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一直做“對”的事，職業生涯就不會突然崩塌？

長期失業正在成為全球多地勞動力市場面臨的主要挑戰。據美國勞工統計局近期發布的數據顯示，美國長期失業人數已達到新冠疫情初期以來的最高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在長期失業人口中，大學畢業生占比近三分之一，而十年前這一比例僅為五分之一，且其中還有不少不僅受過高等教育，同時還擁有豐富工作經驗的勞動者。

這一現實多少沖擊著慣常的理解。長期以來人們對失業的主流看法是，這與缺乏足夠的教育或技能有關。人們曾經深信，只要一直做“對”的事——努力學習、考上好大學、找一份好工作，職業生涯就不會突然崩塌。但現實情況是，這一允諾正在失去或至少不如從前那么有解釋力。

美國失業問題專家奧弗·沙龍（Ofer Sharone）發現，對許多人而言，教育的確仍然是一個問題，且不同教育水平的勞動者失業率差異很大。但是一旦失業，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者陷入長期失業陷阱的可能性實際上與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一樣高。也就是說，一個人一旦失業，陷入長期失業的可能性 ，在不同教育水平之間并沒有太大差異。更加悲哀的是，實際就業市場上，那些經驗豐富的勞動者甚至更容易被困在長期失業中。

電影《上班一條蟲》（

Office Space

當這一切不再能夠完全用教育來解釋，那么是什么造成了這個“陷阱”？在《污名陷阱》中，奧弗·沙龍對美國的139位長期失業者進行了深入訪談，此外還聯系到多家公司內部負責篩選簡歷的招聘人員，他發現那些長期失業者其實面臨著來自社會多個層面的圍獵。在職業地位與個人價值強捆綁的今天，失業者在生活的各個領域都受到質疑。相較于從前的失業人員，今天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失業者更多困在對現有處境“高度個性化的責任觀念”中，他們很少產生向外的憤怒，無形中將這些質疑和污名內化成了負面情緒，一旦產生情緒波動，又會進一步鞏固外界對他們的質疑。

這個循環再度呼應著去年出版的《一人公司》中的判斷。在一定程度上，它們共同折射出這一批受過高等教育的失業者正面臨的新的處境。教育在賦予他們“穩定的情緒”的同時，似乎也給了他們一根“抽打自己”的棍子。整個社會看似平靜的湖面之下，個體和他們身后的家庭都在這次震蕩中承擔著巨大的情緒和經濟負擔。這些將我們再度拉回新冠疫情初期——那個失業曾被短暫地認為受到“不可抗力因素”之時。“當社會普遍認識到經濟困境并非個人過錯，政策將截然不同。”

今天的這篇文章就結合《污名陷阱》等作品，談談社會層面對長期失業者的污名圍獵，以及文化環境與信仰觀念如何影響了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失業者的選擇。

撰文｜申璐

高學歷勞動者

為何陷入長期失業？

《污名陷阱》

作者：[美] 奧弗·沙龍

譯者：王瀚 楊子鈺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25年9月

在奧弗·沙龍的研究中，長期失業與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關系不大，它反映出的是當前就業環境中一種趨勢性的招聘歧視。隨著勞動者的失業時間越長，這種系統性的歧視往往越明顯。書中的一項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這個判斷。研究人員通過控制變化因素——改變申請簡歷的失業時長、教育水平和/或技能類型，他們發現，失業六個月或更長時間的人比那些不具備合適技能的短期失業者更難獲得面試機會。

電影《穿普拉達的女王》（

The Devil Wears Prada

在美國部分企業的簡歷篩選者看來，他們在實際招聘環節中更傾向于所謂的“被動求職者”，即那些當前已有工作且并未積極尋找新機會的員工。這些人可能與那些正在積極求職的人在能力上并沒有太大差別，但普遍觀念認為前者更具競爭力，這也對失業求職者構成了明顯的障礙。于是后者通常會面臨的情境是——“你正在申請工作，通常有成百上千個職位，但要么完全沒有回應，要么被拒絕，而且在美國，這些拒絕通常感覺非常個性化。這是因為典型的模式是你通過在線申請工作而陷入‘黑洞’，而由于長期失業者會受到系統性的篩選，你的申請會更容易被過濾掉”。

即便幸運地獲得一次面試機會，這些長期失業者通常首先會被問到的問題就是：“那你過去幾年的空窗期都在做什么？”為了獲得用人方的信任，求職者不得不抑制內心的怒火，以盡可能清晰的方式論證自己并未虛度光陰且自身也不存在任何問題。但奧弗·沙龍指出，這個問題背后其實已經隱含了一種歧視性判斷。

除此以外，在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失業者當中，奧弗·沙龍還注意到一種“優績制度的顛倒”，很多求職者會在實際面試中因為“資歷過高”而被拒絕，招聘者擔心這類求職者會因重復工作而迅速感到厭倦，一旦有更好的機會便會毫不猶豫地離職。盡管長期以來已經有許多研究表明，那些資歷高的年長員工往往比年輕員工留任時間更長，但這種針對年齡和工齡的偏見實在有著太強的黏性。

“在這個體系中，求職者所擁有的經驗被視為‘過于出色’，以至于令雇主感到‘畏懼’。這肯定不能被稱為‘優績制度’。”奧弗·沙龍在書中感慨。更為荒謬的是，一旦這些嘗試避開所謂的“資歷”陷阱考慮轉行，他們在另一個領域明顯的“資歷不足”又會被質疑，于是被迫陷入了一種“既不能回頭，又無法前進”的雙重困境。

電影《當幸福來敲門》（

The Pursuit of Happyness

為了打破這樣的窘境，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失業者通常會將目光轉向建立人脈。然而，這在實際過程中也是相當困難的。奧弗·沙龍注意到，其中的悖論在于為了建立人脈，求職者不得不隱藏焦慮并展現出自己的自信，可這種隱藏卻可能使對方覺得虛偽而阻礙了人際關系的建立。很多失業者在訪談時還提到，這個過程中更殘酷的一面是，它迫使他們以一種挑戰自我道德底線的方式行事——越是急于擺脫長期失業陷阱，越會無意識地將周圍人都當作潛在的“工具”，這種心路歷程最終會導致很多失業者失去“走出去”的心力。

在奧弗·沙龍看來，現有的針對就業的指導意見和相關討論中，其實很少注意到個體在其中這種微妙的道德感上的不適。“人們被基于這些非常膚淺的標記進行分類和評判。就像性別、年齡或種族一樣，我們都認同膚淺的標記不應該影響你的就業機會。我認為，美國長期失業現象持續存在的道德影響尚未得到充分重視。關于經濟損失的爭論很多——有大量的政策文件探討人們無法為經濟做出貢獻的負面影響，而關于道德后果的討論較少，應該強調這一點。”

污名的內化與惡性循環

隨著失業時間的拉長，來自各個層面的污名就愈發像空氣一樣包圍著失業者們。在奧弗·沙龍的訪談中，最令人沮喪的是這些失業者逐漸會把這些污名內化，認為這一切都是“自己的問題”。在傳統經濟學研究傾向于將工作視為一種“負效用”，人們工作只是為了賺取生活所需的薪酬時，奧弗·沙龍稱他在調研中卻深刻感覺到不工作給今天的人們帶來的真實的痛苦。

電視劇《沒有工作的一年》（2022）劇照。

有受訪者坦言，不工作會讓自己覺得“貶值”。“當你工作時，人們知道你有想法，能解決問題。而當你不再從事這些工作時，人們就會用異樣的眼光看待你，好像你有什么問題似的。”即便有些求職者在失業初期理智上明白他們所遭遇的困境是由外在因素導致的，且對現實處境有基本的結構性理解，但這些解釋最終帶來的都只是短暫的安慰——“理智上我知道，這并不是我的錯。我前公司現在經營困難，一直在裁員。盡管如此，我還是會想，如果我能以某種方式把工作做得更好，或許就不會被裁了。”

在奧弗·沙龍看來，這種身份認同的破裂與這一代美國成年人如何定義自我密切相關。這顯然已經無法用“心智脆弱”來概括這種轉變，畢竟對于這批受過高等教育的失業者來說，他們從小就被灌輸“只要努力讀書、努力工作，將來就會過上好日子”。一位畢業于美國哈佛大學的非洲裔美國女孩接受訪談時說：“我的祖母沒受過多少教育，只靠洗碗為生，但這份工作她一直做到65歲！而我一直按照‘正確的方式’成長，現在卻沒了工作。”從這個角度而言，失業不僅打破了他們家族幾代人的努力與期望，也使得人們開始質疑這套游戲規則。

電影《實習生》（

The Intern

這種污名的加深還與失業者通常得到的建議有關。不論是公共輿論場，還是私人社交中，很多受訪者都表達了類似的沮喪，周圍聲音或是安慰他們“別擔心”“會過去的”，或是直言“如果我是你，我會如何如何做”。前者實際上在假裝問題并不存在并“讓”他們壓抑自己的感受，而后者種種不必要的建議又隱含了某種預設，問題只是在于失業者本身以及他們的錯誤行為或不作為，而不是源于那些更宏觀的因素，比如雇主的偏見以及優質穩定的工作機會的減少。久而久之，失業者原本為了排遣壓力的社交也變得像找工作一樣消耗精力。在這樣的循環中，失業者往往會陷入因消沉而自責、又因自責而更消沉的惡性循環中。

《一人公司》

作者：[美] 卡麗·萊恩

譯者：李磊

版本：廣東人民出版社｜萬有引力 2024年1月

當就業態勢日漸動蕩，還有一種伴隨而來的假設是失業對中產階級男性的身份認同沖擊更為嚴重。在另一部關于高新技術失業者的研究《一人公司》中，美國社會學者卡麗·萊恩（Carrie M. Lane）補充了性別的視角。她發現相比而言，失業給中產階級男性帶來的污名和壓力有可能是在減輕的，但中產階級女性的情況似乎正好相反。對一個男人而言，能夠接受妻子的供養，說明他對性別角色的變化和女性職業成就抱有一種開放態度。沒有收入的“弱點”反而被轉化為“新”男子氣概的佐證。但對同一處境的女性失業者來說，這段閑暇實際上削弱了她們的自我價值感，甚至覺得連吸引力也不如從前。

“這一歷史性的意識形態轉變與中產階級的男子氣概和婚姻理想上同樣重大的轉變接在了一起，于是造就了一種局面，中產階級婚姻中的供養和依賴模式逐漸式微，弱化了男性為家庭提供經濟來源或至少是唯一經濟來源的義務。另外，由于白領女性保留了或剛剛采用了一種基于穩定就業和經濟付出的職業認同模式，她們無法分享相似的提振感。”卡麗·萊恩提到，現實中正是這些失業者的配偶和家庭承接下了許多情緒和經濟負擔，緩和了最初造成這些困境的勞動制度和市場經濟可能引發的強烈反彈。

失業污名為何難消？

對優績主義的反思仍不夠徹底

盡管長期失業對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者的影響可能存在性別維度的差異，但上述研究幾乎一致的發現是相比于從前的失業者而言，這波“最聰明”的失業群體幾乎鮮少發起或參與公開的社會活動，以抗議不斷加碼的裁員和降薪潮。他們似乎都傾向于將失業這樣一個社會性的問題首先定義為一種個人層面的情緒問題。

《精英陷阱：美國的優績神話如何助長不平等、瓦解中產和吞噬精英？》

作者：[美] 丹尼爾·馬科維茨

譯者：白瑞霞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24年7月

這種選擇背后是否意味著某種令人悲觀的政治惰性？在卡麗·萊恩看來，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他們在這當中所做的選擇，都是他們所處的歷史文化背景的產物。這批失業者無疑是個人責任框架最忠實的信徒，他們曾經也都是這套框架最直接的受益者，以至于即便有一天被其拋棄，他們也傾向于認為這是能夠通過自身努力來改變的。盡管美國社會內部對新自由主義下優績神話的反思已經持續良久，但這套體系所展現出的韌性仍然令人沮喪，且仍然在不同的議題中被反復驗證。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不少研究失業問題的學者提到，在高學歷失業現象中，這種對優績的推崇會轉化為對明確的政治和歷史性事件的自然化，甚至是默許，由此使得原本是最有能力捍衛勞動者權益的群體反而“無法默契地共同抵抗那種可能摧毀他們的力量”。這種對個體能動性的堅持，實際上將他們的雇主從一代代勞工活動家辛勤創立和維系的雇傭契約中“解放”出去了。

“公司不可能再承擔的責任大部分已轉嫁到了個體工作者及其家人身上，他們接受了，因為他們也想象不出其他選擇。然后他們又憑借伴侶關系、家庭凝聚力和節儉等更寬泛的文化敘事，將這些犧牲重構成了道德成就。”卡麗·萊恩在書中長達40多頁的后記中反復重申著這個觀察。這些高學歷失業者所面臨的處境和內心的掙扎也折射出美國文化更普遍的真相，即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具有堅韌的彈性，哪怕面對物質上的困局也一樣。

我們是否還能夠想象一種個人之外不同的解法？奧弗·沙龍回想起新冠疫情初期，那曾是一段失業污名被暫時消解的時段，當社會層面的停擺如此明顯時，失業者被單純視為因不可抗力因素而找不到工作。當這種污名消散時，社會層面提供了遠超常規標準的救濟方案。這些方案短暫的落地都表明，當社會普遍認識到經濟困境并非個人過錯時，政策將會截然不同。而作為社會中的一員，不論是否面臨失業，你我也許都有責任參與到這樣的討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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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term unemployment in US surges to 1.9 million as job openings dry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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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Ofer Sharone, PhD on Long-Term Unemployment

本文為獨家原創文章。作者：申璐；編輯：西西；校對：劉軍。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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