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么不愿走出家門了？

居所因而蘊藏著一種安寧的幸福：當防護措施普遍實行，社交距離成為常態時，家便成了柔情蜜意的避風港，是雙手相扣、情感恣意流淌的溫馨之所。然而，正如波德萊爾筆下的房間，它也具有兩面性：一面是紗幔輕揚的東方宮殿，在那里，“靈魂沐浴于慵懶的夢境”；另一面卻是破敗不堪的出租屋，空氣中彌漫著“絕望與腐敗交織的氣息”，執達員催繳房租，否則便面臨被驅逐的命運。房間的命運亦有兩種：要么是邁向獨立生活的序章，要么是收縮成令人窒息的棲身之所。對于一個年輕人，無論男女，離開家搬到單身公寓或合租房，都象征著逐步邁向自由與獨立的開端。人們渴望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空間——一個完全隔離于家庭的小天地——在這里能夠成為自己領地的主人。

不愿走出家門的人

擁有一把鑰匙、一張床、一個衣柜、一張桌子以及一個衛生間，即便需要與他人共享客廳和廚房，在20歲的年紀，這種生活也已是一種難得的奢侈了。在這一最低限度的自由空間中，人們可以享受家的寧靜，凝視墻面上自我精神世界的映像，擁有自己的書架、電腦、海報、冰箱，以及裝滿衣物的衣柜，并可隨心所欲地進出。家的引力在于，它讓人得以安頓身心，整理物品，從而掌控當下，規劃未來。然而，舒適與囚禁之間的界限卻異常微妙。房間曾經也是囚禁之所——那些不順從的妻子、姐妹，往往會被丈夫、兄弟或醫生鎖在其中。私人空間是人類最偉大的成就之一，但它有時也會反噬那些受益者。

居所的形式千姿百態：貝殼屋、代表森林浪漫生活的懷舊小木屋、茅屋、帳篷、冰屋、堡壘、地下室，甚至是村莊或是保衛區。當然，還有防空洞、地下室、下水道或地鐵網絡，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或冷戰期間曾發揮過重要作用，如今伴隨著俄烏沖突的爆發，以及歐美生存主義者的興起，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無論何種住所，它首先是一個幾何空間，是內與外對話的場所。

盧梭發現瑞士比爾湖的圣彼得島是一個如“套盒”般的靜謐天地，他在那里體驗到“熱愛自我限定之人的幸福”。在這片土地上，他得以逃離人類社會和那些“惡人”，幻想終生被禁錮于此，讓這一“避難所化作永恒的牢籠”。臥于小舟之上，隨波逐流，他盡情享受著“自我與自我存在”的喜悅，那是一種完美的幸福，“讓靈魂不留一絲空虛”。

福樓拜曾在書信中談及作家的使命，那是一種近乎神圣的獻身：“必須關緊門窗，像刺猬般蜷縮起來。在寒冷的日子里，讓壁爐的火焰熊熊燃燒，喚起內心深處那偉大的理念。”

而巴什拉則在《夢想的權利》中，描繪了他理想中的水邊住宅：“我還需要一扇小窗，因為窗戶越小，這所房子的‘眼睛’就能看得越遠，也越清晰。”

如今，蟄居亦可如雷達般接收來自世界各地的信號，只需敲擊鍵盤，或讓遙控器或智能手機在掌間翻飛。我們的生活無時無刻不“在線”——一個多么奇特的詞語。曾幾何時，罰抄寫是學校的一種懲罰。而現在，它象征著通過代碼與世界聯通。在這私密的“公共空間”中，我們無須離家，便能獨自與全世界對話。透過家中的屏幕，我們同時扮演著“外在世界”的演員與觀眾。亞里士多德曾將生活分為行動的生活與沉思的生活。而在今天，或許我們需要為當代創造一個新的類別：虛擬的生活。這種生活將公寓與住所轉化為一個微觀宇宙，它不僅吞噬了宏觀世界，還讓后者變得多余。這是一個遍地寶藏的洞穴。遠離強風勁雨的侵襲，在這一溫暖的洞穴中，人們接收從遠方傳來的信息，但那不再是理念之光，而是變幻莫測的冥暗投影。

搬進一間公寓，首先便是要留下自己的印記，賦予它獨特的個性，將其從匿名的空殼中解放出來，抹除過去的痕跡。所有的房間都潛藏著某種“幽靈”，這是哥特小說早已揭示的秘密。我們需要為房間驅魔，才能真正使其成為屬于自己的空間。即便是那些千篇一律、互相雷同的酒店房間，也難逃我們對歸屬感的深切渴望。每一個居住空間都會展現出一種氛圍，它要么吸引人，要么令人卻步。而正如紀德在談到蒙田時所言，我們最終的挑戰是“掙脫這重重裹覆”。然而，對房間的征服有時也可能演變為一種詛咒。這就像20世紀60年代著名的女權主義口號：“我的身體屬于我。”這句口號無疑是正確的，但若我的身體只屬于我自己，若無人愿意靠近它、探索它，或與我分享、贊美它的美好，這種絕對的擁有感最終會變成一種難以承受的負擔。安妮·埃爾諾在回憶自己43歲那年在巴黎一家百貨商店遭遇扒竊時提到：她隱隱被那個頗具流氓氣質的年輕竊賊吸引，但同時又深感屈辱，因為“如此嫻熟的動作、精湛的技藝、強烈的欲望，竟然只是為了我的手提袋，而不是我的身體”。一個完全屬于自己的空間，但若只有我一個人，沒有訪客、沒有朋友，也沒有孩子，那么墻壁映照出的便只剩我的孤寂。庇護所最終蛻變為監獄，我在每個角落都撞見自己。這正是疫情的詛咒——它將我們囚禁于“內部”，尤其是那些被隔離的人和年長者。若“外部”不復存在，那么“內部” 也就隨之失去意義，化作一個毫無出口的封閉之地。世界的光輝與驚喜的美好，再也無法通過你來我往的流轉來滋養我們的空間。空間的封閉，首先帶來的便是思想的封閉。

多年前，美國大學校園，這個現代社會各種病態的溫床，催生出了所謂的“氣泡主義”。一些女性或少數群體成員認為自己需要待在專屬的“安全空間”中，禁止外人入內。這些空間的存在，與其說是為了擴展自我、寬廣心胸，不如說是為了集中精力保護自己免受任何形式的侵害。哪怕只是稍微提及往日的創傷，如奴隸制、剝削或性別歧視，都會在這些年輕而脆弱的心靈中引發極大的不安。于是，人們不再被鼓勵與外界直接接觸，而是被層層包裹，以避開一切可能的傷害。同樣的邏輯也體現在為選舉服務的社區主義中，其目的是將人們圈定在自己的族群、宗教或種族范圍內，以避免他們受到其他文化習俗或行為方式的“冒犯”。歐洲一些市長倡導的“寧靜城市”概念也流露出類似的傾向。這一理念可能會使我們的城市逐漸演變為死氣沉沉的墓地或無菌化的空間。一座有吸引力的大城市必然要充滿活力，生機勃勃。房間與獨屋就如同肺葉，唯有與外界連通時，才能擴展與循環。一旦門窗緊閉，肺葉便會逐漸萎縮，只能吸入陳腐的空氣。這也可以解釋“烏克蘭灌木人”這一病態現象：他們深深扎根于自己的家中，即使炮火連天也拒絕離開。我們始終需要一種“半敞開式的形而上學”（加斯東·巴什拉語），它預示著未來的不確定性以及充滿活力的偶發性。生活始終是一種在門檻上的存在，即在開放與回歸之間找到平衡。公寓與獨屋唯有敞開通向鄰里、街道或周圍的鄉野之路，才能真正成為自我的延伸。它們在這種連接中化作“邊界”或“耳朵”，傾聽并迎接未知的世界，為通向新命運開辟路徑。埃馬努埃萊·科恰提出的“世界房間”烏托邦，或許不過是一種托詞——即便再豪華的房子，也無法替代整個星球。簡而言之，在這里，我們無法與他人相遇。與之相對，詩人蘇佩爾維埃爾在談到阿根廷潘帕斯草原時寫道：“過多的空間比空間不足更令人窒息。”監獄不一定局限于封閉的墻內，廣袤的草原或無垠的海洋同樣能成為牢籠，那無盡延伸的“固定不變的地平線”亦可壓迫人心。無限的空間與狹窄的牢房一樣令人窒息。在俄羅斯，那無邊無際的廣袤土地本身便是監牢。古拉格勞改營的壓迫不僅源于獄卒的殘酷，更源于那巨大到令人絕望的距離。

不愿走出家門的人

LE SACRE DES PANTOUFLES

人們常說的“回歸鄉野”，自18世紀盧梭將自然視為療愈文明創傷的解藥以來，便成了一種文學上的陳詞濫調。我們記得布瓦爾在得到一小筆遺產后興奮地喊道：“我們要歸隱鄉間！”隨后，他和朋友便逐一考察了所有適合安居的省份，最終選擇了諾曼底，成了一對既毫無經驗又極其勤勉的鄉紳。然而，這一被寄予道德上重塑“新人類”的希望田野，卻無情地淘汰了最脆弱的人。在我們的民主社會中，與“綠色天堂”的重逢同樣充滿矛盾。這更像是一種暫時的“退避”，遠離喧囂的大都市。它是一種溫和的替代，而非顛覆現有秩序的激進行為。這種生活猶如身處“外部”的囚禁：人們逃離城市的喧鬧，追求一份寧靜的生活，隨心打理出一個小花園，過上一段綠意盎然的假期，并將這里視為應對生活困境的避難所。然而，這個花園本身不過是一個“通風”的繭，它的囿限性與其他空間并無二致。早在1880 年，J.K.于斯曼就在小說《荒野》中擊碎了田園度假的浪漫幻想：一對厭倦巴黎喧囂的夫婦逃往布里的一座鄉間城堡，投奔他們的農民親戚。然而，現實中的鄉村卻充滿陰郁：要么是連綿的陰雨，要么是恙螨的叮咬，而那些親戚也不過是一群陰險狡詐的惡徒。如今，即便在現代都市的高樓公寓里，人們也能打造自己的“室內菜園”——客廳里種植的蘿卜、豆角，陽臺上開辟的果園，簡而言之，就是袖珍版的田園生活。家宛如一個吞噬外部世界的帝國，將自然的邊界悉數納入其中。這就如同科幻小說中的巨塔，那些層層疊疊的建筑將世界各地的風景濃縮于其間：熱帶稀樹草原、沙漠、雨林與森林。這些垂直空間將原本廣袤的自然景觀壓縮成一座向上延展的微型宇宙。

以上內容摘自新書《不愿走出家門的人》

第八章《束縛生活的苦與樂》

【新書推薦】

《不愿走出家門的人》

作者: [法] 帕斯卡爾·布呂克內

家，已不僅僅是容身之所，更是一個逐漸令外出變得多余的全功能繭房。倦怠與過勞、社交恐懼、普遍孤獨、浪漫主義的萎縮……讓越來越多的人避居家中。而無論從工作到娛樂，還是從社交到消費，所有的生活必需都可經由指尖輕觸手機屏幕得到滿足。在這部充滿洞見的作品中，哲學家布呂克勾勒出一幅“足不出戶便可安度余生”的社會圖景，從社會學、心理學、歷史、哲學等多維度探討了“宅家”“繭居”等社交退縮現象，引經據典，金句迭出，引人入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