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春天,國家科委的辦公桌上擺著一封信。
沒有密封,也沒有特別的標識,但落款兩個字,讓人一下子停住了手——錢學森。
那會兒他已經81歲,頭發花白,退休多年。
可信里寫的,不是回憶錄,不是學術建議,而是一個出人意料的判斷:中國應該跳過燃油車階段,直接發展新能源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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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實話,這在當時聽起來就像一句天方夜譚。
那時候的“車市”剛剛起步,家家戶戶還在為“先買車還是先買房”糾結。
街上跑的多是夏利、捷達,偶爾看見一輛本田雅閣,已經算是風光。
電動車?那是科幻片里的玩意兒,離現實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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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錢學森偏偏在這時候說,要“直接跳過去”。
那么,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線索還得從更早說起。
1980年,錢學森去了一趟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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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出訪不是普通的技術交流,而是一場系統的工業考察。
英國當時已經完成了從重工業向高科技的轉型嘗試,電子、信息、材料等新興產業如火如荼。
可錢學森真正關注的,不是這些。
他走在曼徹斯特的街頭,看著一輛輛汽車從身邊呼嘯而過,尾氣在寒風中凝成一片灰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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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里能聞到一股刺鼻的味道。
就連倫敦市中心,天色也總是灰蒙蒙的。
“我們搞科學的,得看系統。”這是他常說的一句話。
那天他在筆記里寫下一行小字:“污染、石油、結構性危機。”沒有標注時間,也沒寫地點,但能看出來,他的擔憂是從那一刻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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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中國剛剛改革開放,汽車工業還在“仿造”階段,連發動機都得靠進口。
可從另一個角度看,正因為什么都沒定型,反倒有可能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錢學森看得遠。
他不是在討論一輛車的動力系統,而是在思考一個國家將來要靠什么來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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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石油是有限的,污染是累積的,結構不變,就會被鎖死。
1986年,國家啟動“863計劃”。
那一年他已經77歲,但依然親自參與方案設計。
電動汽車,是他親手加入的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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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那時國內研究力量分散,技術儲備太薄,很多人覺得電車不過是“理想主義者的浪漫”。
他沒多說什么,只是繼續做自己的研究。
直到1992年,他決定寫信給國家。
信不長,大約三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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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信里開門見山地說:不要走西方老路。
西方花了幾十年發展燃油車,最后卻被污染和能源問題困住。
中國可以從一開始就繞開這條路,直接上新能源汽車。
他說:“電動車不是環保口號,而是國家戰略的轉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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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空話。
信里列了數據:石油儲量、進口依賴、排放水平、城市擴張速度。
他還從計算模型的角度,預測了未來三十年能源結構的變化趨勢。
可那年正值經濟改革加速,家電下鄉、房地產熱、股票市場剛剛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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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官員看著這封信,誰都覺得,說得挺好,但操作性太低。
電池續航差、成本高、基礎設施全無,哪有條件上馬?
所以信被輕輕放進了檔案柜里,沒有批復,沒有討論。
那段時間,沒人提這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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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錢學森沒停。
他不再寫信,但在各種內部會上都提新能源。
他曾對一位年輕工程師說:“等你們五十歲的時候,電動車會成主角。
那時候可別說你沒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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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后來在那位工程師的回憶錄里被寫了進去,成了無數新能源研究者的“座右銘”。
直到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汽車市場徹底放開。
一時間,合資品牌涌入,燃油車銷量猛增。
可與此同時,空氣污染、交通擁堵、油價波動,也開始成為城市管理者的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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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國家發布第一輪新能源汽車補貼政策。
比亞迪和北汽拿到第一筆資金。
再后來,寧德時代成立,特斯拉入華,上海建起超級工廠。
到2020年,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銷量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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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翻出當年那封信,驚訝地發現,很多判斷都應驗了:能源結構、市場導向、技術路徑……幾乎一一印證。
可那時的錢學森,已經去世十年。
他沒看到比亞迪在歐洲賣出萬輛訂單,也沒看到蔚來在德國柏林開出體驗店。
他留下的,是一封沒人當回事的信,還有幾十年前寫下的一句話:“要從國家系統出發,做未來的戰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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