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頂明 等 | 如何提升國家中小學智慧教育平臺的應用效能？——一項基于全國性調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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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頂明，蔣雙雙，郭炯，潘晨晨，& 朱峻儀.(2025).如何提升國家中小學智慧教育平臺的應用效能？——一項基于全國性調查的分析. 中國遠程教育(11),59-78.

如何提升國家中小學智慧教育平臺的應用效能？——一項基于全國性調查的分析
王頂明, 蔣雙雙, 郭炯, 潘晨晨, 朱峻儀

【摘要】國家中小學智慧教育平臺是推動教育數字化轉型、實現基礎教育質量提升的國家方略。深入探究中小學教師應用國家中小學智慧教育平臺的機制與動因，是教育管理者和實踐者充分實現其育人價值的關鍵環節。本研究基于技術接受與使用整合模型和信息系統成功模型，采用結構方程模型和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對全國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10,359位中小學教師應用國家中小學智慧教育平臺的機制與路徑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平臺服務、績效期望、社會影響與便利條件是中小學教師應用國家中小學智慧教育平臺行為的關鍵變量，其作用機制呈現顯著差異性，且個體差異顯著；存在四條中小學教師對國家中小學智慧教育平臺高應用意愿的路徑及三條中小學教師高應用行為的路徑，并由此揭示了多重作用機制共在以及多重路徑組合的內在邏輯，為理解國家中小學智慧教育平臺推進過程中的教師行為提供了新的觀察視角。為進一步提升其應用效能，本研究借鑒“三圈理論”，從“價值—能力—支持”三個維度提出中小學教師應用國家中小學智慧教育平臺的策略，助力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

【關鍵詞】國家中小學智慧教育平臺; 中小學教師; 機制與路徑; 結構方程模型; 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

一、

問題提出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提出：“建強用好國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務平臺，建立橫縱貫通、協同服務的數字教育體系”（中共中央 & 國務院, 2025）。國家中小學智慧教育平臺（以下簡稱“國家教育平臺”）是國家層面布局、中央有關單位建設、地方教育部門以及部分高等學校支持建設的國家級資源平臺，既是大力促進基礎教育高質量發展、實現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的重要途徑，也是國家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重要內容，實現了基礎教育資源的優質均衡，是為中小學提供有針對性的資源服務的重要保障，更是實現教育數字化轉型新基建基礎工程的重要內容。該平臺自2022年3月1日上線試運行至今，三年來成績斐然。截至2025年3月，國家教育平臺累計注冊用戶已超過1.6億，訪問量突破600億，覆蓋了200多個國家和地區，2025年3月28日國家智慧教育平臺2.0智能版正式發布，以人工智能技術為教育賦能。關于國家教育平臺的研究集中在現狀（王娟 等, 2024a, 2024b）、影響因素（馬秀芳 等, 2024）、優化策略（徐碧波 等, 2023; 杜江 & 韓錫斌, 2023）、實踐路徑（金玉 等, 2022; 柳立言 等, 2023; 王浩楠 & 郭紹青, 2023）、應用模式（常詠梅 等, 2024）等方面。根據已有文獻可知，國家教育平臺的影響因素是決定其應用效果的關鍵，現有研究采用單一的研究方法分析影響因素，缺乏系統地探究國家教育平臺應用影響因素的作用機制以及不同因素的“組合效用”，且尚未明晰提升其應用的多種機制與路徑。因此，本研究聚焦中小學教師這一國家教育平臺的主要用戶群體，分析中小學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的效果，進一步剖析影響中小學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的因素及內在機制與路徑，為進一步提高中小學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的效能，加速實現國家教育數字化戰略進程提供參考。

二、

理論基礎與研究模型

（一）基于UTAUT模型和ISSM模型的國家教育平臺的變量分析

隨著技術與教育的整合應用，技術接受與使用整合模型（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UTAUT）已被廣泛用于解釋技術采納和使用行為（Or, 2023）。技術接受與使用整合模型由維斯瓦納特?文卡特什（Venkatesh, V.）等（Venkatesh et al., 2003）提出，它整合了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技術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動機模型（Motivational Model，MM）和計劃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再結合TPB/TAM模型、個人計算機使用模型、創新擴散理論和社會認知理論，集八種理論的優點于一身（Khechine, et al., 2020），其解釋力高達70%（Lewis et al., 2013）。UTAUT模型包括績效預期、努力預期、社會影響、促進條件四個核心變量，以及性別、年齡、經驗、自愿性四個調節變量。已有研究基于此提出績效期望、努力期望、社會影響直接影響應用意愿，應用意愿和便利條件直接影響應用行為（Venkatesh et al., 2003; Gümüolu & Akay, 2017），并論證了便利條件對應用意愿的直接影響（趙篤慶 等, 2024）。UTAUT模型在教育技術領域的應用研究成果豐富，主要集中在數字技術與平臺的接受與用戶使用行為分析方面。而國家教育平臺作為中小學教師線上學習與研修的重要場域，具有數字技術平臺的基本特征與功能。關于UTAUT模型在國家教育平臺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鄉村教育場域中的特定教師群體（郭炯 & 付瑞, 2023），缺乏面向大規模、不同地區廣泛教師群體的系統研究。

信息系統成功模型（Information System Success Model，ISSM）最初由威廉?德隆（DeLone, W. H.）和艾弗萊姆?麥克萊恩（McLean, E. R.）（Delone & McLean, 2003）開發，認為平臺服務包括內容質量、系統質量和服務質量這三個直接影響使用意愿的核心變量（Zhang et al., 2022）。ISSM在教育技術領域的應用研究多聚焦數字技術與平臺的成功評價以及用戶持續使用行為分析等方面。國家教育平臺作為國家教育公共服務的綜合性、權威性學習平臺，其平臺服務質量也是影響教師應用意愿的重要因素。使用ISSM對國家教育平臺開展的相關研究，主要聚焦學生、教師的持續使用意愿和使用滿意度（付衛東 & 張杉, 2025; 賀瑋 等, 2024），缺少系統分析使用意愿對使用行為的中介影響，但這恰恰是UTAUT模型的重要內容。此外，已有研究還發現，性別、教齡、學段、地區、學校類型等個體差異能在人們與其接受技術的影響因素之間起顯著調節作用（周云倩 等, 2025），進而證實了特定教師群體在技術接受及其影響因素上存在差異。

已有研究雖然關注到國家教育平臺使用的前因因素，但研究范圍僅限某一地區，研究方法較為單一，鮮見從全國較大范圍內對國家教育平臺影響因素的內在作用機制與路徑進行深入剖析。鑒于此，本研究以UTAUT和ISSM為基礎構建分析模型，結合已有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結果，基于全國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10,359份中小學教師問卷調查結果，綜合運用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和模糊集定性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方法，系統探究影響中小學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各因素間的內在作用機制以及不同因素的組合作用，以期回答三個核心問題：中小學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的影響因素有哪些？各因素之間的內在作用機制與路徑是什么？基于影響因素之間的內在作用機制與路徑，如何優化中小學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的效果？

（二）假設模型構建與闡釋

為了探究中小學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的影響因素、作用機制與路徑，本研究分別構建了基于SEM的影響因素模型和基于fsQCA的影響因素模型（如圖1和圖2所示）。兩個模型均建立在UTAUT模型框架和ISSM模型框架下，以平臺服務、績效期望、努力期望、社會影響、便利條件五個核心要素作為自變量或前因變量，在此基礎上將應用意愿和應用行為作為因變量或結果變量。

圖1 基于SEM的研究模型

圖2 基于fsQCA的研究模型

如圖1所示，基于SEM的影響因素模型包括以下五個要素。

其一，平臺服務（Platform Services，PS），指國家教育平臺的系統質量、內容質量和服務質量，是中小學教師使用平臺的關鍵支持與保障。已有研究證明平臺服務對在線學習平臺（Alyoussef, 2023）和電子學習（Hii et al., 2023）的使用意愿具有重要影響。其中，系統質量是國家教育平臺作為數字平臺具備的平臺系統服務的穩定性與易用性，以及平臺功能服務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內容質量即國家教育平臺中數字資源的科學性和權威性，以及教學、研修與專業發展等多場景的適用性，既包括面向不同學科匯集的優質教育教學資源，也包括面向教師專業發展、研修、備課的群體協同建構的再生資源（吳永和 等, 2024）；服務質量則是指國家教育平臺面向中小學教師提供的服務便利性、技術支持及時性、技術培訓多樣化，以幫助中小學教師及時解決平臺應用過程中的實際需求與實踐問題。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設H1：平臺服務與國家教育平臺應用意愿存在顯著正向關系。

其二，績效期望（Performance Expectations，PE），是指中小學教師相信使用國家教育平臺能夠提高課堂教學效果、優化課堂教學活動、助力個人專業發展、協助家校共育的積極預期。具體而言則是中小學教師在應用國家教育平臺開展自主學習、備課、授課、雙師課堂、作業管理、答疑輔導、課后服務、教學研究、家校互動和協同管理等活動時的積極預期，即如果中小學教師認為應用國家教育平臺能有效幫助其開展自主學習、教師備課、雙師課堂等教學活動，則會更愿意應用國家教育平臺。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設H2：績效期望與國家教育平臺應用意愿存在顯著正向關系。

其三，努力期望（Effort Expectations，EE），即個體對于使用新技術難易程度的預期（周欣 等, 2025），是決定中小學教師是否愿意使用國家教育平臺的核心因素，其本質是中小學教師對使用國家教育平臺所需努力的主觀感知。如果中小學教師感知到努力期望高，意味著其感知使用國家教育平臺的難易程度為容易，表明中小學教師不需要做過多的努力便能夠掌握國家教育平臺。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設H3：努力期望與國家教育平臺應用意愿存在顯著正向關系。

其四，社會影響（Social Impact，SI），即中小學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時所受到的領導、同事、學生、家長等社會主體的支持、鼓勵和期望的影響，是中小學教師使用國家教育平臺的重要外部變量。已有研究發現，鄉村教師對國家教育平臺的使用意愿受到社群的影響。在本研究中，如果中小學教師所在學校的領導和家長都明確鼓勵其使用國家教育平臺，且同事也開始探索應用國家教育平臺，原本猶豫的中小學教師會傾向于積極主動地使用。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設H4：社會影響對國家教育平臺應用意愿存在顯著正向影響。

其五，便利條件（Facilitating Conditions，FC），特指中小學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時感受到的支持和幫助，能夠降低中小學教師使用國家教育平臺的障礙，確保其有能力、有保障地完成使用目標。便利條件包括設備環境支持、技術與策略支持、培訓指導以及政策激勵等，均影響中小學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的行為。因此，便利條件不僅是中小學教師使用國家教育平臺的技術接受保障，更是中小學教師教學創新的催化劑。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設H5：便利條件直接影響中小學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的行為，以及假設H6：中小學教師的應用意愿（Application Intention，AI）正向影響其應用行為（Application Behavior，AB）。同時，分別驗證性別、教齡、學段、地區、學校類型等個體差異變量的調節作用。

中小學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受多因素影響，且可能取決于多個因素的組合，不同因素之間也是相互關聯的，共同對中小學教師產生影響，同時，不同的因素組合均可能影響中小學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的意愿和行為，這意味著中小學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這一結果的路徑并不是唯一的。fsQCA方法能夠探究前因變量與結果變量之間的充分與必要子集關系，由此構建的研究模型從不同組態視角分析結構方程模型中不同因素組合的效應（如圖2所示）。

三、

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數據為樣本，研究平臺服務、績效期望、努力期望、社會影響、便利條件，以及性別、教齡、學段、地區、學校類型等個體差異及其組合機制對中小學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的影響。為了確保問卷的信度和效度，研究中的變量測量是在郭炯團隊（郭炯 & 付瑞, 2023）開發的量表基礎上完善的，努力期望、績效期望、社會影響、便利條件、應用行為、應用意愿參考了文卡特什等（Venkatesh et al., 2003）的UTAUT量表，其中，努力期望包括2個題項，績效期望包括6個題項，社會影響包括4個題項，便利條件包括6個題項。平臺服務基于內容質量、系統質量和服務質量開發量表，包括9個題項。此外，問卷還收集了性別、教齡、學段、地區、學校類型等人口學信息。問卷整體采用李克特5級計分法，選項1—5分別表示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另外，為了方便采用多種數據分析方法進行驗證，應用意愿變量采用打分賦值評價的方式，0—100分表示從“非常不滿意”到“非常滿意”，應用行為變量采用分類和打分賦值評價兩種相結合的方式。

（二）研究樣本

本研究采用隨機抽樣調查的方式，通過問卷星平臺，面向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中小學發放電子問卷。發放時間為2024年8月至10月，截至2024年12月底共回收問卷13,427份，剔除重復、異常值以及答題時間過長或過短的問卷，共得到有效問卷11,487份，其中教師問卷10,359份，管理者問卷1,128份，問卷有效回收率為85.55%。由于研究主要聚焦教師角色，因此最終教師有效樣本共10,359份，覆蓋我國東部、中部和西部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教師有效樣本的人口統計學信息如下：男性教師3,544人，女性教師6,815人；學歷以大學本科（83.1%）占比最高，中專及以下（0.5%）、專科（11.1%）、碩士（5.2%）、博士（0.1%）學歷的教師相對較少；教齡5年以下、6—10年、11—15年、16—20年、21年以上的占比分別為12.5%、14.5%、15.2%、11.8%、46%；所授學科以語文（31.3%）、數學（28.0%）、道德與法治（14.9%）、英語（14.7%）為主，其他學科（如物理、化學、生物等）相對較少，總占比為11.1%；任教學段為小學、初中、高中的占比分別為49.1%、30.9%、20.0%；所在學校類型絕大部分為縣鎮中心學校（38.7%）和市區學校（31.7%），農村小學（23.8%）和教學點（5.8%）占比較少。

（三）數據分析方法

本研究運用SEM與fsQCA相結合的方法。其中，SEM包含測量模型和結構模型。本研究將中小學教師對于國家教育平臺的應用意愿和應用行為設定為結果變量，受到平臺服務、績效期望、努力期望、社會影響和便利條件五個前因條件的影響。fsQCA借助布爾代數幾何和組態分析思想，從整體視角探究前因條件和結果之間的充分和必要的子集關系。本研究聚焦中小學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的影響因素，fsQCA能夠有效識別出多種因素協同作用下，導致中小學教師呈現高接受度與低接受度的不同路徑，彌補了SEM僅關注線性關系的局限。

四、

實證分析結果

（一）結構方程模型分析結果揭示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的多重機制

1. 信度與效度檢驗

問卷的信度與效度是保證數據分析的前提條件，因此，分析問卷數據前，本研究采用SPSS 26.0和AMOS 26.0軟件對國家教育平臺影響因素調查問卷的信度和效度進行檢驗，具體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問卷信效度檢驗

注：斜對角線粗體數字為AVE平方根值。

由表1可知，平臺服務、績效期望、努力期望、社會影響、便利條件五個變量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984、0.974、0.895、0.954、0.964，而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數為0.981，表明本次研究所使用的量表具有很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較好。通過對KMO值的檢驗分析國家教育平臺量表的結構效度結果顯示，KMO值為0.880，且Bartlett球形度檢驗的p值小于0.001，說明國家教育平臺應用影響因素量表具有很好的結構效度。

由于研究采用的問卷工具是為適應研究情境而專門修改的，因此，進一步對數據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以驗證測量模型的收斂效度和區分效度，結果顯示：各變量的AVE數值均達到了0.5以上，CR數值均達到了0.7以上，綜合說明各個變量均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同時，在區分效度檢驗中，各個變量兩兩之間的標準化相關系數均小于變量所對應的AVE平方根值，說明五個變量之間均具有良好的區分效度。

2. 模型評估：模型適配度檢驗、研究假設驗證與中介效應分析

利用AMOS 26.0對假設模型進行檢驗與修正，除CMIN/df（卡方自由度比）由于樣本量過大而導致其指標值比較大之外，RMSEA（0.076）、NFI（0.933）、TLI（0.928）、CFI（0.934）指標均在良好或優秀以上，說明國家教育平臺影響因素SEM模型擬合良好，其內部結構關系契合度較高。

為了檢驗圖1基于SEM的國家教育平臺影響因素模型，本研究利用AMOS 26.0進一步檢驗，具體結果如表2所示。在本次的路徑關系假設檢驗中：平臺服務（β=0.439，p＜0.001）、績效期望（β=0.118，p＜0.001）和社會影響（β=0.034，p＜0.01）對中小學教師國家教育平臺的應用意愿存在顯著正向影響，假設H1、H2、H4成立；努力期望（β=0.006，p＞0.05）對中小學教師國家教育平臺的應用意愿無顯著影響，假設H3不成立；便利條件（β=0.151，p＜0.001）和應用意愿（β=0.202，p＜0.001）對中小學教師國家教育平臺的應用行為存在顯著正向影響，假設H5、H6成立。對于個體差異變量，在數據分析時對其進行賦值，結果顯示：性別、教齡、學段、地區、學校類型影響中小學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的行為，其中男教師相對于女教師會更多地應用國家教育平臺（β=-0.028，p＜0.05），教齡在5年以下的新手教師和6—10年的勝任教師相對于教齡超過10年的勝任教師，其國家教育平臺應用行為更多（β=-0.048，p＜0.001），在小學任教的教師相對于在初、高中任教的教師，其國家教育平臺應用行為更多（β=-0.098，p＜0.001），東部地區的教師相比于中西部地區的教師，其國家教育平臺應用行為更多（β=-0.030，p＜0.01）；市區學校的教師相對于縣鎮中心學校和村小學校的教師，其國家教育平臺的應用行為更多（β=-0.025，p＜0.01）。

表2 基于SEM的國家教育平臺影響因素路徑關系檢驗結果

本研究進一步檢驗了中介效應，以揭示各因素對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的影響機制。如表3所示，所有路徑的中介效應Bootstroop 95%置信區間均不包含0，且中介效應的占比處在較高水平，表明各影響因素對中小學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行為的影響大多是通過其應用意愿間接作用的；平臺服務、績效期望、便利條件及社會影響四個維度均通過應用意愿的完全中介作用對使用行為產生顯著影響，中介效應值分別為0.119、0.110、0.113及0.101，表明提升中小學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意愿是增強其應用行為的關鍵路徑。另外，由于“努力期望→應用意愿→應用行為”路徑中介效應及總效應低于其他路徑，且CFI（0.822）和TLI（0.694）模型擬合未達推薦閾值，提示該路徑的中介效應未達到統計顯著性水平。

表3 中介效應分析結果

注：***p＜0.001。

（二）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結果揭示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的多重路徑

本研究使用fsQCA軟件進行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以探究國家教育平臺多因素的協同作用，分析中小學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的多因素組合效應。在此之前，研究已經利用AMOS 26.0，考察了性別、教齡、學段、地區、學校類型對中小學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行為的顯著影響。因此，在后續的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中僅考察核心條件變量，即平臺服務、績效期望、努力期望、社會影響、便利條件對應用意愿和應用行為兩個結果變量的影響。

1. 數據校準與必要性分析

數據校準是使用fsQCA軟件的首要環節，即研究者需將原始數據轉換為0至1之間的模糊集隸屬度值。因此，本研究先對平臺服務、績效期望、努力期望、社會影響、便利條件五個變量的題項求平均值，運用熵權法（張挺 等, 2018）對應用行為進行標準化，由于應用意愿本身就是0—100的打分題項，不需要額外處理。之后采納大多數研究使用的直接校準中的百分數方法，即將每個變量的95%分位數、50%分位數和5%分位數作為其完全隸屬點、交叉點和完全不隸屬點（劉志輝 等, 2024）。描述性統計及變量校準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描述性統計與變量校準結果

在進行必要性分析時采納大部分已有研究參考的、由皮爾?菲斯（Fiss, P. C.）提出的必要條件指標作為衡量依據，即各個條件的一致性水平，且一致性水平應低于0.9（Fiss, 2011）。由表5可知，本研究中的平臺服務、績效期望、努力期望、社會影響、便利條件五個前因變量的一致性均低于0.9，不存在產生高/非高應用意愿和高/非高應用行為的必要性條件。因此，需要進一步考察各條件組態對國家教育平臺應用的影響。

表5 必要性條件分析結果

2. 國家教育平臺應用意愿組態分析

本研究選取平臺服務、績效期望、努力期望、社會影響、便利條件5個前因變量，以應用意愿（高應用意愿和非高應用意愿）作為結果變量進行組態分析。具體過程為：將案例閾值設置為2，一致性閾值為0.8，通過標準分析得到了簡單解、中間解和復雜解，參考相關研究使用中間解確定組態，使用簡約解確定核心條件（單標安 等, 2022），得到了高和非高應用意愿組態路徑，如表6所示。

表6 高和非高應用意愿組態路徑分析結果

注：“”代表核心前因條件存在；“”代表核心前因條件缺失；“?”代表輔助前因條件缺失；“空白”代表前因條件既可存在，也可不存在。

由表6可知，高應用意愿有四條組態路徑，組態的總體一致性為0.817，總體覆蓋度0.834，且單個組態的一致性均大于0.8，符合充分條件大于0.75的標準（Fiss, 2011），說明四條組態路徑均為中小學教師實現國家教育平臺高應用意愿的充分條件。根據每個組態的核心條件與邊緣條件，提煉出四條中小學教師國家教育平臺應用意愿提升的路徑。其一，平臺主導型路徑。國家教育平臺服務，如資源質量、內容質量、系統質量，決定中小學教師對平臺的應用意愿，無須其他外部條件的驅動。其二，績效驅動型路徑。中小學教師因為對國家教育平臺能夠滿足自己的課堂教學有堅定的預期，即使在低便利條件（無硬件支持、無技術培訓）下，也能對國家教育平臺具有較高的應用意愿。其三，社會—易用協同型路徑。努力期望和社會影響共同促進中小學教師對國家教育平臺的應用意愿，這表明中小學教師因國家教育平臺操作簡單而不需要花費較多時間，且受到領導和制度的影響而產生使用意愿，這類中小學教師屬于“被動適應”型。其四，易用—便利型路徑。較低的績效期望、較高的努力期望和較好的便利條件仍能共同促進中小學教師對國家教育平臺的應用意愿，這表明中小學教師可能會因為國家教育平臺操作簡單而且學校提供充足的支持而使用平臺，但這里缺乏明確的績效預期，這類中小學教師屬于“工具理性”驅動型。在四條路徑中，努力期望出現了兩次，表明了其對中小學教師應用意愿提升的關鍵作用。

非高應用意愿有一條IN1組態路徑，總體一致性與其組態一致性相同，為0.771，組態的總體覆蓋度為0.655，表明只有滿足同時缺乏平臺服務、績效期望、努力期望、社會影響、便利條件等所有因素，才會產生非高應用意愿。

3. 國家教育平臺應用行為組態分析

本研究在前因變量中加入應用意愿，分別以平臺服務、績效期望、努力期望、社會影響、便利條件、應用意愿為六個前因變量，以應用行為（高應用行為和非高應用行為）作為結果變量進行組態分析。具體過程為：將案例閾值設置為2，一致性閾值為0.8，通過標準分析得到了簡單解、中間解和復雜解，進而得到了高和非高應用行為組態路徑，如表7所示。

表7 高和非高應用行為組態路徑分析結果

注：“”代表核心前因條件存在；“”代表核心前因條件缺失；“空白”代表前因條件既可存在，也可不存在。

由表7可知，高應用行為有三條組態路徑，組態的總體一致性為0.817，總體覆蓋度為0.900，且單個組態的一致性均大于0.9，表明組態路徑具有較高的解釋度。按相同核心條件歸類，可提煉出三條中小學教師國家教育平臺應用行為提升路徑。其一，績效—社會驅動型路徑。中小學教師對教學效果的預期和受到的外部社會影響共同驅動其對國家教育平臺的高應用行為，平臺服務是基礎保障，應用意愿是導致高應用行為的直接動力。其二，效能—便利協同型路徑。中小學教師對教學效果的價值預期和獲得的便利條件共同驅動其對國家教育平臺的高應用意愿，其中便利條件能使中小學教師產生穩定、深度的高應用行為，平臺服務仍是基礎保障，應用意愿仍是導致高應用行為的直接動力。其三，社會—資源支持型路徑。社會影響和便利條件雙重驅動中小學教師的高應用行為，其中，社會影響更多地來自學校的制度壓力，便利條件也更多地指向學校的激勵機制，技術接受度低、自主性弱的中小學教師更傾向于這一類型。

非高應用行為同樣也有三條組態路徑，組態的總體一致性為0.905，總體覆蓋度為0.607，且單個組態的一致性均大于0.9，表明組態路徑具有較高的解釋度。非高應用行為路徑有三條。其一，基礎條件缺失型路徑。中小學教師在低平臺質量、低績效期望、低社會影響、低便利條件、低應用意愿等同時具備的情況下才會產生非高應用行為。雖然中小學教師可能會認為平臺操作簡單、容易掌握，但因其他基礎條件缺失而無法使用平臺。其二，技術—能力缺失型路徑。中小學教師在低平臺質量、低努力期望的情況下產生非高應用行為，這意味著中小學教師面臨平臺服務有欠缺和感知平臺使用復雜的雙重壓力，導致其存在畏難心理。另外，在這條組態路徑之下也存在低努力期望、低便利條件以及低應用意愿，這種情況會加劇中小學教師拒絕學習使用國家教育平臺，進而加大其使用障礙，最終導致應用國家教育平臺困難。其三，制度—能力缺失型路徑。中小學教師在低社會影響、低努力期望、低平臺服務的情況下產生非高應用行為，表明學校層面沒有使用平臺的制度保障，中小學教師認為平臺操作復雜、難以學會，更難以將國家教育平臺中的優秀案例運用到自己的教學中，加之平臺服務內容可能與其所在的地區和教學需求不匹配，導致中小學教師不使用該平臺。

五、

討論與建議

（一）討論

1. UTAUT與ISSM模型驅動下的多重機制：中介效應與個體差異變量的雙重驗證

本研究基于UTAUT與ISSM模型，構建了“技術—認知—行為”三維分析框架，深刻揭示了中小學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的影響機制。從UTAUT模型來看，本研究以結構方程模型驗證了平臺服務、績效期望、社會影響對應用意愿的顯著正向影響，同時以中介效應分析驗證了應用意愿作為中介變量的作用以及應用意愿驅動應用行為的核心假設。本研究拓展了UTAUT的解釋邊界，增加了ISSM模型中的平臺服務，研究結論顯示其對應用意愿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說明中小學教師對國家教育平臺的應用過程是建立在“質量至上”的理性選擇基礎上的結果。這一發現呼應了教師作為“學生學習知識、創新思維、奉獻祖國的引路人”角色，他們是國家教育平臺的專業使用者，對平臺的選擇更依賴于平臺服務質量，而非單一的主觀易用性的感知，這是努力期望對應用意愿無顯著影響的主要原因。

另外，個體特征差異對應用行為的影響進一步細化了UTAUT模型的適用情境，具體表現有二。其一，性別、教齡與學段差異。男性教師的應用行為顯著高于女性教師，新手教師的應用行為顯著高于勝任教師和成熟教師，以往研究表明男性教師和新手教師的技術接受度更高，績效期望的作用更顯著，而勝任教師和成熟教師更依賴政策要求等驅動，且因教學慣習和教學理念導致技術適應較慢（張思 等, 2016）。其二，學段與地區差異。低學段教師應用行為顯著高于初、高學段教師，東部和城區的中小學教師應用行為顯著高于中西部地區和縣鎮及鄉村教師。以往研究也表明，東部地區中小學教師更關注國家教育平臺的交流功能和資源的豐富性，而中西部地區的農村教師更傾向于利用平臺解決教學資源匱乏、開不齊課等現實問題。這進一步揭示了國家教育平臺使用過程中存在的“個體差異”“技術代際鴻溝”與“區域資源失衡”“學科資源不均衡”的現象，與顧小清等（2024）關于該平臺教育資源供給結構特征的研究能相互論證，即在資源配置方面存在以小學為主、地區間差異明顯、小學學段資源應用水平較高等特點。

2. 多因素組合效應：存在多條組態驅動高行為意愿與應用行為的路徑

fsQCA的組態分析突破了UTAUT模型對變量獨立作用的線性假設，其結果表明平臺服務、績效期望、努力期望、社會影響、便利條件均無法單獨成為促成中小學教師應用意愿和應用行為的必要條件，說明單個因素并非高應用意愿和高應用行為的條件，這與董同強等（2025）提出的該平臺使用滿意度具有一定的復雜性、單一因素難以達到預期效果的結論一致。具體體現出以下三個特征。其一，高應用意愿的四條路徑以不同的方式組合核心變量，例如組態IH1平臺主導型路徑，表明高質量的平臺服務是觸發高應用意愿的核心條件，只要平臺服務足夠優質便有極大可能觸發高應用意愿，這也印證了ISSM模型中“系統質量是初始篩選器”，體現了國家教育平臺“質量至上”的特點。其二，高應用行為的三條路徑均存在“應用意愿”作為核心條件，突出了其作為“橋梁”的中介變量作用。其中，績效—社會驅動型路徑對應了新手教師的主動探索行為，而社會—資源支持型路徑則解釋了技術自主性較弱的行為路徑，體現了不同群體的差異化路徑選擇。其三，非高應用意愿和非高應用行為組態表明，單一因素缺失未必導致低應用行為，但全要素缺失的確導致非高應用意愿，也就意味著全要素缺失是教師國家教育平臺使用障礙的必要條件。

（二）建議

《教育部等九部門關于印發〈關于加快推進教育數字化的意見〉的通知》強調“深入推進集成化，建強用好國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務平臺”（教育部等九部門, 2025）。國家教育平臺的應用成效是實現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與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本研究以10,359位中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通過SEM與fsQCA兩種分析方法，系統揭示了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的多重驅動機制與復雜作用路徑。研究表明，國家教育平臺應用需從原來的“規模覆蓋”轉向“精準治理”，通過技術迭代、制度創新與能力建設等協同發力，方能實現從“政策推動”到“價值共創”的應用范式轉型。基于此，本研究借鑒“三圈理論”，從“價值—能力—支持”三個維度提出國家教育平臺應用效能提升策略（如圖3所示）。其中，價值圈是使命與要求，決定中小學教師使用國家教育平臺的內在因素，包含績效期望和努力期望兩個變量；能力圈是基礎與條件，是中小學教師使用國家教育平臺的必要條件，包含平臺服務變量；支持圈是社會外部因素，為中小學教師使用國家教育平臺提供支持與保障，包含便利條件和社會影響兩個變量。三個圈層的交疊區域為耐克區（Nike Zone），是中小學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意愿與行為最理想的區域，也是三個圈層中五個要素交集最大化的體現，但耐克區也是隨著三個圈層中的五個要素的變動及相互作用而動態變化的。三個圈層的策略之間相互作用、互為支持，共同助力國家教育平臺應用效能提升。其中價值圈策略（重塑國家教育平臺價值）與能力圈策略（平臺服務與差異化賦能）是互為內驅的關系，有了“價值”這個靈魂才能驅動平臺服務質量提升以及教師教學能力和數字素養提升，而平臺服務質量和教師教學能力與數字素養提升也會反過來促進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促進國家教育平臺的公共價值與相關個人價值的實現。價值圈策略與支持圈策略（差異化支持與保障）是協同支持的關系，國家教育平臺公共價值是差異化支持與保障的前提，而差異化支持與保障也對國家教育平臺公共價值的實現起到支撐作用。能力圈策略與支持圈策略是反饋互促的關系，平臺服務質量與教師教學能力與數字化素養提升之后，將加速教學水平提升，會對差異化支持與保障提出新的需求，而差異化支持與保障提升之后又會繼續促進教學改革實踐，也必然加速平臺服務和教師教學能力與數字素養的提升。

圖3 國家教育平臺“價值—能力—支持”應用效能提升策略

1. 價值圈：重塑國家教育平臺公共價值與教師個人價值的導向

國家教育平臺肩負著服務基礎教育教學改進、促進教育高質量發展進程的任務，是助力教師提出課堂教學改革困難與問題的破解之策、助力教師教學能力提升并支持其個人專業發展的內生動力，因此，國家教育平臺價值重塑需立足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時代要求，發揮數字技術對基礎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支持作用。

第一，通過大力宣傳引導價值、示范區的應用案例價值以及教師個人應用實例等舉措，為國家教育平臺的持續應用奠定堅實的價值基礎。第二，分析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的需求，關注不同地區、不同群體教師教學、教研等常態化應用的特殊需求，借助人工智能提供針對性的支持與幫助，引導地區、群體、教師個人正確認識國家教育平臺的價值。第三，注重對教師期望價值的引導，嘗試通過示范課、案例推廣、教學比賽等形式，使教師清晰感受到平臺對教學實踐的支持作用，增強教師對平臺應用成效的預期和信心。

2. 能力圈：提高平臺服務質量，提升教師教學能力與數字素養

國家教育平臺的服務質量和能力建設，應進一步發揮社會影響的作用，構建“數字基礎—教師培訓”雙重支撐，通過數字基礎設施升級和教師培訓方式轉型，為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注入持續動能。本研究發現社會影響是中小學教師使用國家教育平臺的重要外部驅動因素。

因此，首先要推動數字基礎設施升級，補齊西部和農村偏遠地區基礎設施使用短板，采用網格化管理方式，為西部和農村偏遠地區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提供專門的激勵機制。其次，本研究發現不同教師群體的教學能力和數字素養水平存在顯著差異，其中績效—社會驅動型路徑顯示新手教師需注重強化“主動探索能力”，勝任或成熟教師需突破“教學慣習”，西部和鄉村教師需重點提升“基礎操作與資源應用能力”，因此，要分層進行差異化賦能，突破中小學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的瓶頸。第一，面向新手教師和男性教師開展“主動探索+同伴互助”能力提升路徑。fsQCA結果顯示新手教師和男性教師具備了“技術接受度、主動探索行為突出”的特征，組織“創新應用實踐工作坊”與新手教師和男性教師的“應用達人社群”，鼓勵其分享應用實踐技巧，同時鼓勵開展“每月之星”或“實踐達人”積分評選，引導新手教師和男性教師將“高應用意愿”轉化為“主動探索應用行為”，這與高應用行為的績效—社會驅動型路徑相符合。第二，面向勝任和成熟教師開拓“案例示范+項目式推進”能力提升路徑。本研究顯示勝任教師和成熟教師存在政策依賴性較強、主動性不足等問題，因此要發揮平臺的優勢，運用典型案例庫，以案例聚焦課堂教學痛點問題，分解為10分鐘即可掌握的技能單元，并輔以項目式階段推進的方式，小步子完成階段性任務，降低教師認知負荷，提高其績效期望與努力期望，進而增加其實際應用的可能性。第三，面向全體教師，構建“應用意愿—行為”的轉化路徑，打通高應用行為的關鍵。本研究顯示“高應用行為均以高應用意愿為核心條件”，因此需構建“應用意愿—行為”的轉化路徑，例如設置平臺“應用管理”功能，由教師自主設定“應用頻次”，平臺定期推送“完成情況”，也可設計“平臺應用積分”或“平臺應用打卡”等活動，亦可在學校、區域層面開展國家教育平臺應用實踐賽課活動。最后，要針對教師的個體、群體與區域差異，進一步發揮社群共同體作用，實現優勢互補，建立線上“數字導師制”和線下“技術導師制”。例如一名數字或技術操作水平略高的教師與三名普通教師形成線上或線下共同體，其中這名數字或技術教師起引領作用，普通教師與之開展協作，既實現“數字導師”或“技術導師”的價值，也進一步強化共同體同伴示范效應，以提升國家教育平臺的應用成效。

3. 支持圈：構建差異化支持和制度保障

中小學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是多元主體參與、共同助力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重點工作，需構建“教師—學校—相關教育部門—社會”四方聯動的支持圈，面向國家教育平臺存在的“區域失衡，群體適配不足”問題，以分層式的差異化支持消除中小學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的障礙。

首先，遵循教師地區、教齡、學校類型等個體特點與發展規律，分層分類實現優化平臺服務。中小學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的意愿和行為受到地區、教齡、學校類型等調節因素的影響，因此應針對其個體發展的特殊性，分層分類開展精準化平臺服務，具體可包括：針對區域開發與其適配的數字資源與服務，例如為民族地區教師開發雙語教學資源；了解不同學段教師的具體需求，定制匹配教師需求的個性化服務，例如針對高中學段教師匹配“走班智能系統”，助力其減負增效；針對高齡教師完善“老人模式”，除了現有的功能外，加強語音控制、一鍵直達、操作問題短視頻庫等常用功能，進一步降低操作門檻，提高努力期望；針對農村或中西部教師，考慮其現實的網絡可獲得性，部署離線版平臺服務器，預裝本地化資源包，增加其便利條件。其次，深入分析教師群體特征，構建差異化技術與制度保障支持。針對績效驅動型教師，由于其是國家教育平臺的先行者，應進一步開放國家教育平臺數據接口權限，支持其開展個性化教學創新實踐，形成的典型案例可向其他教師推廣；針對社會—易用型教師，由于其努力期望與績效期望較小，是國家教育平臺應用的“最后一公里”，應設計“強制—獎勵”漸進保障機制，例如完成基礎操作獎勵課時補貼，從外部動機驅動其完成基本操作，保證其在需要時能夠借助國家教育平臺支持其教學實踐。

六、

結語

國家教育平臺是國家教育數字化轉型尤其是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抓手，而中小學教師是實現其應用成效的主力軍。本研究基于全國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10,359位中小學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的機制與路徑的實證分析，借鑒“三圈理論”，針對平臺價值重塑、平臺服務質量和能力建設、差異化支持和制度保障提出可行策略。然而，教育數字化轉型是國家的長期戰略，以國家教育平臺實現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這一改革實踐更是如此。未來研究將持續監測國家教育平臺應用效能，對比不同階段、不同地區、不同學科教師應用國家教育平臺的機制與路徑變化，為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行動與實踐效能提升提供必要的數據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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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Enhance the Application Effectiveness of the National Smart Education Platform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 Analysis Based on a Nationwide Survey

Wang Dingming, Jiang Shuangshuang, Guo Jiong, Pan Chenchen, Zhu Junyi

Abstract:The National Smart Education Platform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s a national strategy to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basic educatio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mechanisms and motivation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applying the National Smart Education Platform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s a key link for education managers and teachers to fully realize their educational value. Based on the 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and the information system success model, this study employs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d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mechanisms and paths of 10,359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from 25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nationwide in using the National Smart Education Platform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latform services, performance expections, social impact, and facilitating conditions are key variables influencing teachers’ use of the platform,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ir mechanisms of action and notabl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there are four path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o have a high willingness to apply the National Smart Education Platform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three path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o have a high application behavior, revealing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action mechanism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multiple paths, and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behavior of teacher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National Smart Education Platform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its application efficiency, the study draws on the “Three-Circle Theory”,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o apply the National Smart Education Platform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value-ability-support” to facilita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basic education.

Keywords:National Smart Education Platform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mechanism and path;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作者簡介

王頂明，西北師范大學教授，蘭州文理學院校長（蘭州 730010）。

蔣雙雙，西北師范大學教育技術學院博士研究生（通訊作者：jiangss.ss@foxmail.com 蘭州 730070）。

郭炯，西北師范大學教育技術學院教授、院長（蘭州 730070）。

潘晨晨，北京理工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2488）。

朱峻儀，北京理工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2488）。

基金項目

民盟中央2024年度重點課題“人工智能與教育深度融合研究”

責任編輯：郝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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