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1997年5月，鶴崗職工醫院的走廊里有股消毒水味，張國福躺在三號病房，被褥底下身子瘦得只剩骨頭，護士剛抽完第三管血，診斷書上“肺癌晚期”四個字被家屬翻來覆去摸得發皺，女兒攥著繳費單蹲在走廊盡頭，十三萬的數字在眼前晃，這已經是能賣的全部家當。
二十年前復員那天，鞭炮聲猛地在耳邊炸開，一九七七年，榆樹縣的領導捧著任命書說，張干事你挑個崗，他卻把復員證往搪瓷缸上一放，我要回鄉種地，妻子蓮子沒問為啥，只記得他半夜總縮在被窩里，手指一下一下摸著胸口那道舊疤。
礦務局火藥庫的悶罐車成了他的新家，四十年代的軍功章和爆破筒照片鎖在樟木箱底，換成了沾滿煤灰的工裝，工友們只當他是個愛較真的保管員，沒人知道這總往危險地方跑的年輕人，曾在朝鮮戰場上用身子堵過槍眼。
轉院通知來得突然，子女們正為湊不夠化療的錢發愁，兩輛軍綠色吉普就停在醫院門口，穿呢子大衣的老干部握住他的手說，老張同志，這是組織能幫的最后一點忙，輸液架上的藥瓶輕輕響著，他盯著走廊盡頭那面白墻，恍惚間又看見一九五一年那個雪夜，他背著炸藥包沖向敵人的碉堡，身后是永遠留在三百四十五點三六高地的戰友。
最后那個清晨，監護儀響了一聲長音，窗外的梧桐葉就一片一片往下掉，床頭柜上的紙片讓晨光透出來，上面寫著三行歪歪扭扭的字，年輕護士后來在值班日志里記了，07:15，6床病人走了，走之前一直念著黨費，可我們還沒來得及問，他就閉上眼了。
追悼會上下著小雨，礦工們頭一回聽見“特級戰斗英雄”這名字，有人掏出工作證比劃著問，這不就是當年總替咱們擋危險的張師傅嗎，講解員擦著四十七軍榮譽室的玻璃柜，那張一九五〇年的合影里，最邊上那個少年踮著腳仰著頭，他胸前的勛章在燈下閃著光，像四十七年前那個黃昏，他躺在擔架上數的最后幾顆紅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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