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9年12月,司法部發布《關于律師工作的通知》,正式宣告我國律師制度恢復重建。彼時,改革開放的春潮剛剛涌動,百廢待興的中國亟需法治力量護航前行。作為對外開放的前沿陣地,廣東不僅率先承接外資、試水市場經濟,也最早承擔起探索現代法律服務體系的歷史使命。45年來,從全省不足百名律師、機構寥寥無幾,到如今執業律師逾9萬人、律所超5000家,廣東不僅成為全國律師人數最多的省份,更在涉外法律服務、粵港澳跨域法律服務、知識產權及新質生產力相關法律服務領域持續領跑全國。
這一跨越式發展,離不開一代代法律人的接續奮斗。他們中有在制度空白處開墾荒原的拓荒者,有在體制轉型中筑牢根基的中堅力量,也有在技術浪潮中堅守人性溫度的新生代。他們的故事,交織成一部鮮活的廣東律師行業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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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荒者:在“不毛之地”開墾法治土壤
張錫海是這段歷史最早的親歷者之一。1981年,剛從中山大學哲學系畢業的他,本可留校團委或進入省檢察院,但由于對法律工作有較為濃厚的興趣,在恩師“去荒地打拼,做開墾者”的鼓勵下,他選擇投身尚處襁褓的律師事業,進入廣東省司法廳律師管理處工作。彼時,全國律師制度剛剛重啟,廣東雖為開放前沿,但多數縣市尚未設立法律顧問處,海南(當時隸屬廣東)更是“法律服務真空地帶”。張錫海曾代表省廳赴海南駐點半年,協助籌建基層法律服務機構。“那時沒有律協,沒有統考,連‘律師’這個身份都鮮為人知。”他回憶道。
為解決人才短缺,他主導開展“組織落實”工作——動員上世紀50年代的老律師歸隊,鼓勵高校教師轉崗,轉化司法調解員,吸納軍轉干部,并組織全省集中培訓后授予律師資格。這批人后來成為各地律所的骨干力量。“我們真的不能忘記這一批批的老律師,他們是在不毛之地開荒的人。”后來,全國統一法律資格考試正式實施后,考試制度逐步規范,律師的準入門檻才逐漸趨于統一。“全國統考后,試卷在石家莊印刷,我們坐著專列押運,全程荷槍實彈押送試卷,不敢有絲毫懈怠。” 這段特殊的經歷,也成為張錫海職業生涯中難忘的印記。
由于從事律師業務管理相關工作,張錫海對自身法律素養有著極為嚴格的要求,他一直認為進修法律知識、考取資質是非常重要的。1983年,中山大學法律系成立,張錫海立即報考并取得法律學位。同年,他參與創建中國首家經司法部批準的涉外法律服務機構——廣東對外經濟法律顧問處,并起草申報文件。“12位聯合創始人中,我也是兼職律師之一。”該機構承擔起為全國探索涉外法律服務模式的重任,總結IPO、外資并購等新型業務經驗,編寫實務書籍,赴深圳等地調研新興資本市場。彼時,外商普遍對中國法律體系存疑,甚至有人認為“中國無法可依”。張錫海作為廣東代表團成員赴美國、澳大利亞宣傳中國的法律法規,打破外商對中國法律體系的認知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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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月15日,廣東省司法廳向司法部提交請求批準設立廣東對外經濟法律顧問處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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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對外經濟律師事務所律師在戶外參加法律宣傳活動)
回顧執業經歷,在司法廳、省律協、律師事務所三處不同的工作經歷,使得張錫海對律師行業的體制變革深有體會。張錫海親歷了律師事務所體制的四次重大轉型:從行政編制時期的“吃公糧”,到1985年深圳率先試點承包制;從1980年代的自收自支,到1988年司法部推行合伙制改革,確立無限連帶責任,實現與國際接軌。與此同時,廣東省律師協會從“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的初創狀態,逐步走向自律。“早期律協會長由司法廳廳長兼任,現在由專職律師擔任,這標志著行業自律能力的真正提升。”張錫海說。
截至2025年,廣東執業律師人數已占全國十分之一,涉外律師隊伍覆蓋粵港澳大灣區,IPO、跨境投資、數據合規等高端業務蓬勃發展。張錫海感慨:“拿我熟悉的IPO項目舉例,真希望有一天,IPO的招股說明書是全部由我們律師來草擬的,那時就證明律師的綜合實力真正追上了時代發展要求。”
如果說1980年代是廣東律師行業“從無到有”的拓荒期,那么2000年代則是“從有到優”的關鍵十年。隨著律所體制改革完成、合伙制全面推行,法律服務迅速向資本市場、涉外經貿、企業合規等新興領域延伸,在這一進程中,不少法律人選擇南下廣東,投身這片法治實踐的熱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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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堅者:在專業深耕中守護正義天平
2001年,已在江西執業三年的李桐樣辭去穩定工作,登上開往廣州的綠皮火車,開啟二次創業。“漂泊是傳說中的天堂,傳說是漂泊者的行囊。”他帶著這樣的信念,在嶺南大地扎根。
彼時,廣東律師行業已完成體制轉軌,合伙制律所成為主流,但專業化程度不高、區域發展不均等問題依然突出。李桐樣以刑事業務為切入點,很快在重大疑難案件中嶄露頭角。最具代表性的是代理“李某某信用證詐騙案”——一審僅以“玩忽職守罪”判四年,他作為被害人代理人,帶領團隊徹夜梳理數百份信用證單據,從國際慣例、主觀故意、因果鏈條等維度構建嚴密論證,最終推動二審改判十年有期徒刑。
李桐樣的執業軌跡,與中國法治建設加速推進的進程同頻共振。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廣東作為外貿大省,企業對合規審查、跨境爭議解決的需求井噴,律師角色從傳統訴訟代理人轉向“企業風險守門人”。與此同時,行業自身也在加快專業化步伐——廣東省律協陸續設立刑事、金融、知識產權等專業委員會,業務指引、案例匯編和培訓體系日趨完善。李桐樣積極參與其中,精進業務能力的同時,先后斬獲廣東省律師辯論賽團體冠軍、首屆公訴人與律師控辯大賽團體一等獎暨最佳辯手獎。
隨著執業年限增長,他愈發意識到,個案勝訴固然重要,但行業的可持續發展更依賴系統性傳承。如何將實戰經驗轉化為可復制的專業能力?這一思考促使他將重心逐步轉向人才培養與法治傳播:自2011年起,受聘為華南師范大學、廣州大學律師學院兼職教授,主講刑事辯護實務;擔任廣東律師辯論團執行副團長、廣州律師辯論團團長,帶隊在全國賽事中屢創佳績;2013年起登上央視《法律講堂》,將復雜案情轉化為通俗普法故事,節目受眾遍及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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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桐樣在申請律師執業人員集中培訓班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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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桐樣積極參與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法律講堂》欄目廣東律師主講人選題策劃會)
回望這段歷程,李桐樣認為,2000年代的廣東律師行業實現了多重躍升:司法行政與律協的職能邊界更加清晰,行業自治能力顯著增強;律師執業從“萬金油”走向精細化分工;社會角色也從“幕后代理人”拓展為“公共法律服務提供者”,廣泛參與立法咨詢、信訪調解與公益普法。他說:“我們這代人趕上了制度紅利,也肩負著承上啟下的責任——既要守住前輩打下的基礎,也要為年輕人搭好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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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在技術浪潮中堅守人間溫度
進入2010年代,廣東律師行業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執業人數突破8萬,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新技術席卷法律服務領域。在此背景下,廣東青年律師,正以全新姿態定義“律師的價值”。
青年律師李曉月的成長,正與國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高度重視法律服務隊伍建設的時期相契合。廣東在推動三地規則銜接、深化涉外法律合作方面持續先行先試,跨境法律實踐日益活躍;與此同時,行業對律師職業倫理的要求不斷提升,更加注重專業能力與社會責任的統一。相關法律制度的健全與執業規范的完善,進一步強化了律師在個案之外的社會擔當。
執業十年,李曉月始終堅信:“沒有小案子,只有小律師。”她曾為ATM誤吐現金案當事人反復模擬操作流程,用實證視頻推翻“盜竊”指控;也曾深入粵北山村,為家暴反殺女性收集百余村民按滿指印的求情信,促成量刑從十五年減至五年;還曾代理涉外藏毒案,通過整理域外關于偽造公文的判例,向法官闡明當事人受騙不應構成犯罪的跨國法理邏輯。
這些案件背后,是近十年廣東律師服務理念的深刻轉變——從“對抗式訴訟”轉向“實質正義實現”,從“程序辯護”延伸至“社會修復”。與此同時,廣東律協大力推動“智慧律所”建設,推廣電子律證、在線立案、遠程會見,并鼓勵律所引入法律科技工具提升效率。粵港澳大灣區涉外律師人才庫、跨境爭議解決中心、國際仲裁合作平臺相繼建立,為青年律師提供廣闊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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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曉月代表青年律師工作委員會匯報年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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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曉月主持廣東律師辯護團成立儀式暨第一次全體團員會議)
面對AI浪潮,李曉月并不悲觀:“AI能生成文書,但讀不懂當事人說話時顫抖的聲音;能檢索法條,但稱不出那封百人按印的求情信里,沉甸甸的人心。”她主張“人機協同”:將法條檢索、案卷歸檔、文書初稿等重復性工作交給AI,律師則聚焦證據質疑、策略制定、情感溝通等不可替代的核心能力。她連續兩屆獲省、市控辯大賽“最佳辯手”,但她更看重的是行業生態的改善:“今天的青年律師,不再被說‘扛不住刑辯的雨’,而是被鼓勵去啃證券犯罪、數據合規、ESG這些新課題。”
她認為,新時代律師的使命,不僅是打贏官司,更是“為受家暴的母親理好孩子的衣角,為異國老人譯出他眼中的迷茫”——法律的根,始終扎在人間的泥土里。
從張錫海在制度荒原上“開墾第一犁”,到李桐樣在專業深水區“筑牢承重墻”,再到李曉月在技術浪潮中“點亮人性微光”,三代廣東律師以不同方式回應著時代的命題。他們的接力,不僅是個體職業的選擇,更是對“人民律師為人民”初心的共同堅守。
供稿 | 宣傳部
編輯、排版 | 李霞
校對 | 宣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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