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經濟學的警示：前蘇為什么會失敗？

很多人把前蘇的失敗歸結為西方文化的入侵，這種問題不爭論，我對立場相關的東西，從來不感興趣。諾貝爾獎獲得者阿西莫格魯寫了著名的《國家為什么會失敗》，書中從制度缺陷尋找根源，前蘇無疑是一個經典案例，這類問題也不爭論。

那我們談什么？談警示，談來自經濟學的警示。

那是一個冷戰(zhàn)的時代，而我們今天也正在步入一個新冷戰(zhàn)時代。高市早苗違背國際法的言論，不過是在拉開一個早已拉開的序幕罷了。

正是在冷戰(zhàn)的大背景下，前蘇與美國展開了一場超常規(guī)競爭，從經濟到軍事，這堪稱一場龜兔賽跑。前蘇體制的優(yōu)勢是擁有強大的執(zhí)行力：赫魯曉夫訪問美國時，參觀了衣阿華州加斯特的知名玉米農場，回來后一聲令下，便發(fā)起全國總動員，啟動了玉米計劃 —— 這正是權力集中政體的優(yōu)勢。在這方面，中國的表現也堪稱突出：中國高鐵的發(fā)展，驚掉了全世界的下巴，而臺灣地區(qū)的一個高鐵計劃，卻折騰了十七年。

美國是權力分散的政體，政府效率不如前蘇，但權力制衡的剛性更強，自帶試錯機制，能避免一條路走到黑。相比之下，前蘇的玉米計劃，最終有 62% 的田地顆粒無收。

前蘇輸在了什么地方？

首先輸在總量追求，犧牲了效率，從而也失去了居民部門的內生力。被稱為 “玉米狂人” 的赫魯曉夫，在 1957 年宣布要在二十年內讓 GDP 超過美國。其實這不過是早期目標的延續(xù) —— 蘇共早在 1939 年就已提出，要在十到十五年內趕超美國。這種 “人定勝天” 的愿景，從來都是人算不如天算。1975 年，前蘇統(tǒng)計的 GDP 占美國比重達到 67%，成為難以突破的天花板，此后便失去了可持續(xù)性；到 1991 年，這一占比僅為 12.12%。為什么會失去可持續(xù)性？

核心問題在效率。

前蘇的 GDP 依賴計劃模式，屬于資源驅動型，拼的是資源投入和資本注入；而市場驅動的模式以效率為先，哪里有效率，資源就會通過價格體系的調節(jié)流向哪里，一個有效市場不存在科爾奈所說的 “軟約束”。

美蘇兩種運行機制的差異，可以通過能耗數據印證：前蘇每創(chuàng)造 1 美元 GDP，能源消耗量是美國的 2.5 倍，由此形成 “越生產越浪費，越浪費越投入” 的惡性循環(huán)。如今中國的經濟增長也存在資源驅動特征，目前每創(chuàng)造 1 美元 GDP，能源消耗量是美國的 1.8 倍至 3 倍。

更關鍵的是生產效率：前蘇的工業(yè)勞動生產率僅為美國的 55%，農業(yè)勞動生產率更是只有美國的五分之一。

前蘇的問題，可說是計劃經濟的通病：政府擁有強大的動員力，直接干預市場、主導資源調配，可以計劃供應端，完成設定的 GDP 目標，卻計劃不了需求端。上世紀七十年代，前蘇與美國人口規(guī)模相近（美國 2.04 億，前蘇約 2 億），彼時也是前蘇趕超美國的頂峰 ——1975 年前蘇聯(lián)官方統(tǒng)計的 GDP 達到美國的 67%，而美國認為其中水分很大，實際占比僅 53%（統(tǒng)計水分大也是計劃經濟的老問題）。但無論如何，前聯(lián)的人均 GDP 始終維持在美國的 30% 左右，這堪稱計劃經濟的 “傷疤”：國強而民不富。

居民收入失衡，經濟增長必然失去可持續(xù)性，最終會出現結構性塌陷。

效率低下、供需嚴重失衡，出口商品多為低附加值的資源型產品和低端制造品，賺的是辛苦錢，服務類高附加值出口占比極低 —— 這種情況如今也存在于中國。以蘋果手機為例，美國拿走了 58.5% 的利潤，中國承擔的是組裝等繁重勞動，利潤僅占 1.8%，但計入 GDP 時，卻能形成可觀的數字。

諸多缺陷，注定了美蘇競爭的長期趨勢：GDP 在特定階段尚能支撐，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甚至顯得十分強大，但前蘇是 “越生產越窮”，美國則是 “越交易越富”。一旦突破平衡臨界點，整個社會變得極度脆弱，且財政負擔日益沉重，最終上演了這場經典的 “龜兔賽跑”的大戲。

前蘇經濟的大敗局，輸在了起點上：所有努力都以行政指令為中心，反映在經濟指標上就是重 GDP 總量競爭，犧牲民生，偏離了經濟的本質目的。最終陷入 “越投資越低效” 的困境，失去了民心。

前蘇的教訓警示我們：健康的競爭，必須從資源投入型轉向效率驅動型；經濟的內生動力，源于居民部門的富足。而最大的惡，往往來自官僚部門的日益膨脹，而且醫(yī)生無法給自己動手術，割不斷，理還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