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出土元朝羊皮信，學術界研究后震驚：波斯可能曾是中國一個省

考古界，總能出土點讓人意想不到的東西。

就在伊朗贊詹省的一次例行發掘中，當地考古隊意外挖出一個封口嚴實的陶罐，乍一看也沒什么特別的，罐口封著一層厚厚的黑色瀝青，打開一看里面也不是金銀財寶，而是一卷用羊皮做的古老文書。

經過碳十四檢測和多國專家的研究之后，竟然引出了一個非常令人震驚的結論，波斯，可能在元朝時期，是以“行省”一樣的方式被納入管理的。

這封信的內容其實并不復雜，用蒙古文書寫，時間大概是在公元1290年到1305年之間，那時候，元朝正是鐵穆耳當政，也就是忽必烈的孫子，信是寫給當時伊利汗國的宰相的，討論的是派使節前往歐洲，試圖聯合法國等基督教國家共同對抗馬穆魯克王朝。

這個背景在當時的中東政治環境里，其實并不稀奇，但真正讓研究人員坐不住的，是信尾蓋著的一枚大印。

這枚印章通體是漢字篆刻，風格是典型的元朝“九疊篆”，印文寫的是“輔國安民之寶”，邊款上刻得也清清楚楚，“至元二十五年尚書省造”，這幾個字不是隨便刻上去的，而是和《元史》中關于官印制度的記載完全對得上。

印章的風格、用字、制作單位，包括年份，全都吻合，這可不是一般的外交來往中會使用的印章，而是元朝專門賜給重要屬地或藩屬政權的官方印信。

為了確認這枚印章的真實性，伊朗方面還專門邀請中國文物專家，帶著紫外線設備前往現場進行勘驗，結果顯示，這枚印章確實是元朝時期的真品，不是后人偽造的，也不是哪位商人帶過去的收藏品。

而且，根據伊朗國家博物館當時同期出土的另一件文物，一塊金質驛傳牌來看，上面還刻著漢字“馳驛”二字，這種牌子在元朝時期是一種高等級的官方通行憑證，類似于今天的外交護照，持有者在全國范圍內可以使用驛站、換馬、通行無阻。

這些東西一起出現，就很難再說只是“文化交流”那么簡單了，如果波斯當時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怎么可能會用元朝官方印章發出的文件？又怎么會有跟中國內地官員一樣的通行牌？而且這還不是孤例。

波斯和元朝的關系，其實早在成吉思汗的孫子旭烈兀建立伊利汗國時就已經開始密切了，旭烈兀東征西討后，在波斯建立政權，但他的地位不是自己封的，而是經過當時的元朝皇帝忽必烈正式冊封的。

忽必烈給他下了詔書，還附送了這枚“輔國安民之寶”的金印，這種操作在元朝體制里并不少見，類似的情況在云南行省、嶺北行省都有出現，也就是說，伊利汗國雖然表面是一個“汗國”，但實際上在制度上、行政上，和元朝的其他邊疆行省區別并不大。

更具體的例子也有，比方在1284年，伊利汗國的阿魯渾汗在其父去世后并沒有立刻即位，而是等了元朝的正式詔書和新的印章送到，才舉行登基儀式。

整個流程幾乎和內地行省的官員任命制度一模一樣，當時的云南行省也是這樣，地方高官的任免必須經過大都的批準，不能擅自決定。

還有一條非常關鍵的線索，是關于戶籍制度的，伊利汗國居然也要進行人口普查，而且每三年一次，還要把結果抄送給大都，在伊朗出土的一份1291年的戶籍殘冊中，最后就寫著“附呈大都”幾個字。

這都足以證明元朝中央政權，對伊利汗國的人口、稅收都有直接的統計和管理要求，這種行政控制已經超出了傳統“藩屬”國家的范疇。

在經濟上，兩者的聯系也非常緊密，伊利汗國使用的紙幣是仿照中國元朝的“中統元寶交鈔”發行的，正面是漢字“至元通寶”，背面才是波斯文。

從貨幣制度來看，這相當于一個統一經濟體系，而且伊利汗國每年還要將收入的十分之一作為“貢賦”送往北京，畢竟如果僅僅是普通外交關系，這種財政上的依附性也不太常見了。

《元史》中對伊利汗國的記載也并不是以“外國”來處理的，而是歸入“宗藩”體系中，北京大學的張帆教授曾經提出一個說法，認為伊利汗國是“宗藩型特殊行省”，也就是說，它既保留本地王權系統，又要接受元朝中央的冊封、控制和監督。

這種結構雖然聽起來復雜，但在當時的蒙古帝國體系中其實是比較常見的安排。

再從同時期的金帳汗國來看，就能發現兩者的區別，金帳汗國在現在的俄羅斯一帶，雖然也是蒙古后裔建立的汗國，但他們的汗位更獨立，換汗不需要向元朝報批，也不接受元朝的印信制度，所以從制度依附性來看，伊利汗國和元朝的關系要緊密得多。

更有意思的是文化層面的融合，在伊朗的一些清真寺建筑中，至今還能看到明顯的蒙古式斗拱結構，這種建筑風格在波斯本土是沒有的。

而在中國的一些博物館中，也收藏著不少伊利汗時期的波斯銀幣，這種互通的文化痕跡，都能說明當時人員、貨物、制度甚至藝術風格的交流都非常頻繁。

1302年，波斯詩人捏只·木丁作為隨團使節到大都訪問，留下了一些詩作，他在詩中寫到“汗八里的月光，和大不里士的一樣亮”，雖然這只是一句抒情文字，但也能看出，當時波斯人對中原的了解已經不是停留在地圖上的那種遙遠想象了，而是實實在在的交流和往來。

所以，如今伊朗出土的羊皮信，確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罕見的歷史實物證據，它讓我們能更具體地理解元朝與伊利汗國之間的關系，也讓我們重新思考當年蒙古帝國在橫跨歐亞時建立的那套政權結構和制度安排。

過去我們總以為波斯是一個獨立王國，但從印章、詔書、金牌、戶籍、貨幣這些一系列實物來看，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確實是以非常接近“行省”的方式與元朝中央政權相連的。

今天我們回頭看這些歷史文物，能看到的不只是一個印章、一塊金牌或者一封公文，而是一段實實在在的制度運行痕跡，這種跨越地理、語言、文化的聯系，背后都有一整套復雜的政權運作和外交制度支撐。而這封羊皮信，正是那段歷史最直接的見證之一。

這件事之所以引起學術界的震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打破了以往對元朝和波斯關系的認知，過去很多人以為，兩者只是松散聯系的貿易伙伴或盟友，但從這些實物來看，兩者之間的關系遠遠要緊密得多。

像印章、紙幣、詔書、戶籍這些東西，是國家治理最核心的部分，一旦這些都對接了，那就不是普通的外交關系所能解釋的了。

所以這次的發現，不只是考古上的“挖出個罐子”，而是從制度層面、政治結構、文化互動等多個方面提供了新的研究入口。這些被塵封了七百多年的文物，如今重新出現在我們眼前，不是為了制造話題，而是真的幫我們還原了一段被忽略的歷史現實。

至于波斯是否曾是中國的一個“省”，現在學界還沒有一個統一說法，但從文物和制度角度來看，這種“特殊行省”的狀態基本可以確定。

它不是那種地圖上一刀切的行政區劃，而是一種混合型的統治方式，有本地的王權，也有中央的控制，實際操作上，確實和我們理解的“行省”差不多。

未來，或許我們還能看到更多類似的發現，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那段橫貫歐亞的帝國體系，到底是怎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