牌能力的積累，使得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正處在厚積薄發的前夜。

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創新過程極為脆弱，需要系統性保護與鼓勵。

首先，所有創新行為均需依托“冗余”資金和資源，如果企業負擔過重、利潤率過薄，甚至長期徘徊在生死線上，便無暇顧及創新。因此，“反內卷”不應僅停留在口號層面，而需盡快形成全面社會共識。基于低價格、低工資、長賬期和壓榨供應鏈的增長模式，已不適應中國現階段發展需求，且對行業生態造成嚴重破壞。

此外，對企業的減負措施須落到實處。對于面臨實際困難的行業，需審慎評估政策對企業經營的沖擊。例如，自2025年9月1日起實施的社保全覆蓋政策。完善的社保體系無疑是利國利民之舉，為深化改革、提升人民福祉奠定基礎，但勞動密集型企業和低收入個人的短期困難和壓力不可忽視。為了使政策執行有個漸進的過程，保護中小企業和就業，對于符合條件的企業和個人，是否可以考慮制定一個過渡性的社保繳納返還機制？比如說，目前社保基數各地都是有下限的，一般是城鎮單位就業人員上一年月平均工資的60%。也就是說，即使收入低于這個標準，也要按照此基數繳納社保金。以北京為例，最新社保繳納基數下限為7162元，是最低工資標準2540元的約2.8倍。那么，我們可不可以以實際工資為準，將多繳納的那一部分社保資金，返還給企業和個人？確保政策對于投資能力和消費能力的正向促進作用？

其次，創新活動的成功往往曠日持久，這不僅體現在研發過程漫長，還包括產品化、產業鏈培育、客戶教育和市場滲透等環節，都需要大量時間和資金投入。因此，企業創新發展必須建立在穩定的商業環境和預期之上。要大力推動創新經濟，政策穩定性是必要前提，包括稅收、環保和產業政策等領域。近年來，我國對多行業實施規范化管理，正是增強穩定的重要步驟，但需警惕某些地方政府為追求政績，在執行中出現運動式、過度化傾向，這將極大地損害企業家對未來的穩定預期，進而削弱投資信心，尤其是創新性投資。

當然，我們一定不能忽略創新的高風險本質。某種程度上，創新創業是反人性的，需要企業家承受巨大的壓力。因此，在制度層面，需要營造支持性環境，陪伴創新者穿越“九死一生”的過程。中國過去20年創新創業高峰期，風險投資（VC）機構發揮了積極作用。然而，進入21世紀20年代，行業顯著收縮。據測算，2024年，中國VC總投資額僅約2300億元人民幣，較2023年下滑32%，募資額也降至十年低點。投資的風險偏好明顯趨于謹慎，這表現為早期投資比例持續下降，擴張期和成熟期投資占絕大頭。在投資協議中，被投企業被普遍要求簽署對賭、回購等條款。所謂的風險投資，已經一定程度上變為債務融資，加重了創業者的壓力，也抑制了創新創業的活力。

總之，保護和鼓勵企業創新能力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引擎。通過“反內卷”、切實減負、確保政策穩定性以及重塑風險投資生態，我們才能為創新提供肥沃土壤，進而提高企業利潤率和勞動者的工資水平。

2.加強對“中間人群”的關注

中國的政策制定者一直非常關注貧困人口的生活和收入情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脫貧攻堅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實現絕對貧困的零發生。其中，經濟增長和社會轉移支付（如農村養老保險和新農合）發揮了關鍵作用，公共轉移支付在農村家庭收入中的占比從2013年的10%上升到2018年的20%。這些了不起的成就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集中體現，提高了人民福祉，也提升了社會整體的消費力水平。

在保持對貧困及弱勢群體幫扶的前提下，提高對“中間人群”的關注，在當前的發展階段也很有必要。這里的“中間人群”主要指三種中間：收入中間、年齡中間，以及技能水平中間。龐大、活躍、富足的中產階級群體，對于一個經濟體的健康發展和社會的和諧穩定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然而，目前這一階層承受著相當大的壓力，嚴重影響了他們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

這種壓力首先來源于技術快速變化，尤其是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與滲透。研究顯示，人工智能對工作的替代作用并不平衡，超高技能、高創造性崗位通常被AI增強，導致工資溢價和生產力提升，但AI的影響更多集中在普通認知型白領工作中。這種傾向在美國，特別是高科技行業已經表現得較為明顯。大型科技集團，如谷歌、Meta、微軟等，一方面對人工智能技術投入天量資金，給天才員工開出過億薪酬，另一方面，大量普通技術人員和專業人員崗位被裁撤。這樣的趨勢在我國也已經開始有所顯現。即使失業沒有廣泛發生，這種可能性也會導致中產階級家庭加強防御性儲蓄，降低享受型消費，這一傾向很大程度上解釋了我們目前觀察到的奢侈型消費萎縮現象。

與此同時，在中國當前的個稅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下，中間群體承擔了較高的稅收壓力，也是社會保障體系的資金凈流出方。在個稅方面，中國高收入者的稅率啟動較早，且稅級門檻設置較低。超過起征點后，個人所得稅率快速上升，從3%起步，最高達45%（年收入超過96萬元的部分）。這種結構使得中等偏上收入群體的稅務負擔較重。值得注意的是，3%-45%的超額累進稅率僅適用于薪資所得收入，而資本所得則適用20%的稅率。這導致薪資所得的稅負更具累進性，而資本所得稅負相對固定且較低，這樣的特點有助于鼓勵投資，但也加劇了勞動與資本收入的不均衡，特別是給依賴薪資收入的中高收入家庭帶來了較高的稅務負擔，對消費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在社保方面，由于中國目前采取現收現付機制，社保作為二次分配的重要手段，主要在當期調節不同年齡群體間的收入分配，即中青年勞動群體對退休群體的補貼，而缺乏更廣泛的調節（如資本所得、財政所得對退休群體的合理補貼）。考慮到上文提及的中國儲蓄率U型現象，這意味著我們事實上在用儲蓄率最低、支出壓力較大、消費意愿最強的群體的有效收入減少，來補貼儲蓄率較高、支出壓力較小、消費意愿較低的群體。這樣的資金流動結構，對促進消費顯然不利。但這一結構并非必然。

隨著中國對直接稅的征稅能力不斷提高，我們越來越有能力在更大范圍內調節收入分配，而不是僅限于在薪資收入群體內部調節。事實上，早在2017年，國家已制定《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實施方案》，要求劃轉中央和地方國有股權的10%給社保基金。然而，時至2025年，其劃撥額仍低于5%，且這部分資產的年均收益率僅約1%。以2024年為例，這部分的收益為264億元，僅占當年社保支出的0.25%，其收入再分配意義微乎其微。

中間群體長期以來被視為社會的中流砥柱，其擔負的責任和壓力卻一定程度上被社會輿論和政策制定者忽視。但是，中國未來的消費能力釋放、社會滿意度提升、創造性釋放、經濟動能的增長，可以說都與這一群體的生存狀態息息相關。中間群體的福利改善，會進一步帶來消費，特別是服務消費需求的增長，進而帶動更廣大群體的收入改善。因此，在再分配機制設計、勞動時間規定、醫療和教育支出，以及人口自由流動等方面，能否給予這一群體更多關注和支持，對于下一階段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至關重要。

3.適當加強財政中民生相關支出的比例

產業附加值的提升和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都需要較長時間。然而目前我們需要盡快獲得增長動能，這個推力從哪里來呢？筆者認為，適當提高財政支出在民生領域的支出比例，對促進消費增長、產業轉型和收入分配調整，都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目前，全國一般公共財政支出中，用于公共服務的項目占GDP的比重是較低的。OECD國家的主要公共服務項目支出占GDP比重在20%-40%之間，中國在這方面的支出占GDP比重只有8%左右。當然，這一部分的支出在近20年已經在穩步上升：中國財政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從2007年的1.46萬億元上升到2022年的9.86萬億元，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也由29.25%上升到37.84%。這里希望強調的并不僅僅是支出絕對值的問題，而是支出方式的問題，或者說支出主體的問題。

當前，中國民生類財政支出的主體是各級地方政府。中央劃撥的專項資金也有相當大的部分交由地方政府實際執行。這樣的支出模式在過去幾十年中是適用的，起到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作用。在這樣的支出結構下，我們在教育、醫療、公共設施建設等諸多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隨著公共建設和服務能力的不斷加強，民生服務需要向著更細致、更貼合群眾需求的方向走，此時過去這種支出結構的不足就開始顯現了。比如各地普遍存在公共服務硬件設施先進但運營薄弱的問題，或者存在提供的公共設施和服務與群眾的實際需求不符的情況。

因此，未來財政對于民生的支出可以考慮兩個調整方向：一方面，對于民生類服務的供給主體應該更加多元，加強企業，特別是社會性企業和社區，在民生服務運營上的作用。另一方面，降低社保基金對工資相關繳納的依賴度。2024年財政對養老基金補貼總額雖達到了1.93萬億元，但補給職工養老基金的只有8249億元，僅占當年職工養老支出的12%。與此同時，當前中國企業和個人承擔的社保繳納，已占到工資總額的約36%-41%，在國際上屬于較高水平；而職工養老金替代率已下降到52%，低于國際勞工組織建議的55%最低標準。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加劇，當前體系會越來越不堪重負。如果我們可以改變社保資金來源過度依賴以工資為基礎的個人和企業繳納，轉而加強資本所得，特別是國企資本所得，以及財政的貢獻比例，將大大提高社會保障體系收入再調節的作用，釋放防御性儲蓄，促進消費和經濟繁榮。

事實上，中國的財政支出一直以來都比較審慎，基本保持了“量入為出”的原則，雖然近年來赤字水平略有上升，但總體穩健。由于近年來居民、企業和政府部門的負債總體還是呈上升趨勢，不少人擔心中國如果采取財政擴張政策，是否會帶來債務問題。如果仔細分析中國的經濟結構和現代貨幣體系，就會發現，其實，中國政府還有很大的債務擴張空間。因為政府負債（主要指內債）與居民部門和企業部門的負債性質不同。

根據現代貨幣理論（MMT），政府部門的債務是私人部門流動性的來源。由于國家具有稅收權和本幣的鑄幣權，內債并沒有違約風險。關鍵是要分析政府的債務擴張是否會引起高通脹。由于中國是一個高儲蓄率的國家，而且新范式下最大問題是產能過剩，有效需求不足，這就意味著政府的債務擴張只是把過剩的儲蓄調動了起來，增加了有效需求，消化了過剩產能，平衡了供需關系，給經濟注入了增量和活力，通貨膨脹可能性極低。

在充裕時代重塑中國經濟增長模式

綜上所述，中國經濟已從稀缺型向充裕型轉型，核心任務在于持續調整供給系統性過剩與需求結構性不足的失衡。通過區分生產性價值創造與交換性價值創造，我們看到中國制造業在附加值和國際定價權上仍有巨大潛力。

筆者提出三點建議：創新驅動推動價值鏈躍升，反內卷與政策穩定是其保障；關注中間人群釋放消費潛力，優化稅制與社保再分配是關鍵；財政擴張提供短期動能，通過多元供給和轉移支付，提升民生福祉。這些措施并非孤立，而是相互協同——創新提升附加值支撐收入增長，中間人群福利改善激發消費，財政支出則橋接短期與長期轉型。

展望未來十年，若能把握這些機遇，我們將從“世界工廠”邁向“創新強國”，實現可持續增長與社會公平。這不僅是經濟模式的重塑，更是人民福祉的全面提升。

（作者為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戰略學及創業學助理教授；編輯：王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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