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丨遇見諾獎得主阿吉翁

菲利普·阿吉翁來華演講，來源：主辦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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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頂尖經濟學家相遇是何種體驗？在北京遇見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菲利普·阿吉翁！

這場經濟學演講中，阿吉翁花了不少言談聚焦中國。

本文首發于21金融圈未經授權 不得轉載

作者 | 張欣

編輯 | 楊希

新媒體運營 | 張舒惠

北京初冬的午后，中央財經大學講堂內座無虛席，就連過道和走廊也擠滿了人。大家靜候的，正是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這位用“創造性破壞”重構增長理論的經濟學家，即將帶來一場融合學術深度與人格溫度的思想盛宴。

菲利普·阿吉翁（以下簡稱“阿吉翁”）的名字，早已與現代增長理論緊密相連。這位1956年出生的法國經濟學家，擁有巴黎高等師范學院數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曾先后在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等世界頂尖高校任教，現任歐洲工商管理學院，法蘭西學院和倫敦經濟學院教授。

學術生涯中，他最核心的貢獻便是與彼得·豪伊特等人共創“創新驅動增長理論”，將熊彼特“創造性破壞”概念模型化、體系化，打破了索洛模型長期壟斷增長理論領域的局面，這一突破也讓他斬獲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出身于法國時尚品牌Chloe創始人家庭的阿吉翁，自幼便在“顛覆傳統”的創新氛圍中成長，母親以簡約設計打破時尚界陳規的經歷，更潛移默化地塑造了他批判性審視主流理論的學術品格。從學術殿堂的理論構建者，到全球經濟發展的建言人，阿吉翁的每一步都踐行著“創新”的內核。

此次來華講座，阿吉翁不僅用“創造性破壞”重構了增長理論，更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藥方”。在阿吉翁看來，正處于增長動力轉型關鍵期的中國，既需要激活創新活力，更要在創新與包容間找到平衡。演講中，他從熊彼特提出的“創造性破壞”核心概念切入，用大量鮮活案例與詳實數據拆解增長邏輯，為中國創新發展的路徑選擇，拋出了兼具理論深度與實踐價值的“解題思路”。

臺下靦腆頑童，臺上燃燒的演說家

此次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菲利普·阿吉翁時隔12年再次站在中國的演講臺上。12年前，他還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知名教授，彼時他與彼得·豪伊特共創的“創新驅動增長理論”剛在學術圈嶄露頭角；如今，他攜諾獎頭銜而來，以“熊彼特式研發創新與人工智能的力量”為主題，為中國前沿創新發展支招。

作為法國著名時尚品牌Chloe創始人加比·阿吉翁的兒子，阿吉翁的成長始終浸潤在藝術與思想碰撞的氛圍中——這種獨特的成長背景，既塑造了他古典精致的審美，也孕育了他兼容并蓄的學術視野。加比以打破常規的設計理念顛覆了當時的時尚界，用簡約風格取代繁復裝飾，這種對傳統的突破與重塑，本身就是創新精神的生動詮釋，而這種“顛覆式創新”的基因，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了阿吉翁的學術探索之路，讓他始終以批判性視角審視主流理論，敢于提出全新的增長框架。

11月中旬午后，他的身影出現在中央財經大學會場側門：深藍色挺括西裝，內搭一件黑色針織衫，線條利落的玳瑁色黑框眼鏡架在高挺的鼻梁上，舉手投足間透著學者的儒雅格調。

阿吉翁被眾人簇擁著走向前排座位時，臺下驟然響起經久不衰的掌聲。這位68歲的經濟學家下意識放輕了腳步，仿佛怕驚擾這份熱烈。落座前，他沖著掌聲方向望了一眼，嘴角悄悄揚起，還飛快地吐了吐舌頭。這幅模樣像極了被圍觀的優等生，靦腆里藏著幾分孩童般的頑皮，與他在學術領域“顛覆索洛模型”的銳利形象形成奇妙反差。

“還記得今年得知自己獲得諾貝爾獎時，我完全說不出話來。諾貝爾獎委員會的人說，他們從沒見過這么‘沉默寡言’的獲獎者。要知道，我平時可是個話很多的人。”阿吉翁這段坦誠的開場白讓會場響起一陣會心的笑聲。

在短暫的暖場后，阿吉翁轉身走向舞臺中央，宣布今天這堂“lecture”正式開始。隨著身后簡潔的PPT亮起第一頁，他的氣場瞬間完成蛻變，從靦腆學者變成了如法國大革命時期般激情澎湃的演說家。

演講中，他不時以順時針或逆時針在舞臺上踱步，手掌時而指向大屏幕中的圖表強調數據，時而在空中劃出曲線解讀理論，每一圈踱步都似在從大腦中快速提取語料。60余年的人生閱歷與30余年的學術深耕，被他濃縮成一堂生動鮮活的經濟課，讓復雜的理論變得通俗易懂。

從閑談中生長出的諾獎理論

“新的創新會讓舊技術變得過時，對吧？但我當年研究增長理論的時候，情況完全不同?！本酃鉄粝拢⒓讨钢粡埬贻p時期的照片，將“破壞”（destruction）一詞拋向聽眾。他強調，這個詞是他用來描述新技術取代舊技術的過程。而在當時，這一想法卻與主流理論格格不入。

據阿吉翁介紹，彼時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概念在課堂上頂多算個“curiosity（趣聞）”，老師們寥寥數語帶過，沒人把它當回事。當時占據主流地位的是索洛模型（Solow model），其邏輯為：經濟增長的核心驅動力是資本積累，通過現有資本生產、將部分產出轉化為新資本，再實現更多產出與儲蓄，形成資本積累的循環。

但索洛模型認為，資本積累本身存在邊際收益遞減的規律——在合理的假設下，單靠資本積累根本無法實現長期增長。索洛將長期增長的動力歸結為“技術進步”，但他的模型里，完全沒有解釋技術創新是如何產生的。而阿吉翁與熊彼特理論的核心貢獻，正是打破這個“黑箱”，從創新產生的機制出發，構建了全新的增長理論框架，最終憑借這一突破性貢獻斬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而當談及自己與彼得·豪伊特共同構建增長模型的契機，阿吉翁的語氣里多了幾分追憶?！?987年是我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的第一年，彼得剛好來校訪問，就住在我隔壁。”他笑著抬手比劃，仿佛又站在了當年的辦公室門口，“我跑去找他，直截了當地說：‘彼得，我們為什么不做一個能體現熊彼特“創造性破壞”思想的新模型？’”這個靈光一現的提議，讓兩人從1987年12月開始攜手攻關，很快就搭建起模型的基礎框架，后來安托萬·阿格昂等學者也陸續加入研究。

“這個模型的核心，繞不開三個關鍵點。”他轉身指向PPT上的要點清單，語氣愈發篤定。

第一，長期經濟增長由持續性創新驅動。每一項新創新都是在原有創新的基礎上實現的——我們始終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行，這是關鍵前提。

第二，創新不是憑空出現的，它源于企業家的主動行動，而驅動企業家的是“創新租金”的預期。如果企業家成功創新出新產品或更高效的生產方式獲得暫時的壟斷收益，這份回報能夠促使其投入研發、投身創新。而“創造性破壞”的核心恰恰在于：新創新會取代舊技術，這是增長的核心要素。

值得注意的是，阿吉翁強調，上述理論的核心存在一對矛盾：一方面，創新者需要壟斷租金的激勵才會投入創新；但另一方面，這些創新者一旦獲得租金，又會反過來阻礙后續創新，阻止新競爭者進入。因此，規范市場經濟的本質，就是如何管理這對矛盾。

“我們需要讓有才能的人脫穎而出、獲得回報，但不能讓他們利用既得利益阻礙新一代創新者——這就是規則的意義。一個健康的市場，應該是新人才不斷涌現、創辦新企業、發展壯大，同時又不會被既有的成功者壓制。管理好這對矛盾，正是增長的關鍵?！卑⒓陶f道。

為直觀解釋理論，阿吉翁展示了企業成長模型圖：四列內容分別代表企業的不同業務，縱向高度對應業務質量水平。企業擴張的關鍵在于以創新“破壞”現有市場，例如通過提供更優質產品取代舊供應商，推動業務質量與規模升級，實現從小企業到大型企業的跨越；反之，若自身業務被同行的創新超越，企業則會陷入萎縮。

基于這一模型，他提出三大預測：

第一，經濟增長與企業新舊更替、崗位調整的“市場流動性”正相關。無論在地區還是國家層面，市場流動性與經濟增長始終呈正相關。那些市場流動性高的經濟體，增長往往更強勁。阿吉翁特別強調，“我們不必害怕這種‘流動性’，它正是長期增長的核心源泉——這是熊彼特增長模型獨有的預測，其他增長理論都沒有提出過。”

第二，企業年齡與規模長期呈正相關，例如美國因融資便利、淘汰高效而曲線陡峭，印度則因依賴姻親管理，缺乏信任機制而陷入增長停滯，中國則正處于歐美之間的水平。

第三，競爭與創新呈非線性關聯。阿吉翁用一個非常形象的例子來解釋這種“非線性關聯”：若班級里加入一名優秀新同學，成績頂尖的學生會更努力以保住位置，而落后學生可能愈發氣餒——企業亦是如此，技術近前沿的企業會因競爭加速創新，遠離前沿的企業則可能消極應對，中國正從“后者主導”向“前者主導”邁進。

在創新與包容間找到平衡

這場經濟學演講中，阿吉翁花了不少言談聚焦中國。

他展示的對比圖清晰顯示，中國的高科技創新曲線正快速追趕歐洲，這一成就背后，增長動力的轉換已勢在必行：“1978年靠技術引進和要素重組就能實現增長，但現在，僅靠模仿遠遠不夠了?！?/p>

針對這一轉型需求，阿吉翁提出三個關鍵抓手：產品市場需進一步釋放活力，通過強化競爭激發創新潛能；金融體系要突破對銀行的單一依賴，大力發展風險投資和研究基金會，“美國DARPA（記者注：DARPA為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模式值得借鑒——政府提供資金支持，但項目需通過競爭獲取，mRNA疫苗的研發成功正是例證”；產業政策則應堅持“親競爭”導向，在明確發展方向的同時，堅決摒棄行政壟斷。他特別警示：“歐洲的教訓十分深刻，各國層層疊加監管，把統一市場切割成了‘積木塔’，中國擁有單一市場的獨特優勢，千萬別浪費這份寶貴財富。”

在阿吉翁看來，當前全球主流經濟模式各有缺陷：美國模式雖具創新活力，卻伴隨著高不平等、低社會流動性的隱憂；歐洲模式注重社會保護，卻陷入了低創新的發展瓶頸。而理想的經濟形態，應當是二者的有機融合——既擁有美國的創新動能，又兼具歐洲的社會包容性。

這一觀點恰好回應了中國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認知誤區：不少人將創新與公平視為“二選一”的對立關系，認為提升創新能力必須以犧牲包容性為代價。阿吉翁明確否定了這種看法，強調創新與包容完全可以兼顧，并提出三項關鍵政策實現這一平衡：“彈性安全”體系、教育改革與競爭政策。

“彈性安全”體系堪稱創新的“社會安全網”，其價值已被數據充分驗證。阿吉翁通過對比丹麥與美國企業工人的就業狀況發現：當企業倒閉導致工人失業時，運用雙重差分法（控制年齡、教育、經驗等變量）分析顯示，失業對丹麥工人的抗抑郁藥服用概率、心臟病發病率和死亡率幾乎無顯著影響；而在美國，這些負面效應卻極為突出。這套體系的核心價值在于，既讓企業能夠更靈活地調整用工結構，敢于擁抱技術變革與“創造性破壞”，又通過完善的保障為勞動者兜底。阿吉翁主動表示，中國可結合自身實際研究調整這一體系，他也樂意為此提供支持。

教育改革則是實現雙贏的關鍵抓手。阿吉翁的研究發現了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在美國和芬蘭，父母收入越高，子女成為創新者的概率往往越大（即便芬蘭擁有免費優質的教育資源），這一關聯依然存在。這背后的原因是，高收入父母往往也是高學歷群體，他們向子女傳遞的知識視野與人生志向才是關鍵影響因素，而非單純的金錢支持。

芬蘭1970年的教育改革為此提供了絕佳參照：改革前，僅有特權階層子女能完成高中學業，多數人12歲便面臨輟學；改革后，芬蘭將義務教育延伸至12年級，并實現教育質量的全國統一。對比數據顯示，這場改革大幅提升了貧困家庭子女成為創新者的概率，讓那些潛在的“失落的愛因斯坦”獲得了施展才華的機會。這充分證明，通過普惠且高質量的教育改革，既能擴大創新人才儲備，又能促進社會公平，完美實現創新與包容的雙贏。

競爭政策則是激活創新生態的重要保障。阿吉翁指出，美國近年增長陷入停滯，一個重要原因便是亞馬遜、微軟等明星企業形成壟斷，抑制了新企業進入，導致市場活力不足。若美國能優化競爭政策，將帶來雙重利好：一是新企業數量增加，為創新注入新鮮血液；二是“創造性破壞”機制重新活躍，提升社會流動性。

在阿吉翁看來，這三項政策共同構成了中國實現“創新與包容并舉”的核心路徑。他特別提醒政策制定者：“不必為了包容而放棄創新，通過這三項政策，完全可以實現二者的平衡。”

阿吉翁在演講中最后表示，熊彼特增長理論為我們搭建了理解增長的新框架，而中國的發展實踐則為理論創新提供了豐富土壤。接下來，如何進一步發展這一理論，探索出更貼合中國實際的最優經濟模式，正是中國學者需要肩負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