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外寧強教授在敦煌突發疾病逝世，享年64歲

北京時間11月22日，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藝術研究院院長，杰出藝術史學者、藝術教育家寧強在敦煌因突發疾病身故，享年64歲。

▲寧強（資料圖）

11月21日，寧強在酒泉，赴莫高村“敦煌藝術部落”參加“高山美術館”開館儀式和畫展。他在朋友圈提到，此次出差也為了順便落實“寧強教授工作室”裝修事宜。

寧強行程總顯忙碌。在去酒泉的前幾天，一位來自馬來西亞某大學美術專業的博士生，來到他在北京的畫室，找他聊美術創作成就。這是他第三次被當作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

在學生的眼中，寧強為人博學謙虛。2022年6月的一個下午，他在線上給自己的研究生講了一堂分析敦煌藝術的課，學生對課上講的洞窟構造、佛像造型、參觀儀式等內容，興致極高。有學生說，寧強老師講課，生動有趣且深刻。學生愛上他的課，他也常常帶著學生去敦煌各地調研。

寧強致力于中國藝術與文化的教學與研究，尤其在敦煌藝術、絲綢之路文化傳播領域造詣深厚，成就卓著。此外，他自己也愛畫畫，辦過不少畫展。他曾告訴新京報記者，“有時間的話，邀請你來看看我的畫展，也很有意思的。”

在2022年的文化和自然遺產日，我們曾專訪了寧強。他表達能力很強，靠著不錯的記憶力，幫我們還原了一些環境細節。神奇的是，他通過斷句和嘴里的一些語氣詞，甚至能把當時的氣氛給營造出來。我們線上視頻采訪，前后共近2個小時。于他和記者而言，他的故事沒講夠，記者探索故事的好奇心也沒完全滿足。

對他說的有句話，記者印象極其深刻。“那個時候，個人理想主義色彩重，為喜歡研究的一個東西，很多人愿意付出一生的代價。”在記者看來，寧強不僅是位好老師、好學者、好專家，他更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且做什么能發揮出自己這些身份所帶來的價值。因此，他靠著堅守，往前走去。

本文原發于2022年6月11日，原標題《對話敦煌學專家寧強：走出敦煌，再看敦煌》。今天我們重發此文，紀念寧強先生。

《對話敦煌學專家寧強：走出敦煌，再看敦煌》

1982年的冬天，20歲的四川大學歷史系學生寧強，買了張從成都去敦煌的火車票。三天兩夜后，他到了莫高窟。

到的時候是晚上，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幾個老同志，把一路風塵仆仆的寧強安排在了莫高窟前的招待所。第二天一早，大西北的暖陽透過窗戶，把整個屋子塞滿。醒來的寧強，望著窗外遠處堆積的黃沙，黃沙的輪廓還泛著一層帶毛邊的光。

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段文杰敲響了他借宿的房門。這是寧強第一次與段老先生見面。60多歲的段老問他：“年輕人，這里又冷，又荒涼，也沒什么人，來了是什么感受？”

那個時候，個人理想主義色彩重，為喜歡研究的一個東西，很多人愿意付出一生的代價。多少有些理想主義的寧強，很真摯地回了句：我想死在這里。

這是寧強的詩與遠方。在申請來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之前，他給段老寫了封自薦信，信封里還藏了張自己的小照片。寧強覺得，照片里小知識分子的文藝氣息，與段老他們年輕時很像，這個夾帶“私心”的小動作，后來也確實給段老留下了好印象。

▲當年寧強在自薦信中夾帶的個人照。受訪者供圖

在20世紀末，敦煌是個黃沙漫漫、飛沙走石的荒涼小縣城。敦煌藝術神秘的面紗，還等待著考古匠人們層層揭開。未曾踏上這片黃土的人們，靠著想象和傳說，意會敦煌文化的美好。

“我當時以為敦煌就是個廟，里頭有些老頭兒和老太太，像段老，感覺他就像是廟里的老和尚。”寧強說。

后來，他與現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長羅華慶正式在當時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報到。所里的老同志們，見來了年輕人，熱心快腸。樊錦詩老先生拿著自己的飯票，帶著他們去食堂吃飯。帶著學生在石窟實習的北京大學教授馬世長，經常找寧強，聊自己多年前在莫高窟的那些歲月。

做研究是快樂的。寧強告訴新京報記者，他身上揣著洞窟門的鑰匙，能隨時進出洞窟。為了讓年輕人早點上手，老同志們領著他們，挨個洞窟去看，講得也極其仔細。幾個年輕人，加上幾個老同志，把圖書館、食堂、宿舍、洞窟有規律地串聯在一起。

有一年夏天，莫高窟外刮起沙塵暴，昏天黑地。細碎的小石子，偶爾伴著沙塵朝人臉撲來。寧強站在門口，隱隱約約看見沙塵中有個人影，人沒講話，但能聽到滋滋的收音機聲音。

拿著收音機聽新聞，在沙塵中散步的是被同行譽為敦煌“活字典，活資料”的史葦湘。“60多歲的老先生，走在沙塵里，如閑庭信步一般。我問他，怎么飛沙走石的要走在外面？” 寧強回憶，史老先生也是四川人，上來就一口四川話：“我習慣了嘛，要不要一起走幾步嘛？”

兩人在沙塵暴里，站在歷經千年歲月風霜的敦煌石窟下，聊起了唐玄奘的故事。再到后來，寧強奔赴國外，在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的一尊彩色菩薩像下，上了幾年學。

▲寧強曾在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中的這尊彩色菩薩像下上課。受訪者供圖

30多年后，寧強從首都師范大學調到北京外國語大學，如今在該校執教還不到一年。2022年6月10日下午，他第一次在線上給自己的研究生講了堂分析敦煌藝術的課。近一個半小時的課程里，涉及洞窟構造、佛像造型、參觀儀式等多個內容，講述著敦煌文化的神奇與不朽。在6月11日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到來之際，新京報專訪了考古學家、藝術史家、敦煌學專家寧強。

■ 談個人故事

新京報：作為“文革”后敦煌研究院接收的第一個大學生，講講你與敦煌文化的緣分。

寧強：在川大上學那會兒，我喜歡泡圖書館。有一次，我在書架上找到了一本讓我備受震撼的書，書的封面很好看，上半部分是純凈的藍天，下半部分是漫漫黃沙，這兩種顏色對我的視覺沖擊很大，再往里面翻，是美輪美奐的洞窟壁畫。我學的是歷史，自己也非常喜歡藝術創作，看到這么個地方，我當時內心就想著，這或許是我一輩子要做的事。

所以，臨近畢業前，我就給當時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所長段文杰寫了封信，要求到敦煌工作。段老也給我回了信，讓我去敦煌看看再做決定。當時他在信里就說，“冬天你要是招架得住冰霜和漫天大雪，就留下”。后來，我就真留下來了。

我當時跟段老先生是正經簽了合同，拜了師傅的。第一次來到莫高窟，看到壁畫，非常興奮，也是真正意義上，近距離體會到了什么是藝術奇跡。

▲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甘肅敦煌莫高窟。圖/IC photo

1984年8月，敦煌文物研究所擴建為敦煌研究院，到了1987年，敦煌研究院召開了一個國際學術討論會，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個美國學者，他的語言能力很強。在會上，他跟我們中國人講中文，跟日本人講日語，跟法國人講法文，甚至跟我們的香港學者講廣東話。

這件事給我的刺激很大，后來我就想，要成為世界上優秀的敦煌文化研究專家，光在莫高窟是不行的。當年大批德、日、法的探險家來挖掘文物，留下了第一手的文字記錄，所以那個時候還有個讓我們中國學者都極其不舒服的說法——“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

那會兒在敦煌研究院，我們都是雇請翻譯來整理資料。這種感覺就有點隔靴搔癢，效果不是太好。后來我就找到段老先生，跟他講，我也想成為（那位美國學者）那樣的人。段老很開放，說不僅是語言問題，我們也要有國際視野，就讓我去讀個“洋博士”。我問他去哪兒，他說要去就去哈佛大學。再到后來，段老寫了封很“硬”的推薦信，第一行就是：寧強是我們敦煌研究院最優秀的年輕學者。

所以我1991年就去了哈佛大學，繼續學習敦煌文化。

新京報：赴哈佛大學攻讀藝術學博士后，你又在美國耶魯大學、加州圣地亞哥大學、密歇根大學等院校任教，在這段歷程中，你對敦煌文化的理解有了哪些不同？

寧強：放在以前，我們在敦煌研究院時，有個自嘲的笑話。“做敦煌研究的人，不敢走出敦煌一步。”因為大家的知識體系都是在敦煌建立的，你走到新疆吐魯番，就不懂當地的文物了。

比如雖然都是佛教文化，莫高窟主要是大乘佛教，而新疆的石窟特別是龜茲石窟群，以小乘佛教為主，而這些洞窟又不像莫高窟保存得那么完整，大量壁畫和雕塑流失海外，想知道它原來什么樣子就得去德國看、去法國看，這樣你才能夠搞得懂。

▲敦煌莫高窟里的壁畫。布魯斯-滕 攝/IC photo

在國外學的內容，實際上它與國內的差別不太大，但不同之處在于觀察問題的角度和分析問題的方法。從某種角度來講，我們重考據、重風格分析，而西方重歷史語境。西方會把敦煌文化放在整個中國歷史的大背景下去分析。

這種習慣“串起來研究”的方法，更具宏觀性。敦煌文化是以中華文化為基礎，并廣泛吸收不同文化的優秀基因，才構成了如今我們看到的面貌。比如，有些國外學者看到一些敦煌洞窟的壁畫或是菩薩造型，就會告訴你，這個風格跟兩河流域的文化相似，或者會說跟印度的一個什么石窟里的壁畫相似。

結合大的歷史語境很重要。同時，理解后的創新也很重要，眼界打開之后，研究的高度和廣度就會出來。

■ 談敦煌價值

新京報：你曾出版過《中國敦煌學史》《敦煌佛教藝術——美術史的分析》等多部著作，這些系統性的著作想表達什么？

寧強：《中國敦煌學史》是合著的，主要是想厘清敦煌學的基本結構體系，并使之規范化。《敦煌佛教藝術——美術史的分析》這本書，是力圖對敦煌藝術的總體風貌作出較為清晰的描述和剖析，將過去具體而微的深入研究轉化為全面宏觀的系統研究。

除了理論的表述之外，我也想傳遞一個信息，中華文明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它并不教條，并且有很強的趣味性。在敦煌文化中，其很多生動的細節反映了當時人民生活的各種狀態，這里面形象有的是販夫走卒，有的是皇室官僚。

▲甘肅敦煌博物館，展廳內復制的敦煌莫高窟復原佛教壁畫。圖/IC photo

敦煌藝術所記載下來的東西，其實與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問題、關心的議題也都大致一樣。像敦煌257號洞窟西壁中部的《九色鹿經圖》，講述的就是誘惑之下人性選擇的故事。

敦煌學包含了哲學思想、人文精神、價值理念、道德規范，這其中還蘊含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懷和文化自信。

敦煌文化、敦煌學絕對不是什么冷門絕學。對于這份璀璨的中華文化，不管是進行梳理調研，還是自己的些許領悟，只要能傳遞出去，也就達到了“利益眾生”的目的了。

新京報：你的大多數作品是以敦煌學為基礎，2019年“敦煌藝術精神——寧強教授繪畫精品展”也在蘭州成功舉辦。敦煌文化對你的藝術創作會產生哪些影響？

寧強：對于大多數中國藝術家來講，他們基本上都干過一件事，那就是往敦煌跑。這說明，敦煌是給了我們這批人靈感的。

我記得，回國后擔任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的徐冰在一次視頻采訪中說，這么多的佛龕和洞窟，這些淤積在歷史文化中的一種痕跡或是脈絡，給他創作帶來了影響，這種具體的影響是什么可能說不清，但它一定是無時無刻不在起著作用。

▲寧強在天水麥積山石窟里考察。受訪者供圖

對于我來講，以敦煌壁畫為例，它對我的影響并不是技術上的，并不是教你怎么去描摹。這種影響來源于透過壁畫而感受到的一種創新的藝術精神，雜取種種集為一體。所以，我后來創作的作品中都能看到敦煌的影子。比如，我會運用中國畫中寫意的筆觸進行敦煌宗教哲學思想的展現。也創作了一系列以佛教思維、語言和經典圖式為觀念的繪畫作品。

新的道路是需要尋找、需要創新的。我之所以要花很多時間來做藝術創作，除了我對這個東西的熱愛以外，我還希望有一些原創性的研究貢獻。所以，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有時候我也覺得，創作還真不是文人雅趣，要寫幾個字、畫幾幅畫這么簡單。

我也希望自己能夠創作出新的觀念、新的藝術語言、新的視覺元素、新的視覺意境和風格。說大點，這樣也是對人類文明的一個貢獻。

■ 談文物保護

新京報：今年遺產日的活動主題為“文物保護：時代共進 人民共享”。我們要怎樣講好敦煌文化故事，讓敦煌壁畫和洞窟“活”起來？

寧強：祖先留下來的優秀文化遺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分享給后輩。讓他們知道我們有最好的藝術家，有最優秀的文明成果。所以，最近幾年，我也一直呼吁，希望把敦煌文化教育納入到小朋友們的通識教育里。

這個提法受到了很大的爭議。有人認為，敦煌藝術博大精深，晦澀難懂，其中涉及生老病死等一些不太適合給孩子們普及的內容。我原本也有些擔心，但后來事實證明擔心是多余的。

2018年，我就帶著上海、北京一群八九歲的小朋友去敦煌游學，一開始我就給他們布置了一道題，待滿7天后，每個孩子要交份作業，作業是一幅畫，題目就叫《天堂》。這7天里，帶著他們看洞窟，告訴他們壁畫上的故事。后來看到釋迦牟尼佛涅槃，孩子們說，菩薩睡著了。

▲寧強帶著孩子們在敦煌莫高窟進行游學。受訪者供圖

結束時，有個北京的小姑娘畫了一幅畫。畫的是一個貓的天堂，里頭有醫院，有貓愛吃的冰淇淋，有貓住的家，還有“飛天貓”和“九色貓”。她從壁畫上學到知識，把天堂理解為——沒有疾病，沒有饑餓，只有幸福。小姑娘把純粹的感情投射到了貓的世界里。

后來，小姑娘在課堂上和同學分享了自己的感悟，說長大以后也希望成為敦煌研究所老先生們這樣的人，成為敦煌的守護者。我覺得這種游學的做法，就起到了作用。這也是講好敦煌文化故事的一個表現。

新京報：在敦煌文物保護方面，目前我們還需要關注哪些問題，要做出哪些努力？

寧強：我一直覺得敦煌文物的保護，它是個系統工程。我們不能流于某一個專業或者某一個領域。從技術層面來看，它包括了人才培養和技術手段創新，從理念層面來看，它又涉及了文化傳承等問題。所以，它需要經歷一個不斷完善、不斷優化的過程。

另外，我們對不同時期、不同類別的敦煌文物也要進行分別對待。作為全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這種保護，更需要群策群力。在參與度上，我們也要有廣闊的胸襟，這樣也便于把敦煌藝術傳播到全世界。

新京報

北京事、天下事、身邊事，就關注"京城大峰峰"微信公眾號，掃描下方二維碼關注吧。歡迎轉發分享微信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