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正站在南極的冰雪世界中。”
11月16日,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從南極發給全體員工的一封內部信,意外引爆了一場輿論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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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封以“冰雪中的堅守”為主題的賀信,原本旨在慶祝新東方成立32周年,卻因信中描述的“浩瀚的潔白”“翡翠般的冰山”等南極景觀與員工加班現實的鮮明對比,引發眾多員工和網友吐槽。
“老板在南極看企鵝,我在工位改PPT”迅速成為網絡熱梗,這碗來自南極的“冰鎮雞湯”無人買賬。
1.輿論危機
俞敏洪可能未曾料到,自己精心撰寫的內部信會遭遇如此尷尬的境地。
在那封引發爭議的全員信中,他借南極企鵝“相互扶持”的生存智慧類比新東方精神:“企鵝靠彼此體溫堅守,抵御極端環境的考驗”。只可惜,這番寄情于景的良苦用心,并未收獲預期中的共鳴。
那一連串對南極風光的場景描述,越是華麗的用詞,越讓人感到割裂。而這種割裂感,源于企業家與員工之間的共情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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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俞敏洪站在南極冰川前,想到的是企鵝相互扶持的團隊精神;而員工們感受到的,卻是“老板在南極看企鵝,我們在辦公室卷績效”的現實反差。
輿論風波的形成往往源于這種認知錯位。
面對洶涌的輿情,俞敏洪沒有沉默。
11月20日,俞敏洪在社交平臺發文,辟謠“到南極坐郵輪花148萬”,稱“員工有不滿,我和公司有問題,及時糾正”。
他還表示,打算明年冬天選10個左右的優秀員工,加上10個東方甄選優秀會員,由公司支持到南極看一看。
從網友反饋看,俞敏洪不回避矛盾、不推卸責任的回應,起到了明顯的對沖負面輿情作用,也呈現了化危為機的正確打開方式。但對俞敏洪來說,要想完全撫平這波輿情帶來的口碑傷痕,真誠回應恐怕只是個開始。
2.替罪羔羊?
其實,這已經不是俞敏洪第一次嘗試用文字激勵團隊。回顧他在2022年新東方29周年時的紀念文章,開頭同樣是一段秋景描寫;2023年30周年演講,他也回顧了孤身上路的自己。
一貫的寄情于景寫作方式,為何這次失了效?
答案或許在于時機與語境。
2025財年第四季度財報顯示,歸屬于新東方的凈利潤為710萬美元,同比暴跌73.7%。
在核心業務增長乏力、轉型陣痛加劇的當口,老板遠赴南極抒發情懷,與員工在辦公室里面對冰冷數據的現實,形成了難以跨越的鴻溝。
在這場南極信風波中,一個值得玩味的現象是:俞敏洪已不再僅僅是俞敏洪,而是成了所有老板的替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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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輿論發酵過程中,太多評論超越了俞敏洪和新東方的具體情境,上升為對所有老板的吐槽。更多的人是在情緒聯想,是在心理代入,他們需要的是一個情緒靶子,以及一個替罪羔羊。
俞敏洪之所以成為眾矢之的,很難說他做錯了什么,而只是他恰好成為某種社會焦慮的投射對象。盡管大多數網友并非新東方的員工,但老板的詩和遠方與員工的加班日常,這種鮮明對比,精準地擊中了當下職場中最為敏感的那根神經。
俞敏洪的言論也不過是一家之言,既不能代表所有企業家群體,也難以承載所有勞動者的情緒重量。但碎片化傳播時代,輿論習慣于將復雜情境簡化為非黑即白的對立敘事,從企業家的一次個人行程中強行挖掘象征意義。
3.人才困局
拋開南極風波不談,新東方確實仍處于艱難的轉型期。
2021年“雙減”政策導致公司K12業務遭受重創,市值一度下跌90%,營收減少80%,并辭退了6萬名員工。
作為應對,俞敏洪帶領公司于2021年12月創立東方甄選,轉向直播電商領域。
轉型之路從未平坦,新東方三十二年發展史上,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合伙人不斷離去”。
2024年7月,東方甄選的核心主播董宇輝單飛,成立與輝同行。2025年6月,另一位核心主播頓頓宣布離職。兩大核心主播相繼單飛,在董宇輝離職后,東方甄選未能再出現類似量級的主播。更令人驚訝的是,跟隨俞敏洪18年之久的孫東旭也在近期辭職。
從早期的徐小平、王強,到后來的羅永浩,再到今天的孫東旭,新東方似乎一直在重復“鐵打的俞敏洪,流水的合伙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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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東方的人才困境,實則是一場模式沖突。
新東方的傳統基因是“去名師化”,既培養名師吸引學生,又通過制度設計削弱單個名師的話語權,避免其帶走核心資源。
這種思維被直接移植到東方甄選,孫東旭主導的去IP化戰略,本質上就是試圖削弱董宇輝等頭部主播的影響力,強化平臺和供應鏈的核心地位。
但直播電商的底層邏輯卻與教培行業截然不同。尤其是在抖音這樣的內容平臺,IP本身就是核心資產,MCN模式的核心正是圍繞頭部IP構建商業閉環。
當東方甄選試圖用平臺思維管控IP價值時,就陷入了既需要董宇輝帶來流量、又害怕董宇輝掌控流量的兩難。
人才機制的失效則加劇了危機。孫東旭在職期間,2023財年薪酬高達1639.1萬元,超過俞敏洪本人,卻始終未能建立起適配IP時代的激勵體系。
董宇輝的不可替代性被驗證后,公司既未給予對等的股權回報,也未建立靈活的合作機制,反而試圖通過“團隊創作”的話術稀釋其價值。反觀行業標桿美腕,為了綁定李佳琦,不斷出讓股份讓其成為公司老板,實現利益深度綁定。
這種差異直接導致了董宇輝的出走,而頓頓等中生代主播的相繼離開,更暴露了公司在人才留存上的系統性短板。
從北京中關村到南極冰川,三十二年間,俞敏洪帶領新東方穿越了無數個商業周期。然而今天,他面對的不再是政策調整或市場波動,而是一個更根本的挑戰:當一代企業家的奮斗敘事與新一代員工的價值觀相遇,如何找到彼此共鳴的頻率?
孫東旭已經帶著財富離場,董宇輝正在開辟新的天地,而俞敏洪依然站在舞臺中央,面對這個個體價值崛起的時代,尋找著新東方的下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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