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后,支持率一路上揚。
最新的 FNN/產經全國民調顯示,她的支持度達 75.2%。這不是一般數字,而是政權蜜月期的天花板級別。放眼全球,也屬于極少數新政府能達到的高度。
可是,為什么在爭議不斷、區域局勢復雜的情況下,高市的支持反而不降反升?
如果從政策和民意結構的角度去拆解,會發現日本選民并不是情緒化地支持,而是在肯定三件具體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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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年,日本政治給人的印象往往是謹慎、保守,有些話題不愿意公開談清楚。但社會對經濟增長、物價上漲、勞動力不足等問題感受強烈,對風險存在直覺,卻缺少被解釋的渠道。
高市早苗上任后,最明顯的變化是愿意把復雜問題說透。她把經濟壓力、財政負擔、產業競爭、人口結構等問題都明明白白地擺在公眾面前,用簡單直接的方式解釋政府為什么要做某些決策、需要付出哪些成本。
比如在勞動力問題上,她采取直白解釋的方式。日本 15–64 歲勞動力人口自 1995 年達峰后,已經減少了 超過 1100 萬人。她在政策說明會上甚至用最簡單的話說:“日本不是勞動力緊張,是一直在變成一個沒有勞動者的國家。”
這種直述式的表達,與過去政治人物避談人口數據形成鮮明對比,因此讓選民感到終于有人把問題講明白。
再例如產業競爭。日本在半導體全球份額在 1990 年代曾接近 50%,如今不足 10%。高市在推動下一代制程投資時,沒有像以往那樣用產業振興之類的套話,她直接說明:如果日本再不投入,2030 年以后本國關鍵產業都會受制于人,屆時進口成本會推高國內價格,連家庭電費都會受到影響。
這類具體場景與成本解釋,使政策背后的邏輯不再抽象。對于長期對政治信息不信任的民眾而言,一個愿意把數據攤開、說出代價的政治人物,本身就是一種新鮮感。對現代社會而言,“講清楚”本身就是一種能力。日本選民認為她改善了溝通質量,因此愿意給出更高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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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因為高市給出了可操作的政策方向。
她上任后不久,就提出多項具體措施,并且給出了能夠落地的進度表。
例如在家庭與育兒政策上,政府提出將兒童預算占 GDP 的比例在三年內提升約 0.3 個百分點。
這意味著日本每年將額外投入數萬億日元,用于托育補助、學童保育擴容以及對中低收入家庭的現金支持。對長期受少子化困擾的社會而言,這是近年來最明確的財政承諾之一。
在產業政策上,政府繼續推進“日本半導體戰略”,公開的政府預算顯示,相關補貼規模預計維持在數千億至一萬億日元的級別。日本經濟產業省同時提出,要把國內芯片自給率從目前不足 10% 的水平,提高到能保障關鍵行業的程度。
這些數字說明,她不僅提出方向,而且明確了財政規模與目標。
在經濟安全保障方面,新政府強調關鍵物資與關鍵技術的清單化與儲備制度。雖然細節仍在討論,但方向也是清楚的。
在能源政策上,高市團隊提出“2030 年能源結構再檢討”,目標是在不增加家庭負擔的前提下,把可再生能源與穩定電源的比例重新做組合。
諸如此類的操作性細節,是過去日本執政團隊較少公開的。這對公眾而言,看到的不是抽象理念,而是一套可以指向未來的政策路線圖。在日本這樣的成熟社會中,選民對務實路線的偏好非常明確——誰能說明要做什么,支持就會向誰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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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選民更關注國內的治理。
最近區域安全的討論很密集,一些話題也引發外部關注。按常理看,這可能會消耗政府支持度,但事實并沒有發生。
原因在于,日本國內的民意關注點與外部輿論并不重疊。對普通日本人來說,他們衡量的是能不能穩住經濟?能不能緩解物價壓力?能不能讓產業更有競爭力?政策是不是清晰、可執行?
而外交爭議,并不是民眾判斷的主要指標。他們更看重日常生活、就業環境、公共財政和未來產業方向。因此,高市在國內獲得的評價更多來自治理層面,而不是外交層面的情緒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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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個75% 的支持度并不代表長期穩定,對于日本選民來說,支持度不是終點,而是觀察期的開始。不過至少它意味著,日本社會愿意給新政府一個起步的空間。
接下來三到六個月,將是檢驗高市政策能力的關鍵時期,如果承諾的政策兌現,她的支持率可能繼續保持高位。如果執行不順利,支持下降也會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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