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浩月 | 梁鴻《要有光》：在悲傷中執著尋找真相

文 | 韓浩月

寫“梁莊三部曲”的梁鴻，在出版長篇小說給人留下要向虛構轉型的印象之后，再次回歸到非虛構領域，寫作出版了主題為親子關系、家庭與校園教育的《要有光》（中信出版集團，2025年9月）。和《中國在梁莊》等故鄉主題還蒙著一層溫情面紗不一樣，寫《要有光》的梁鴻筆觸深入而鋒利，在悲傷的基調上彌漫著對尋找真相的執著。這本書是一次情感傷口的展示，是心理紫外線、精神消炎藥共同作用后，創傷愈合過程中，每一位讀者都能感受到的痛與愛的集合體。

《要有光》在“前言”中講述了一個震撼的景象：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將額頭頂在耶路撒冷的哭墻上，默默訴說內心的悲痛，淚流滿面的作者亦是其中一員，“他（作者梁鴻的兒子）四面都是墻壁，無處可去”“他好像被什么困住了”“我的孩子，他在受苦啊”“我自己可能就是他痛苦的來源之一”……一位寫作者能如此開門見山地袒露心聲，這往往意味著她的寫作已經帶有破釜沉舟的勇氣，當自省與警醒合二為一的時候，她想要發現與解決問題的決心便無可阻擋，而眾多同困此局的父母，往往在發現問題方面局限于片面，在解決問題上更是束手無策。

首先要看到大人的掙扎，才能洞察孩子們的痛苦。《要有光》在書寫敏敏、雅雅、小夏、吳用等少年在黑暗中無助、徘徊的經歷時，也帶出了他們身邊父母親人的群像。如果說孩子們的遭際使人憐憫、同情，那么他們父母輩、祖父母輩卻也令人難以苛責——他們由焦慮、膽怯、狂妄、卑微等等構成的創傷，何曾是他們想要的？如果大人們不自知，又怎么寄希望于他們能理解、解救、成全孩子？

在閱讀《要有光》時，最常想到的是，“鏡中我”作為社會學概念、同時也被心理學廣泛借鑒的理論，于這個時代在持續被驗證的同時，也在不斷被年輕人的自我意識如海浪般地沖擊著。一方面，家庭作為促使孩子自我認知生成的第一場景，在對孩子的影響和塑造方面，與過去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家庭小型化帶來的人際關系單一、親密關系雷同，壓縮了孩子們對外界的探索與聯系，在窘迫空間里，兒童客體化狀況愈加嚴重；另一方面，數字與智能時代造就的量子化生存，讓孩子很早便習慣離散式聯結，有了明顯的自我意識重構，哪怕只有十幾歲，他們也有了帶有超越性的意識覺醒，較之前幾代孩子，個性與自我更加鮮明。他們與父母長輩間的沖突，是不同代際間截然不同的認知隔閡導致的。除非父母長輩能夠真正放棄自己擁有的知識與觀念，以孩子們的視角去觀察和感受這個巨變的世界，并以平等的身份與口吻與之交流，否則問題就很難消解、融化。

得到這一發現，是因為《要有光》中的書寫，已經客觀證實孩子們早已通過有形（電子設備、社交平臺）無形（自我意識、共同觀念）的網絡，構造了屬于他們的世界。雖然孩子們的世界仍然與大人眼里的現實世界有一定的重疊與交叉，但仍然不能將孩子們看到的、感受的、身處的環境稱之為超現實世界，他們在被動地學習、繼承、融入由超前理念與超前技術構造的新世界的過程中，顯然已經帶入了自己的主人公思維，在這種思維里，所謂的不合時宜的關心與愛，均變成了控制與暴力，表面上看大人們是因為孩子的不聽話而覺得痛苦不堪，實際上是對孩子們所掀起的無聲的“革命”產生恐慌——他們擔心自身所理解的美好社會與生活方式被顛覆，哪怕他們所享受的快樂與幸福，也是經過上百年來一代代年輕人的抗爭才得以建設而成的。

梁鴻在接受訪談時曾表示，書中所使用的孩子們的話語，包括他們所寫的篇幅或長或短的書信，她均沒有作修飾與升華，哪怕字詞語句層面存在所謂的錯與病，也都原汁原味保留下來了。因此，一個被遮蔽的、被大人世界所忽視的、為主流社會所不認可的孩子們的世界與網絡，通過《要有光》這本書得以系統化地呈現在更多讀者面前。他們說，“別吹滅那光”“媽媽，你得繼續學習，你得知道人類創傷的復雜性與必然性”“在歷史性的選擇中，你們都沒有選擇我”“這個世界上沒有普通人，大家各有各的軌跡”……閱讀這些話語，發覺這些孩子們會悲秋傷春，喜歡寫信寄明信片，愿意從遠方得到安慰——這些都曾是他們父母的習慣或愛好，但在哲學層面上，對人生意義與生命價值的思考上，這些孩子們在集體層面上，展現出了超越前代的潛在特質。

這是一件幸運的事情。在大人們把孩子帶離大自然、脫離大群體、失去攀爬高山仰望星空能力的時候，孩子們還是可以憑借某種生命本能，繞過一道道障礙，通透地看到世界的過去與未來。他們能找得到自己的位置，能覺察到與生俱來的幸福與痛苦。他們懂得如何去做判斷與選擇，在獲取文化與歷史留下來的經驗的同時，也會依據豐富而發達的感官，來與世界上已知與未知的一切重新建立聯系。所以，放心把世界交給孩子，讓他們找到并擁有自己的光，這是大人們必然要做也不得不去做的一件事情。

這是六根推送的第3816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