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世紀中后期的拜占庭對外關系

拜占庭帝國雖然不像現代國家那樣有健全的外交機構，但是發展與周邊國家以及各民族的關系是拜占庭立國以來關乎國家利益的重要方面。

由于拜占庭國家地處歐亞非三大陸的結合地帶和地中海的東部沿海地區，這一地區因其在東西方貿易和文化交往中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而成為兵家必爭的軍事戰略要地，并且巴爾干半島北部的多瑙河流域常常遭到蠻族入侵。

因此，拜占庭帝國長期處于外部民族的威脅之中，拜占庭人隨時準備著抵抗敵人的侵略。雖然帝國有指揮嫻熟的軍事將領、有先進的軍事技術、有完備而強大的軍隊。

然而，對于外部的入侵僅靠戰爭方式還不足以解決國家之間和民族之間的矛盾，雖然戰爭不失為一種處理對外關系的有效方式。拜占庭帝國必須通過發展對外關系以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如前所述，962年至1025年間的拜占庭社會是拜占庭發展對外關系的基礎。

帝國東方

拜占庭帝國的亞洲地區是帝國經濟的主要來源。拜占庭之所以在蠻族入侵與公元3世紀大危機中存活下來并煥發生機就得益于帝國的東方地區。

那里土壤肥沃，資源豐富。而在這一地區在不同的時期又不斷興起強悍的游牧民族，所以東方問題一直是困擾拜占庭帝國的重要問題。在7世紀，剛剛打敗波斯人，阿拉伯人又接踵而起。

此后，阿拉伯人的問題成為困擾帝國數百年的問題。而在10世紀中后期，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中央集權衰落，阿拉伯帝國的解體為拜占庭發展與各地穆斯林政權的關系提供了機會。

帝國對于東方問題實施的對外關系戰略是打壓之中發展與埃及法蒂瑪王朝的關系，這是帝國在這一時期解決東方問題的主要內容。這一時期雙方的關系恰恰說明戰爭作為對外交往的方式之一，其效果是顯著的，其后果是深遠的。

公元10世紀前半期，阿拉伯帝國逐漸解體，形成很多地方勢力，從而緩解了其對拜占庭帝國東部邊境和西部海島造成的威脅。到馬其頓王朝統治中期，尤其是自963年尼基弗魯斯二世上臺后，開啟了帝國的反攻階段，直至瓦西里二世去世，拜占庭基本上收復了在亞洲的失地。

從此，直到1025年，拜占庭從東部的托羅斯山脈到西部的羅多彼山脈建立了一條防線，以避開未來針對帝國領土的任何直接的威脅。

拜占庭海軍在10世紀的發展，使得在尼基弗魯斯的帶領下于960年夏季對克里特島展開了攻擊，于961年攻克該島，并在此設立軍區。這是一次成功的戰役，也是東方擴張的前兆。帝國在東地中海的霸權得以確立。

隨后，尼基弗魯斯進軍西西里，他先在964年攻克了塞浦路斯，又于965年完全征服了西西里島，在此又建立了新的軍區，接二連三的戰役的勝利刺激了尼基弗魯斯擴張的野心。

尼基弗魯斯準備帶領他的重裝騎兵東征敘利亞，在968年，他在敘利亞進行了一場戰役，很快攻克埃德薩，然后設立了新軍區，又攻克環繞阿納托利亞高原的要塞，留下了一部分兵力最終成功奪取敘利亞首府安條克，帝國在敘利亞設立了新的軍區，這樣，帝國吞并了西里西亞和敘利亞的大部分地區。

拜占庭帝國和法蒂瑪王朝這種關系已經打破了近東地區的平衡，為11世紀塞爾柱突厥人的興起提供了發展空間，不得不說這是這種關系發展的后續效果。

正是這種比較有利的外部環境，使得拜占庭帝國的軍隊在東部邊疆少有敵手，所向披靡，一路直至敘利亞，占領了曾經喪失了幾百年的國土。

巴爾干半島

巴爾干地區對于拜占庭帝國來說尤為重要，拜占庭帝國與多瑙河以南的巴爾干民族關系頗為密切。巴爾干地區在羅馬帝國時期是一個行省，則是拜占庭帝國的腹地。拜占庭文明對于巴爾干和東歐的影響比較深刻。

其實，拜占庭帝國北部邊疆的對外關系錯綜復雜，混雜著帝國與高加索地區、克里米亞地區以及多瑙河地區的關系。

保加利亞人趁馬其頓王朝兩巴爾達斯之亂之機重新發展起來。這是一支自稱保加利亞人但血緣上屬于小亞細亞地區的斯拉夫人部落。

他們為避戰亂遷移到巴爾干半島西北部，10世紀時，建立了第一保加利亞王國，國王是部落酋長尼古拉斯，尼古拉斯去世后，他的四個兒子繼續擴大保加利亞王國的勢力，在尼古拉斯的小兒子沙木埃爾時期，第一保加利亞王國進入強盛階段。

他趁拜占庭東部前線吃緊之際進軍希臘中部，奪取希臘南北交通要道地拉里薩，打開了通往希臘地區的通道，揭開了保加利亞入侵戰爭的序幕。

保加利亞沙皇沙木埃爾就像其前輩科魯穆、西蒙一樣挑戰拜占庭帝國在巴爾干半島的權威。然而，保加利亞屢次的挑戰不但使拜占庭最終將巴爾干半島徹底的納入自己的國土范圍，還使自己失去了獨立性。尤其是瓦西里二世對保加利亞的打擊是沉重的。

它的獨立的教會被取消，領土被納入帝國行政管理體系之中，西北部的塞爾維亞、克羅地亞以及亞得里亞海的斯拉夫部落都又開始服從他們原來的主人，拜占庭皇帝的權威。

達爾馬提亞諸城也宣布對帝國的忠誠。因此，自6世紀蠻族入侵以來，整個巴爾干半島被任意歸拜占庭所有，臣服在拜占庭的統治之下。

這樣，帝國北部邊疆穩定了，然而，帝國也失去了這種挑戰帶來的活力。這種后果的作用是雙重的。

與神圣羅馬帝國的關系

拜占庭同西方神圣羅馬帝國的關系并不像它同東方阿拉伯人和巴爾干諸民族的關系那樣，充滿著拜占庭人的優越感。即使拜占庭人在與神圣羅馬帝國交往時并沒有喪失其優越感，無疑的，神圣羅馬帝國是一個能在意識上與拜占庭爭霸的政權。

況且，這也是兩大教會的勢力的代表，無論神圣羅馬帝國的皇帝如何與羅馬教皇斗爭，在與東羅馬帝國較量時，神圣羅馬帝國仍然是西方勢力的集中代表。

在千年之交，拜占庭帝國面臨著西方的復興，拜占庭在這場對外關系中的表現關鍵性的影響到了馬其頓王朝之后的諸王朝，其意義深遠，不可忽視。

962年，一個關鍵性的年份，羅馬教皇為德國的國王奧托一世加冕為神圣羅馬帝國皇帝。在當時政治松散的西歐，出現了一個相對強大的政權。這個政權雖然不斷的受到地方貴族的挑戰，卻也在與羅馬教會的不斷較量中求得生存。

拜占庭帝國和神圣羅馬帝國的關系有著復雜的宗教動因，并且是拜占庭帝國和法蘭克帝國關系的繼續與發展。神圣羅馬帝國之所以神圣是因其依托了羅馬教廷得神圣性。中古西歐的羅馬教會為了與東方的君士坦丁堡教會相抗衡，越來越與西歐的世俗政權相結合。而拜占庭帝國對于東正教一直享有宗教上的至尊權。

蠻族入侵后，帝國的西方使羅馬教會成為西歐社會的支柱力量，羅馬教會與世俗政權的關系若即若離，時而疏遠，時而密切。羅馬教會獨立于西歐的世俗政權之外，甚至世俗政權還要依傍教會的勢力與拜占庭帝國抗衡。

而東部君士坦丁堡教會則是在拜占庭帝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統治下，一直處于帝國皇帝的嚴密控制下，拜占庭皇帝嚴厲的法律和富有實際效率的行政管理不僅剝奪帝國臣民參與國家政治的權力，更極大的限制教會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余地。

基督教教會獲得合法地位并成為國教以后，教會事務就成為拜占庭國家行政事務的一部分，皇帝就成為了教會的保護人。

而這種方向上的不同發展在世俗政權的變化下更加的明顯，羅馬教會和君士坦丁堡教會分別依靠不同的世俗政權，為自己爭奪基督教會的領導權服務。

參考文獻：

吳于檯、齊世榮主編《世界史?古代史編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