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捷：從全球化1.0向全球化2.0轉型——國際環境變化與中國經濟應對

胡捷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教授，美聯儲原高級經濟學家

以下觀點整理自胡捷在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111期）上的發言

本文字數：512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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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看待“十五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國際環境變化

為了形象地闡述我對當前國際經濟形勢變化的觀察，我將其概括為“從全球化1.0向全球化2.0的轉化”。這是我所總結的國際經濟形勢演變的一個宏觀脈絡。

在全球化進程中，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微觀企業層面，通常都會考量三個核心因素：一是國家安全，二是經濟利益，三是價值認同。所謂的1.0時代與2.0時代，其區別在于這三個因素的排序權重發生了變化。

在“全球化1.0”時代，即從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伊始至2016年特朗普上臺，這大約40年的時間里，經濟利益被置于首位。之所以形成這樣的排序，并非因為國家安全和價值認同在那個時段不重要，而是因為在那個特定的歷史階段，大部分人，特別是歐美的精英階層普遍認為，國家安全和價值認同的差異似乎并不構成追求經濟利益的障礙。因此，在實際操作層面，各方主要將經濟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全球化布局中，只要賬面計算可行，成本收益合適，相關經濟活動就會推進。

為了說明當時的時代氛圍，我列舉兩個典型的代表性觀點：

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美國政治學家福山在1992年出版了《歷史的終結》一書。這一著作發表于1991年蘇聯解體后的一年。當時以福山為代表的一派學者認為，無論世界各國的政治形態、文化背景或經濟制度現狀如何，最終似乎都將走向同一個終點，在這一理念的指導下，國際社會似乎更專注于經濟的發展。

在政治層面，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觀點也極具代表性。他在1993年、1999年及2000年關于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及中國加入WTO的聽證演講中，一再強調一個觀點：通過擴大貿易和經濟自由，可以在中國促進自由和民主的萌芽；當中國公民在經濟上獲得更多獨立性時，他們自然會要求在政治體系中擁有更多發言權。他深信，自由主義經濟的持續發展，最終將促使中國在社會制度和價值理念方面與其趨同。在這種指導思想下，便形成了我們所見證的“全球化1.0”時代的核心特征：各方暫時擱置了國家安全和價值認同的差異，主要依靠經濟利益驅動全球化進程。

然而，觀察今天的局勢，我們可以看到歐美精英界對這一認知發生了非常明顯的變化，同樣舉兩位代表人物的言論為例：

美國現任國務卿馬克·盧比奧在今年上半年的一次演講中直言：“很多美國人曾經天真地認為資本主義會改變中國，但事實是中國改變了資本主義。”站在他的立場來看，這流露出一種強烈的失望情緒，認為美國過去的接觸政策實際上未能實現其預期目標。

美國副總統J.D.萬斯上半年在歐洲的一次演講中指出：“歐洲面臨著價值觀的退卻”。他所指的所謂“退卻”，隱含了對伊斯蘭大規模移民進入歐洲等現象對歐洲傳統價值觀帶來沖擊的擔憂。

這兩位的觀點極具代表性，表明在當前的國際博弈場中，歐美決策者對自身國家安全以及國家安全背后所謂的價值觀體系所受到的沖擊，感到憂心忡忡。我們所觀察到的各種經濟現象，包括全球化的逆流，其更為深刻的原因正源于此。當然，這其中還有更多因素，例如國內貧富不均、全球化導致不同群體受益受損程度不一等，這些都引發了當前對于全球化的反思或調整。但我認為，更為深刻的根源在于國家安全和價值觀體系的認同危機——即大家到底能否求同存異？能否在全球化交往過程中，逐漸在方方面面進入更加有序的和平相處狀態？這是當前國際社會面臨的一個重大反思。

這種從1.0向2.0的轉化，從時間跨度上看可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但近期有加速的跡象，有以下三個事件加速了這一進程：

第一個事件是2018年的中美貿易戰。特朗普上臺后，由于其特殊的個性及非傳統的政治風格，導致了中美之間表面化沖突的爆發。這場沖突始于貿易，但其背后折射出的是產業空心化問題、科技主導權問題，推而廣之則是世界主導權的問題。因此，2018年中美貿易戰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事件。

第二個事件是兩年后的新冠疫情。疫情迫使全世界都在反思：現有的產業鏈全球化分布式布局是否最為合理？在重大自然災害面前，其脆弱性對國家安全構成的威脅實際上非常明顯。

第三個事件是俄烏沖突。這一事件充分反映了國家安全及背后的價值觀認同在世界陣營分化與重組過程中所起的關鍵作用。我們可以看到，歐洲在沖突爆發后非常明確地站在了烏克蘭一邊，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當然也包含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層面的考量。這促使各國在世界面前表態，對整個國際陣營的分化產生了明顯影響，并自然而然地輻射到了經濟層面。

綜上所述，國際形勢的變化因素眾多且過程復雜，是在動態發展中演進的。如果一定要梳理出一條主線，我提供的思考維度是：我們正處于從全球化1.0向2.0轉化的過程中，而1.0和2.0的主要區別在于三個要素的排序變化：經濟利益、國家安全和價值認同。

二、新形勢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與深化改革的路徑

在新的國際形勢下，我們該如何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哪些方面可以進一步深化改革？我將分幾個層面進行闡述：

第一，面對國際形勢變化，在宏觀經濟導向和企業微觀選擇上，直接考量是分散國際市場風險。過去我們在很大程度上，出口重心側重于歐美市場。從目前來看，歐美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市場，畢竟其在吸納產品能力方面位居世界第一。但我們必須考慮分散布局。這兩年我接觸了許多企業出海的案例，深感市場分散化極具潛力。盡管分散后有一部分產品可能會通過轉口貿易最終流向歐美，但擴大其他新興市場的份額仍有挖掘空間。這既與企業出海解決自身經營挑戰的微觀訴求相符，對國家整體經濟安全而言，分散國際市場也是宏觀上的正確導向。

第二，必須解決擴大內需的問題。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之下，擁有一個穩固且強大的內需市場無疑是立身之本。客觀情況是，當前我國對外需的依賴度仍然較強。盡管從各種指標分析，內需仍有潛力可挖，但作為大國經濟體，外需猶如我們的“體外心臟”，無論其絕對量大小或比例如何，在國民經濟全身循環中起到的拉動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其能量減弱甚至被切斷，肯定會產生巨大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逐步調整結構，向內需傾斜，從而形成良好的、強有力的內需支撐。

第三，實現國家經濟高質量發展有一個底層問題，那就是激活微觀主體。許多問題表面上看是宏觀的、國際層面的，但宏觀問題的最終解決，其實要依靠微觀的企業家去創新、去發展、去發揮主觀能動性，而不是僅靠政策就能解決所有問題。如果每個微觀主體不能被激活，許多辦法是想不出來的。即使有了大方向，也需要每個企業家不斷地去創新、去摸索、去試錯。目前來看，我們企業家的活力還有待進一步發掘。如果這方面能解決得更好，將是非常關鍵的。因此，在深化改革方面，怎么樣激活微觀動力，這是非常關鍵的。

第四，我國對未來國際經濟新秩序應持有何種主張？ 面對全球化2.0時代，相對而言，我們應該如何調整國際秩序觀？

在戰略定位上，我們要有一個清晰的認知，中國已經從40年前的“小玩家”或對市場無重大影響的參與者，成長為今天的“大玩家”。隨著體量升級，我們要意識到自己的一舉一動對世界經濟平衡、貿易平衡乃至戰略安全平衡都有巨大影響。我們正從規則的追隨者升級為規則制定的參與者。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有更大的格局去面對世界。例如，我們是否應該主動提倡“對等公平的貿易”？在過去的環境中，當我們弱小的時候，客觀地講，貿易規則對我們是有所傾斜和優惠的。但現在我們要理解自己已經足夠強大，可能真的要主動去面對公平貿易、對等貿易的新格局。 這種“公平”與“對等”是廣義的，不僅僅局限于關稅水平，還要考慮到方方面面可能影響貿易和經濟競爭的因素。除了關稅之外，還包括增值稅、出口退稅、生產補貼、出口補貼、進口許可、進口配額、衛生壁壘、技術壁壘及其他種種壁壘，以及知識產權保護、技術轉移規則、勞工條件、環境保護、匯率調控，以及產業出現的低價傾銷問題等。如果我們能以新國際秩序規則的制定者，或者至少是主要參與者、主導者的角度來審視這些問題，我們的心態和眼界都會發生變化。我認為這是我們需要深入考慮的方面。

我們需要深刻認識到外需對我們的重要性，以及這種依賴的長期性。我不認為我國可以在較短時間內擺脫外需。實際上，外需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對我們都是至關重要的。無論其絕對量如何，即便比例上看還有潛力，但它的存在對拉動我們的經濟循環——不僅是外貿相關的循環，也包括內循環——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如果這部分循環出現問題，實際上會拖累我們所有部門，導致經濟體在相當程度上出現疲弱狀態，這對進一步轉型非常不利。如果我們這樣看待問題，就必須處理好與各國的關系，特別是與世界主要市場國家、技術強大供應者國家的關系，這一點至關重要。 如果這一邏輯成立，那么我們在考量國家安全、價值體系、經濟利益時，不僅要考慮自己的安全、價值觀認同和利益，也要把對方的問題考慮進來。在全球博弈中，只有既考慮自己的利益、動機、追求和訴求，同時也考量對方的利益和訴求，謀求在新的條件下共生共榮，這才是長治久安的辦法。

內需確實是我們的一個短板。不僅是因為經濟健康依賴于內需，從外貿角度講，我們現在實際上處于“大乙方、小甲方”的地位——我們買得相對少一些，賣得更多一些。這導致我們在談判中的地位相對偏弱。我們要通過努力，把自己變成“既是大乙方也是大甲方”，這樣在國際經濟博弈中才會有較好的談判地位。所以，擴大內需也是戰略級的考量。

三、對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反思

最后，針對剛才提到的三個問題，我再補充一個偏理論層面的思考。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關稅問題。因為在全球化競爭中出現了特別熱點、聚焦的政策手段，像特朗普一再利用關稅來嘗試達成其多種目的，關于關稅的討論也非常多。這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我認為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存在容易被忽視的盲點，供學者討論以及政策制定者參考。

第一，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假設可能過于粗糙。該理論總是認為，各國只要專注于所謂的競爭相對優勢領域進行分工，對各國都是有益的。我認為這個理論的主要缺陷在于，它把世界各國都當成一個整體、一個自然人來看待。其實一個國家參與國際貿易時，其內部實際上是多個利益群體的組合。在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中，一個國家內部不同利益群體的受益和受損程度是不一樣的。這在美國表現得非常典型，其實美國的藍領階層在全球化進程中是受損的，綜合而言至少是相對受損的。這造成了其社會的分裂和極化。因此，我們以后在考慮國際貿易時，不能非常簡單地把一個國家想象成單一群體，不能簡單化地認為一切保護主義傾向都是“反動派”、是沒有道理的“胡搞”。

第二，關于秩序的維護與濫用。不管是舊的國際貿易秩序還是新的國際貿易秩序，在秩序形成時都需要各國去維護它、珍惜它，從好的方面去愛惜它，而不是去濫用它。這就像打籃球，規則里可能允許合理沖撞，但如果一個球隊不是研究怎么打球得分，而是專門研究怎么樣沖撞、盡量去鉆規則的空子，這慢慢就會把整個局面搞壞。所以，我認為任何國際貿易秩序、國際經濟秩序其實都有一定的脆弱性，其中有很多隱性的、沒有明文規定但大家心照不宣的東西，也需要大家去尊重。

第三，全球化國際分工是有大前提的，那就是世界和平。傳統理論假定每個國家都在游戲場中追求自己人民的經濟福祉，但這個前提是：這個國家是和平的，世界是和平的。如果這個國家在全球村的競爭中，形形色色的國家有不同的訴求，有些國家或許會在某個階段把經濟訴求推到第二位或第三位，而是把其它的訴求放到了更高的位置，實際上這個國家的經濟秩序也是不可持續的。比如如果有人要建立“伊斯蘭國”，很顯然他對老百姓的福祉就不會那么重視。實際上我們也要跳出經濟看世界，這個世界是否真的是一個和平的世界？有沒有可能大家還是共同追求一個和平的環境，為自己本國人民謀求某種經濟福祉？這也是我們整個世界能否從1.0向2.0轉化過程中，進入到一個大家還能和平共處、共生共融狀態的關鍵所在。

文章僅作為學術交流，不代表CMF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