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如何淪為了大國博弈的棋子？50年前美蘇太空奇跡的背后

圖 說：1975年美國阿波羅飛船與蘇聯聯盟號飛船對接的模擬圖（圖源：wiki）

導讀

美蘇太空競賽體現了兩種技術路徑的分野。蘇聯采取“工程優先”戰略，通過相對激進的技術方案爭奪“第一”，將科學置于次要地位。這種模式雖在早期取得里程碑成就，卻因缺乏科學引領而后勁不足。美國則在阿波羅計劃后轉向“科學引領”路徑，以明確科學目標驅動工程設計，雖周期較長，但獲得了更系統的科學回報和可持續的技術積累。歷史證明，將科學發現作為核心使命的模式，在推動持續空間探索方面更具生命力。二者的差異不僅在于技術選擇，更在于對太空探索本質的理解深度。

撰文 | 張志會

責編 | 李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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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人類首次將目光投向星空，太空便承載了無盡的幻想與渴望。然而，將對太空的渴望轉化為系統的空間科學探索，卻始于二十世紀下半葉那場塑造了全球格局的冷戰。正是在1945 年后的數十年間，航天領域的成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革新著人類對地球、太陽系乃至宇宙的認知。但這一進步遠非一個純粹的科學進步史詩，它更是一場深嵌于意識形態對抗、軍事戰略與國家威望博弈中的宏大社會實踐。

從探月、行星探測到空間站、航天飛機，美蘇冷戰時期的空間科學幾乎實現了從零開始的飛速發展，卻終究是一場被政治邏輯深度塑造的歷史實踐，其留下的不僅是月球樣本、探測器數據與天文學突破，更蘊藏著關于科技發展本質的深刻啟示。

在1945年-1991年的幾十年間，空間科學的發展鮮活地向人類展示了政治力量介入鮮明的雙重性。一方面，意識形態對抗與國家威望競爭催生了前所未有的資源投入，推動火箭技術、自動化探測、空間天文學等領域實現跨越式突破，讓人類在短短數十年內完成了從近地軌道到外太陽系的探索跨越；但另一方面，當科學探索淪為政治博弈的工具，當技術路徑被官僚體系與短期目標鎖定，其發展便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美國航天飛機因承載過多軍事期望與經濟性幻想而淪為戰略失誤，蘇聯因資源過度集中于特定工程而錯失基礎科學突破，皆印證了這一道理。

更為關鍵的是，美蘇兩國在數十年競爭中暴露的“科學與工程失衡”問題，更具鏡鑒意義：當工程目標凌駕于科學價值之上，當科學探索的自主性讓位于政治議程或技術慣性，即便能取得短期的工程成就，長期來看也會制約創新活力與核心競爭力的提升。這些從冷戰太空競賽中沉淀的經驗與教訓，為當下正處于關鍵轉型期的中國航天提供了重要的參照坐標系，而中國航天的發展軌跡與現實困境，恰恰與美蘇的歷史實踐形成了跨越時空的呼應與對話。

本文旨在穿越 “太空競賽” 的英雄敘事光環，探尋美蘇空間科學發展的內在政治邏輯，審視其如何在國家力量的驅動下萌芽，在競爭的烈焰中扭曲與生長，并最終為后世，包括崛起的中國，留下深刻的歷史啟示。

（注：本文所探討的 “空間科學”，是涵蓋空間物理、行星科學、空間天文學、空間生命科學等領域的綜合性學科，核心聚焦對宇宙天體、星際環境及生命在空間中存在形式的基礎研究與認知突破，區別于以火箭發射、航天器制造、任務執行等工程實現為核心的 “航天工程”—— 前者以 “探索未知、拓展認知邊界” 為目標，后者則是支撐這一目標落地的技術手段與保障體系。）

01

軍事需求的科學外溢：

空間科學的冷戰起源（1945-1960）

空間科學的誕生，并非源于書齋里的奇思妙想，而是二戰時期的導彈劃破長空的直接產物。二戰結束后，美蘇對德國 V-2 火箭技術與來自德國的人才的爭奪，其核心目標高度一致：發展能夠攜帶核彈頭、跨越大陸的遠程彈道導彈。科學探測在最初僅僅是這一核心軍事使命下順帶的“搭車”行為。

在美國，為實現太空探索的初期目標，最初的任務落在了大學與政府實驗室的肩上。位于新墨西哥州的白沙試驗場成為當時重要的試驗基地，利用繳獲的德國V-2導彈，在通用電氣公司員工以及馮?布勞恩所率領的德國團隊協助下，展開了早期踉蹌而執著的探索。由于經費與經驗雙雙匱乏，來自海軍研究實驗室、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應用物理實驗室等機構的科學家們，常常只能匆忙組裝簡易儀器，并寄望于這些設備能在火箭撞擊沙漠后幸存，或在墜毀前傳回哪怕零星的數據。早期實驗中儀器故障頻發，導致許多原本對高層大氣物理感興趣的科學家陸續退出，而留下來的，則是一批執著于“在火箭上實現實用系統”的工程實驗主義者。

軍隊之所以深度介入太空研究，源于其對導彈再入物理機制，以及電離層影響軍事通信等問題的迫切需求。尤其當戰略分析推斷，美蘇之間若爆發核戰爭，其戰場很可能位于北極上空時，對極地電離層——這一反射長波無線電信號、支撐戰略通信的關鍵區域——的研究，便成了攸關生死的課題。這一戰略需求，推動了冷戰期間美蘇對極地地區的科學競爭，并在1957至1958年的國際地球物理年期間達到高潮。

空間物理學家詹姆斯?范?艾倫（James Van Allen）的職業生涯，正是這一階段的生動縮影。作為一名輻射物理與宇宙線研究專家，他早先專注于高空宇宙射線探測，隨后參與多項軍方資助的V-2火箭及更小型火箭的科學任務。在1958年，他領導設計了美國首顆衛星“探索者一號”所搭載的宇宙射線探測設備，并借此發現了環繞地球的高能輻射區——后來成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范?艾倫輻射帶”。范?艾倫的這一里程碑式的發現，不僅標志著空間物理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誕生，也深刻揭示了外層空間的科學價值，同時為后來的載人航天與衛星設計提出了必須應對的輻射防護挑戰。

當時，美蘇的體制差異已決定了其迥異的資源調動模式。美國呈現出一種“分散協同”的態勢，各軍種、國家實驗室和大學在競爭與合作中前行，直至1957年蘇聯發射“斯普特尼克一號”后，才于1958年成立國家航天局（NASA）整合民用太空事業。而蘇聯則自始便是高度集中的計劃模式，由政治局決策，科羅廖夫等總設計師領導的 “設計局－科學院” 復合體封閉高效，資源向少數重點目標極度傾斜。科學在此階段，宛如軍事工程這棵參天大樹上意外結出的果實，其生長完全依賴于大樹的滋養與導向。

02

國家威望競賽下的科學工具化：

從月球到行星的博弈（1960-1975）

隨著1961年肯尼迪總統宣布美國將實施阿波羅計劃，實現人類首次載人登月，空間科學被徹底推向了政治競賽的前臺，其工具化特征暴露無遺。科學目標常常需為政治層面的 “第一”讓步，尤其是在蘇聯方面。

在月球競賽中，蘇聯憑借 “月球三號” 首次拍攝月球背面，憑借 “月球九號” 實現首次軟著陸，贏得了短暫的威望。而美國雖在“第一”上稍遜，卻通過 “徘徊者號”“勘測者號”及“月球軌道器”系列的精細測繪——其中甚至使用了來自秘密間諜衛星項目的相機——為阿波羅計劃積累了無與倫比的工程數據。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個被眾多科學家批評為 “科學常是事后之思” 的阿波羅計劃，卻意外地重塑了行星科學。宇航員在月面部署地震儀，最后一次任務攜帶專門的科學艙，累計帶回382公斤月球巖石與土壤，為科學研究帶來豐厚回報。例如，對樣本的分析證明了早期太陽系曾發生劇烈的行星撞擊事件，極大深化了人類對地月系統演化的理解，催生了比較行星學。

在行星探測領域，美國噴氣推進實驗室（JPL）主導的 “水手號” 系列早期成功：1962年“水手二號”飛越金星，證實其表面高溫足以熔化鉛；1964年 “水手四號” 飛越火星，拍攝到坑洼死寂的地表，打擊了公眾對地外生命的期待。

整個20世紀70年代，美國迎來 “行星探索的黃金時代”：“水手九號” 成為首個環繞火星的探測器，揭示了火星的火山、峽谷和古老河床；“海盜號”實現火星著陸并搜尋生命；“旅行者號” 借助引力彈弓效應開啟外太陽系穿越之旅。這些成就的背后，是電子裝置微型化與抗極端環境儀器發展帶來的“自動化革命”，使得無人探測成本遠低于載人航天。

而蘇聯在1966年前的19顆行星探測器均告失敗，直至謝爾蓋?科羅廖夫將任務移交喬治?巴巴金領導的拉沃奇金設計局后，才在金星探測中取得突破 ——“金星 7 號” 成為首個在另一行星表面著陸并發送數據的探測器，盡管僅存活23分鐘。這一成就的背后，正是蘇聯 “集中力量辦大事” 體制優勢的集中體現——政治局將金星探測列為優先目標，整合全國頂尖工程團隊與科研資源，繞開分散決策的低效內耗，聚焦極端環境著陸技術這一核心難題實現突破，短期內創造了行星探測的奇跡。但這種模式的局限性同樣突出：資源向金星探測的極度傾斜，導致火星探測領域長期投入不足、技術積累滯后，20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70年代蘇聯多次火星探測器任務均因技術短板與倉促發射而失敗，最終被迫放棄全面競爭，形成 “單一領域領先、整體布局失衡” 的格局。

蘇聯這種 “優勢領域極致突破與非優先領域發展滯后并存” 的現象，恰恰為中國航天的體制反思提供了直接參照——集中體制在重大工程攻堅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但如何在聚焦重點目標的同時，避免資源分配的“路徑依賴”與“領域偏科”，實現科學探索的全面、可持續發展，正是需要從蘇聯的經驗教訓中汲取的關鍵啟示。

03

體系固化與路徑依賴：

尷尬的航天飛機與空間站（1975-1991）

冷戰后期，空間科學試圖走向體系化與常態化。美蘇甚至有過短暫的象征性的空間科學合作，一個典型事件是，1975年7月17日蘇聯聯盟號飛船與美國阿波羅飛船在太空對接。但人類空間科學后續的發展仍愈發深刻地受到此前技術路徑與政治承諾的束縛。

空間天文學的夢想——將望遠鏡置于大氣層之上打開整個電磁波譜 —— 隨著冷戰期間相關技術的成熟而成為現實。哈勃空間望遠鏡（HST）作為標志性項目，取得了革命性的天文學成就：更準確測量造父變星距離、改善宇宙年齡估計、證實星系核中黑洞的存在。但其 2.4 米主鏡尺寸的選定，并非完全基于科學目標，而是與當時美國國家偵察局的間諜衛星鏡面尺寸一致，便于 NASA 選擇相同承包商。望遠鏡的預算危機、發射延遲及 1990 年入軌后主鏡磨制錯誤的尷尬，暴露了大型科學項目在政治官僚體系中的脆弱性。

而拯救哈勃的，正是另一個充滿爭議的工程——航天飛機。NASA 曾承諾航天飛機將成為國家唯一載人發射體系，宇航員將成為太空技工，但這一策略成本高昂，最終通過幾次的維修任務挽救了哈勃。然而，航天飛機的設計被賦予了不切實際的經濟性要求和廣泛軍事用途，導致系統復雜、運維成本高昂。1986 年“挑戰者號”事故及2003年的“哥倫比亞號”事故，不僅導致多名宇航員遇難，更沉重打擊了美國空間科學計劃的推進，成為 “政治期望凌駕技術理性” 的典型注腳。在不堪重負之下，航天飛機于2011年正式退出歷史舞臺，美國宇航員往返國際空間站一度只能依賴俄羅斯“聯盟號”飛船，直到2020年馬斯克SpaceX公司的“龍飛船”投入商業載人飛行。

值得深思的是，蘇聯同期推出的“暴風雪號”航天飛機，與美國航天飛機在技術路徑上高度相似——同樣追求“可重復使用”“軍民兩用”的復合目標，同樣因政治意志推動而忽視工程理性。但蘇聯的集中體制讓這一問題更趨極端：為了在太空競賽中快速對標美國，“暴風雪號” 在未充分驗證技術可靠性的情況下倉促推進，最終僅完成一次無人試飛便因蘇聯解體、資金斷供而夭折，其耗費的巨額資源甚至間接擠壓了行星探測、空間天文學等基礎科學領域的發展空間。

美蘇兩國在航天飛機項目上的殊途同歸，深刻揭示了一個共性規律：當太空探索被賦予過多非科學目標，當技術路徑被政治博弈鎖定，即便投入海量資源，最終也難逃效率低下、風險激增的困境，這為后世航天工程的目標設定與路徑選擇敲響了警鐘。

與此同時，蘇聯通過“禮炮號”與“和平號”空間站，在長期載人駐留領域積累了獨一無二的數據，其航天員創下的在軌時長記錄，為空間生命科學提供了寶貴平臺。但在天文學和行星探測等基礎科學領域，蘇聯因資源不足和政治優先級較低而逐漸落后。美蘇的對比鮮明地表明，不同的技術路徑選擇，最終將塑造出截然不同的科學能力版圖。

04

空間科學，只靠國家投入夠嗎？

美蘇空間競賽的歷史，宛如一座錯綜復雜的燈塔，其光芒既照亮前行的道路，也投下深邃的陰影。它揭示了國家力量如何催生科技飛躍，也警示了當科學探索被政治符號捆綁、當技術路徑被官僚體系鎖定時可能面臨的困境。

對于中國而言，依托“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制，空間科學在短短數十年內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跨越式成就，而今，隨著中國的空間科學逐漸達到了國際領先水平，曾經困擾過美蘇空間科學發展的問題也被擺在了中國的面前。此時，中國的空間科學正站在一個關鍵的歷史節點。

與美蘇一樣，中國的航天體系自誕生之初就是一個高度集中、以國防使命為核心的“計劃型”體系。1970年“東方紅一號” 衛星的成功發射，首先是一曲政治與技術的凱歌，趙九章等老一輩科學家希冀的科學探測功能沒有真正實現。

中國現行的航天科研與工程管理體制，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為統籌有限資源、實現重大工程突破而形成的，其突出特征表現為“系統分立、多層協作”的治理結構。

在管理層，我國遵循國際通行原則，由軍事部門統管軍用航天系統；以中國空間站為代表的重大載人航天工程，則由中央專設的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直接指揮，確保決策高效與執行有力。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探月工程的管理職能也從國防科工局移交至載人航天辦公室，反映出載人、非載人重大航天戰略項目進一步趨向集中統籌。

在組織與實施層，各類任務由相應管理單位牽頭，調動全國優勢力量協同攻關。在民用航天領域的中小型科學衛星方面，已形成了以中國科學院、航天科技集團為核心，多所高校及中國電科等專業機構深度參與的協作網絡。

這一“軍民相對分立、多方共建”的體制，在過去數十年間成功凝聚國家力量，實現了以“兩彈一星”為標志的系列重大突破。然而，隨著航天事業向更高水平發展，該體系也逐漸顯露出一定的路徑依賴與體制慣性，容易導致創新資源在多個“國家隊”主體間形成壁壘和重復投入，而非“有機協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基礎研究與前沿探索的原始創新活力。

我國空間科學發展的核心問題之一，在于過度依賴單一國家投入的模式存在結構性局限：航天本身就帶著高成本、高風險的屬性，科研成果未來的應用前景也不確定，而現在多數航天任務又集中在少數央企 “國家隊” 手中，不僅資金使用效率受影響，還讓風險過度集中在國家層面。

這種困境并不是中國獨有的，在國際航天史上很常見：蘇聯及后來的俄羅斯，一直扛著單一國家投入的沉重負擔，后續發展乏力；美國的NASA早年也完全靠國家投資，后來實在負擔不起，才意識到這種單一模式的問題，轉而主動扶持商業航天。而馬斯克的 SpaceX 正是抓住這個機會，靠市場化運作實現了技術創新和成本優化，成了美國航天創新的核心力量。歐洲則因為多國協調成本高、難達成共識，航天發展沒了往日動力——這更凸顯出我國空間科學發展探索 “國家主導、市場賦能、多元協同” 新路徑的緊迫性。

再看國內，我們已經形成了航天央企與中科院兩個“國家隊”并行、高校日益深度參與的格局，但這些主體的管理模式和投入機制都比較相似，缺乏差異化的競爭氛圍。因此，盡管國家投入一直在增加，國際一流水平的突破性空間科技成果卻并不甚多，創新動力不足的問題更是越來越明顯。

好在國內商業航天已經具備了破局的基礎：藍箭航天等企業在火箭回收等關鍵技術上取得了階段性突破，“力箭一號” 曾免費為空間科學載荷提供搭載機會。這些實踐展現了商業航天進行低成本探索，敏銳捕捉前沿需求、敢于挑戰風險等優勢，為空間科學發展提供了值得重視的市場化解決方案。

因此，我國航天（含空間科學）亟需以多元競爭破解單一模式困局，調整發展路徑，將市場經濟邏輯、公平競爭機制與商業航天力量深度融入體系。這并非弱化 “國家隊”，而是明確其聚焦重大工程與基礎科學前沿、筑牢 “國家能力” 的核心定位；同時開放市場，按技術實力與產品競爭力優化資源分配、引導資本有序參與，讓商業航天成為國家投入的重要補充，形成 “國家隊攻堅前沿、商業航天深耕轉化應用” 的協同格局。

05

進入了“無人區”的中國空間科學，該往哪里走？

投入主體的問題之外，當前中國航天事業面臨的一個深層矛盾則是：在工程系統高度成熟、資源充沛的背景下，科學共同體的議程設置能力（或者說航天體系內科學家的話語權）仍需進一步提升。我們常常看到，重大工程決策在先，科學目標論證相對滯后。這種 “工程牽引科學”的模式固然保證了任務成功率，卻也導致科學目標容易淪為工程可行性的 “副產品”。

隨著中國的空間科學開始走到了世界前沿，科學目標與工程可行性之爭這類過去可以擱置討論的問題也就正式浮出了水面。在去年的香山科學會議上，包括16位院士在內的百余名科技界專家圍繞月球基地建設開展“頭腦風暴”時，中國工程院院士鄧宗全表示，中國航天已進入了（沒有先例可循的）“無人區”，尤其當談到月球基地該如何建設，鄧宗全特意提到：由于月球基地建設與高效益運營意義重大，工程方案制定要以科學目標為牽引。

從實踐邏輯來看，月球科研站作為龐大的系統工程，前期架構設計需優先解決著陸選址、運輸方案、能源供給等工程硬性約束——這些直接關系任務成敗的底線問題，自然成為工程師團隊的核心考量。而科學家關注的 “月球背面低頻射電探測”“月基資源利用的科學機理” 等核心議題，譬如，在展望月球基地可實現的科學任務目標時，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國家空間科學中心主任王赤說，月球是解開宇宙起源終極問題的一個理想場所，如果在月球背面建立低頻射電陣列或架設射電望遠鏡，將極大促進人類對宇宙起源的認知。

不過，這些科學目標往往需要在工程可行性框架確定后才能進一步細化，這就導致科學訴求在前期架構設計中難以獲得與工程需求同等的決策權重。例如，預計2026年發射的嫦娥七號、2028年發射的嫦娥八號作為月球科研站先導任務，前期論證中重點聚焦極區著陸技術、月壤原位建造等工程難題，而關于科學目標的細化（如嫦娥七號的月球南極月表環境、月壤水冰和揮發分；嫦娥八號的射電天文學陣列，月球中子、離子和高能中性粒子等高精度探測與研究），則是在工程方案基本確定后，通過載荷優化逐步納入，這一過程正是 “工程聚焦在前、科學跟進在后” 的典型體現。

此外，航天工程的 “高可靠性要求” 與科學探索的“創新性訴求”存在天然張力：工程決策需優先規避風險，傾向于成熟技術路徑；而重大科學突破往往依賴非傳統的探測方案，這種差異也使得科學家的創新思考在以風險控制為核心的任務架構前期難以得到充分重視。中國空間科學的努力沒有白費，2024年12月聯合發布的《國家空間科學中長期發展規劃（2025-2050）》便是圍繞五大科學主題，聚焦優先發展方向，形成了至2050年我國空間科學發展路線圖，既體現了系統性頂層設計，也凝聚著航天人的使命擔當。

中國空間科學成就的背后，正是集中體制能夠整合全國優勢資源、規避分散決策內耗、聚焦長期目標持續投入的體制紅利：嫦娥工程從繞月、落月到采樣返回的“三步走”戰略僅用16年便圓滿完成，遠超美蘇同期探月歷程；“天問一號”一次實現 “環繞、著陸、巡視” 三大目標，創造了火星探測的高效紀錄；中國空間站“天宮”在短短 10 年內完成從關鍵技術驗證到全面建成的跨越，成為人類太空探索的重要平臺。這些成就證明中國航天體制在重大工程攻堅、國家戰略落地等方面具備顯著競爭力。我們對“工程牽引科學”等問題的反思，并非否定現有體制的價值，而是希望在保留優勢的基礎上，通過針對性改革彌補短板，實現更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

同樣需要關注的是，在現有體制下，科學家個體的創新激情可能會受到系統慣性的一定制約。多位資深行星地質學家曾提及：我們有很多大膽的想法，但要讓它們在工程評審中存活下來，不得不先進行一輪自我審查，削足適履地適應現有的技術路徑。這種創新活力的隱性損耗，其長期危害不亞于單一任務的失敗。如何優化載人與無人探測體系的協同機制，也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

而對比歐美航天體系的運行模式，我們也能獲得關于創新活力培育的額外啟示：美國 NASA 體系內，噴氣推進實驗室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應用物理實驗室等機構的并存與競爭，催生了一系列風格迥異、極具創新性的任務。歐洲空間局（ESA，下簡稱：歐空局）則通過其 “宇宙愿景”計劃，由各成員國科學家團隊競爭主導權，有效激發了科學共同體的主動性。

06

歷史鏡鑒與中國路徑：轉型困境與當代啟示

面對人類“重返月球”和建立國際月球基地等焦點問題，我們需要開辟一條漸進式的改革路徑，從決策機制、評估標準到創新生態層層遞進，構建 “科學引領、標準護航、活力賦能” 的發展體系：

其一，重構決策機制：以獨立科學咨詢實現 “科學前置”。建議在國家航天決策層設立具有充分話語權的獨立 “科學咨詢委員會”，成員由跨領域頂尖科學家、學術機構代表組成，且決策參與權不受工程部門干預。其核心職能并非在工程方案確定后進行補充評議，而是在任務概念階段就深度介入，圍繞 “必須回答的革命性科學問題” 界定核心目標 —— 例如月球探測應聚焦 “月幔成分探測”“早期太陽系演化痕跡研究” 等根本性議題，讓科學需求成為任務架構設計的起點，從源頭扭轉 “工程先行、科學補位” 的慣性。

其二，建立量化標準：以科學回報率筑牢 “價值硬約束”。推動構建 “科學目標優先級” 量化評估體系，借鑒 NASA 在項目評審中成熟的 “科學回報率” 指標框架——這里的 “科學回報率” 并非單純以論文發表數量衡量，而是指單位航天投入所產出的原創性科學成果（如是否破解學科前沿難題、是否發現新現象或新規律）、對后續探索的支撐價值（如是否為未來任務提供關鍵數據或理論基礎）及國際學術話語權提升等維度的綜合收益，通過加權評分形成可對比的量化結果。“開普勒太空望遠鏡”于2009年發射，NASA在其項目評審階段，正是通過該指標預判其在系外行星探測領域的突破性價值，即便初期工程風險較高仍予以重點支持，最終證實了該指標的有效性。

其三，培育創新生態：以容錯空間激發 “原生創造力”。在現有集中式工程體系外，開辟專門的創新探索通道，這里的 “容錯空間” 特指為高創新性、高探索性任務設立的風險包容機制——允許在科學目標明確、技術方案經過充分論證的前提下，接受一定比例的任務未達預期（如部分探測目標未能實現、數據精度未達標準），核心是避免因過度追求技術安全而扼殺原始創新。

目前，已有各種國際案例證明，通過 “政府主導核心科學 + 市場 / 小型團隊賦能創新” 的協同模式，既能保障國家戰略任務落地，又能激活多元創新主體的活力，可為中國構建開放多元的航天創新生態提供直接參考。

在美國，“發現計劃（Discovery Program）”自 1992 年啟動，定位為 “低成本、高創新性中小型行星探測任務”，單項目預算控制在 3-5 億美元（僅為大型任務的 1/5-1/3），明確允許約 20% 的失敗率，評審權完全由跨學科科學家團隊主導。截至目前，該計劃成功率超 80%，誕生了 “火星探路者”（1997 年實現火星低成本軟著陸，驗證了氣囊著陸技術，為后續 “勇氣號”“機遇號” 奠定基礎）、“黎明號”（首個環繞谷神星與灶神星的探測器，揭示小行星帶天體形成奧秘）、“新視野號”（人類首個探測冥王星的探測器，刷新太陽系邊緣認知）等標志性成果。這種 “小預算、高靈活、重創新” 的模式，其預算規模控制、評審機制設計與容錯率設定，可為中國構建同類創新通道提供直接的實操參考。NASA 近年推行的 “商業載人航天” 模式頗具啟發，通過引入商業公司參與載人運輸、衛星發射等環節，將政府資源更多集中于科學探索核心任務，而商業公司的技術創新，例如，SpaceX 的星艦項目通過可回收技術迭代，進一步降低了深空探測的發射成本，為 NASA“阿爾忒彌斯計劃”的科學探索目標提供了更靈活的支撐。

歐空局已在近年啟動和實施了多項中小型空間科學探測任務，例如，預計于2026 年發射的 “柏拉圖”（PLATO，行星凌日與恒星振蕩） 衛星通過多星協同觀測系外行星，其 “簡化審批流程、賦予科學家更大自主權” 的機制，有效激發了中小型團隊的創新活力。2025年6月，該機構又公布了《科技2040：歐洲航天局愿景》，旨在打造一個富有韌性、獨立自主和高效的歐洲空間生態系統。

中國航天能夠持續獲得成功的關鍵在于，在保持現有體制優勢的同時，深化科學目標在重大工程中的引領作用，優化載人與無人探測體系的協同機制，并巧妙培育更加開放、多元的創新生態。沿著這條道路前行，中國航天有望在諸多前沿領域實現原創性突破：在月球極區探測中，通過科學主導的著陸點布局與探測方案設計，破解水冰資源分布與利用機理的世界級難題；在行星科學領域，依托 “天問” 系列任務的持續探索，在火星生命痕跡搜尋、小行星起源演化研究等方面產出顛覆性成果；空間天文學領域，通過科學與工程的深度融合，推動下一代空間望遠鏡、引力波探測器等尖端設備落地，搶占宇宙認知的制高點。

如果說，實現航天強國是探索星辰大海的大船，那么，實現空間科學強國就是為這艘巨輪注入創新的“靈魂”。我們亟需思考的是，如何超越固有的體制慣性，在保持強大工程實施能力的同時，構建一個以科學發現為核心牽引、能夠高效協同全國創新力量的開放型科研生態系統。這并非簡單的機構改革，而是一場深刻的理念變革。一條將國家意志、工程卓越與科學探索精神深度融合的“中國式”航天強國之路，既要吸收美蘇歷史實踐的經驗教訓，又要立足中國體制優勢與發展階段，在“集中攻堅”與“多元創新”之間找到平衡點。這條道路不僅將為民族復興注入強勁動力，更能以其獨特的協同模式，為全球太空治理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最終決定中國從“航天大國”邁向“航天強國”的成色與高度。

（本文作者張志會為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研究員，文章為作者的學術觀點，不代表任何組織。如有不同意見，歡迎留言或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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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知識分子》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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