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河南省省長，后任遼寧省書記，自稱是“農民的兒子”，享年81歲

一輛破吉普，車里坐著個老頭兒，就這么從河南奔著沈陽去了。

這事兒擱在1982年，挺不尋常。

這老頭叫戴蘇理，剛從河南省省長的位置上下來，轉頭就接了遼寧省委書記的印。

大伙兒都伸長脖子瞅著，一個在中原糧倉里刨食的“農業專家”，能玩得轉遼寧那嘎達一堆叮咣響的工廠嗎？

這跨界跨得有點大，跟讓個種地的去開航母似的，心里都畫著個大問號。

可車里的戴蘇理，壓根兒沒琢磨這事兒。

他瞅著窗外一晃而過的華北平原，心里頭想的，還是河南地頭上那些曬得黢黑的農民臉蛋子。

新地方，新攤子，都是硬骨頭，但他心里清楚，自個兒這輩子的根，是扎在中國最實在的泥巴地里的。

他這根，得從1919年山西襄垣一個叫戴家莊的地兒說起。

那年頭，戴家生了個娃，取名戴登潤。

家里窮得叮當響，他爹的鋤頭再使勁，也刨不出個金元寶；他娘的手再巧，也縫不出一件不帶補丁的衣裳。

饑一頓飽一頓的日子，讓這孩子打小就明白，種地的有多不容易，跟那些在地里刨食的鄉親們，心是通著的。

日子就這么過著，到了1937年，盧溝橋那邊炮仗一響，整個中國都給震醒了。

戴登潤正在長治四中念書，一腔熱血往上涌，跟同學們一塊兒鬧革命，加入了“犧牲救國同盟會”。

也就在這一年，他給自個兒改了個名，叫戴蘇理。

“蘇”是蘇維埃，“理”是理想。

這不光是換個名兒，是這十七歲的后生跟自個兒立下的軍令狀，這輩子就跟定共產黨了。

跟著隊伍上了太行山，戴蘇理干的還是跟土地打交道的活兒，發動老百姓，搞土改。

他不是啥天生會打仗的料，但他腦子清醒，知道打仗說到底就是爭人心，誰能讓農民跟你一條心，誰就能站住腳。

1942年，他點兒背，打仗的時候腳受了重傷，跟大部隊走散了，掉在了陽城縣。

是當地老鄉們拿他當親人，冒著殺頭的風險，東家一口米，西家一碗湯，硬是把他從閻王爺手里給拽了回來。

躺在老鄉家那熱乎乎的土炕上，聞著那股子熟悉的泥土味兒，戴蘇理算是把“魚水情”這仨字刻進了骨頭里。

書上說的都是虛的，救命的恩情才是實的。

他心里頭發誓：這輩子，說啥也不能忘了農民，不能做對不起他們的事。

新中國一成立，戴蘇理就被派到了河南。

三十來歲的年輕人，當上了南陽地委書記，辦事老練得很。

可真正的硬仗，還在后頭。

到了1959年，那年頭可不好過。

天大旱，地里顆粒無收，再加上那股子“浮夸風”一刮，河南的農業算是栽了個大跟頭，信陽那塊兒尤其嚴重。

中央一道命令下來，戴蘇理被派去信陽當第一書記，就是讓他去收拾這個爛攤子。

他沒在辦公室里看報告，一頭就扎進了信陽最窮的村子里。

腳上沾滿了泥，耳朵里聽到的都是老百姓的唉聲嘆氣。

他親眼瞅見老鄉們餓得浮腫的臉，瞅見大片大片撂荒的地，那景象，跟針扎似的，一下一下戳著他的心。

開會的時候，一個老大爺抓著他的手，眼淚吧嗒吧嗒往下掉：“戴書記，再這么搞下去，俺們都沒活路了！”

戴蘇理沒講啥大道理，就是把老大爺的手攥得更緊了，聲音壓得很低，但一字一句都砸在地上：“老鄉，黨讓我來，就是來解決問題的。

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就得讓大伙兒吃上飯！”

他頂著上頭的壓力，硬是把公共食堂給解散了，讓農民自個兒開伙，還分了自留地。

救濟糧一到，他盯著人，必須一粒不少地發到最需要的人家手里。

他跟手下的干部吼：“糧食是從地里長出來的，不是從文件里吹出來的！

誰敢在數字上糊弄事兒，就是對老百姓犯罪！”

就這么拼了幾年，信陽的農業愣是從坑里爬了出來，緩過勁兒了。

戴蘇理憑著這股子實在勁兒，在河南站穩了腳，也把老百姓的心給焐熱了。

他的工作法，后來被大伙兒總結成一句話：“腳底下不沾泥，腦子里就接地不了氣。”

到了1981年，他當上了河南省委書記兼省長，正好趕上改革開放。

他一眼就瞅準了關鍵，帶頭搞“包產到戶”，把地還給農民自個兒說了算。

這一下，中原大地又活了過來，糧倉又滿了。

就在河南干得風生水起的時候，1982年，一紙調令又把他扔到了遼寧。

那地方，到處是冒著煙的大煙囪，鋼鐵廠、機械廠，個個都是共和國的寶貝疙瘩。

一個種了一輩子地的，跑去管一堆鐵疙瘩，很多人都覺得這事兒不靠譜。

可戴蘇理有他自個兒的算盤。

在他看來，工人和農民，就是國家的一雙手，哪個也少不了。

他到遼寧沒多久，就整了個新詞兒——“富幫窮”。

他讓沈陽、大連這些有錢的工業城市，去對口幫扶省里那些窮得叮當響的縣和村。

他在會上跟那些工廠的頭頭腦腦們說：“咱們工人老大哥，可不能忘了鄉下的農民兄弟。

要是農民不種地，你那機器轉得再歡，大伙兒也得餓肚子。

遼寧要想穩當，農村這頭必須先穩住。”

他在河南的習慣，也原封不動地帶到了東北。

下鄉去，從來不搞前呼后擁那套，幾個人，一輛車，直接開到村頭。

他能跟老農盤著腿坐在炕頭上，嗑著瓜子，聊今年的收成，算家里那點細賬。

東北的老鄉們發現，這個新來的省委書記，不光能聽懂他們的大碴子味兒，更能聽懂他們心里的話。

有一回，他去遼西一個干旱的地方，老鄉說澆地沒水。

戴蘇理當場就拿個小本本記下來，一回到沈陽，立馬把水利部門的人都叫來開會，拍板修了一條救命的水渠，幾萬畝旱地總算喝上了水。

他用行動告訴大伙兒，一個共產黨干部，不管調到哪兒，給老百姓辦事的心是不會變的。

他那股子“農民情結”，非但沒成了他在工業大省的絆腳石，反而成了他讓城里和鄉下都過好日子的獨門訣竅。

1985年，戴蘇理從一線退下來，當了省顧委會主任。

官兒不當了，但他那個“農民的兒子”的身份，一輩子也沒“退休”。

1995年，遼寧發大水，快八十歲的老頭子，誰勸也不聽，非要去災區瞅瞅。

他拄著拐棍，一腳深一腳淺地踩在泥地里，看著被水淹了的莊稼和房子，眼圈都紅了。

他抓著當地干部的手，翻來覆去就一句話：“一定把受災老鄉的生活安頓好，一家也不能落下！”

到了1996年，他又干了件讓大伙兒想不到的事。

他牽頭搞了個“遼寧農民書畫研究會”。

他說，農民不能光兜里有錢，腦子里也得有點墨水。

他親自給研究會寫了牌匾，鼓勵那些拿了一輩子鋤頭的手，也拿起毛筆，畫畫自個兒的生活，寫寫心里的盼頭。

在成立那天，一個簡簡單單的會場里，這個白頭發的老頭兒對著臺下一幫農民說：“咱農村不光有泥土，也得有墨香。

要把咱們新農村的精氣神兒，都給畫出來，寫出來！”

2000年1月22日，這個為農民操了一輩子心的老頭兒，在沈陽走了，81歲。

他的遺言沒幾句話，但句句都砸得響：“我是黨員，我聽黨的。

我是農民的兒子，為人民服務。”

他的骨灰一部分撒在了遼寧的土地上，另一部分被送回河南，埋在了黃河岸邊。

參考文獻：

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 《戴蘇理傳》. 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9.

中共遼寧省委黨史研究室. 《遼寧改革開放實錄》. 遼寧人民出版社. 2008.

《人民日報》相關時期對河南省農業改革及遼寧省城鄉發展的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