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50年國慶前夕，天安門城樓上懸掛起嶄新的國徽。
那年10月1日，林徽因站在金水橋邊，抬頭望著它。
陽光照在金紅相間的徽章上，光芒刺眼。
她瞇著眼，什么話都沒說。
只是靜靜地看了很久。
誰能想到，一年前的開國大典上，這個位置還是空的。
那次大典，全世界都在看。
國旗升起、禮炮齊鳴，可主席臺正中的位置，卻掛著一條紅底黃字的橫幅：“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典”。
不是說好要掛國徽的嗎？怎么沒了？
其實不是忘了。
是來不及。
1949年9月25日晚上，中南海豐澤園燈光通明。
毛澤東、周恩來召集各界代表，討論國旗、國歌、國徽方案。
那時候，國旗已經基本定了，五星紅旗；國歌也拍了板，《義勇軍進行曲》。
可一到國徽，大家都皺起了眉頭。
設計稿一張張擺上來，不是太像蘇聯，就是太復雜，找不到“中國味兒”。
毛主席最后說了句：“國旗先定，國徽可以緩一點。
原小組繼續設計，等以后再交給中央人民政府決定。”
這事兒就暫時擱下了。
也正因為如此，那年10月1日，天安門沒掛國徽。
只好用那條橫幅頂上。
對照今天來看，這確實是個小小的遺憾。
但那時候，沒別的辦法。
后來，為了盡快搞出一個可行的設計，中央決定再成立兩個小組。
一個是張仃帶的中央美術學院小組，畫功扎實，色彩明快，偏重視覺效果。
另一個，是由梁思成、林徽因帶隊的清華大學建筑系小組，擅長結構和意義，注重文化傳統。
兩組人馬，幾乎是用兩種思維在做同一件事。
那時候的林徽因，身體已經很差了。
肺病反復，夜里失眠、咳嗽、呼吸困難。
可她仍然堅持參加設計工作。
有人勸她歇一歇，她笑笑說：“國家的事兒，不能因為我一個人耽誤。”
她不愿意照搬蘇聯那套，反而拿出一堆古代器物：玉璧、銅鏡、玉環。
她說這才是咱中國人自己的文化。
她畫了草圖，把玉璧放在中央，五顆星嵌進去，齒輪代表工人，嘉禾代表農民，用紅色綬帶連起來。
顏色也特別講究：紅和金。
紅是喜慶，金是尊貴。
她說：“這不就是咱老百姓過年、辦喜事兒用的顏色嘛。”
整個小組都覺得這個方案好。
審美上確實是一絕。
可沒過幾天，就被否了。
理由很簡單：設計太偏重美感，政治性不夠。
說白了，太好看了，不夠“革命”。
林徽因沒說什么，只是默默收起了畫稿。
小組沒停，繼續改。
1950年初，清華小組決定換個思路。
梁思成提議把天安門放進國徽里。
他覺得這個象征最直接，也最有力量。
當時，林徽因正臥病在床。
一聽說這個想法，她立刻讓朱暢去畫天安門的透視圖。
不久，她親自上手修改圖稿。
那段時間，梁家成了“設計指揮部”。
圖紙、資料堆滿屋子，墻上貼滿草圖，地上鋪著設計稿。
林徽因就在床上畫，大家輪流把圖紙遞給她看。
朱暢后來回憶：“她臉色慘白，咳得厲害，可眼里一直有光。”
清華小組總共做了二三十個正式方案，送去政協評審。
直到6月下旬，第二稿終于被選中。
評審那天，中南海懷仁堂，兩個方案并排掛著。
委員們來回走動，不斷討論。
有人說中央美院的方案色彩好，有人說清華的更有民族特色。
周恩來來了。
他站在清華的方案前，盯著看了很久。
然后指著圖案問朱暢：“這是什么？”
“麥穗。”朱暢答。
周恩來點點頭，說：“麥穗這個元素很好。
但能不能再挺拔一點？”
“可以，我們回去就改。”
朱暢趕緊回梁家，把情況一五一十說了。
林徽因一聽，馬上組織小組改圖。
她說：“周總理的意見，必須第一時間落實。”
幾天后，新方案送到中南海。6月23日，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召開。
林徽因特邀出席。
毛澤東提議，全體代表起立，以掌聲通過新中國的國徽設計。
那一刻，她站在會議廳里，眼里泛著淚光。
從1949年秋天到1950年夏天，整整九個月。
她帶病堅持，反復修改，從最初的玉璧構想到最終的天安門圖案，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
第二年國慶，她終于站在天安門下，看著那枚國徽掛在最高處。
她沒有說話，只是靜靜仰望。
參考資料：
梁思成，《梁思成全集·卷四：國徽設計與建筑文論》，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1年
林洙，《梁思成林徽因與中國建筑》，三聯書店，2010年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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