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歲新生換寢被拒溺亡：我們的教育，為何聽不到大學生的求救？

昨天，紅星新聞報道了一則新聞，讓不少大學生家長的心揪了起來。

江西一所學院，因未能妥善處理一名新生的換寢請求，在其自殺后，被判賠償家屬30萬元。法律給了事情一個交代，但一個18歲生命驟然離世，留給一個家庭多少傷痛？一個家庭失去希望！30萬，能換回一個活蹦亂跳的大學生嗎？

開學5天，男生小賴就跳河，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事？

媒體報道還原了細節(jié)。9月18日到校后，小賴同學發(fā)現(xiàn)和舍友合不來，6名舍友只有他和另外1人不抽煙，二手煙對一個不抽煙的人來說，是肉體和精神上的雙重折磨。更過分的是，5名抽煙的舍友玩游戲到凌晨2點，鍵盤聲、游戲角色的尖叫聲，室友的興奮或懊喪叫喊聲，更讓他不能忍受。他想逃，這是他唯一且迫切的念頭。

于是，第3天開始，他一次次向輔導員發(fā)出求救。在那些微信聊天記錄里，我們能看到他從最初的禮貌請求“我實在適應不了”，到逐漸加劇的痛苦“真的窒息”，最后，他幾乎是發(fā)出預警：“再這樣下去，我真要跳了。”這行字，是他遞給這個世界的最后一根繩索。他多么希望有人能緊緊抓住它。

然而，他等來的是輔導員一句回復：“太遠了不好管理?！?/p>

我們不知道輔導員為什么不答應他換寢，有可能確實是換到另外一個寢室，輔導員不好管理，有可能是輔導員需要和后勤部門協(xié)調。但協(xié)調一下宿管，不準大學生在寢室抽煙，規(guī)定他們玩游戲只能到晚上十點，應該可以做到吧？

盡管輔導員后續(xù)還和小賴保持微信聯(lián)系，但結局已無非挽回。9月23日輔導員聯(lián)系不上小賴，9月24日，尸體被從河中打撈上岸。

許多人會說，他已經18歲了，是個成年人了，該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是的，法律認可18歲是成熟的界限，但我們的教育，難道也只認這條法律的底線嗎？一個剛剛脫離父母羽翼、站在陌生校園環(huán)境里的年輕人，他的心理承受能力、解決問題的經驗，真的能因為過了18歲就瞬間滿格嗎？他那句“真要跳了”，不是一個成年人的威脅，而是一個高中畢業(yè)幾個月大學生的哭喊。他需要的不是一句“你要堅強”的空洞鼓勵，而是一個能讓他立刻離開窒息環(huán)境的實際行動。

這起悲劇最令人痛心之處在于，它本有無數(shù)次機會被挽回。任何一環(huán)——如果輔導員能從那句話里聽出警報并即刻行動，如果宿舍的管理制度能真正執(zhí)行讓煙味散去，如果學校的心理支持系統(tǒng)能及時介入——或許都能扭轉結局。可惜，所有的機會，學校都沒抓住。

這30萬元的賠償，在法律上劃清了責任，但在生命面前，一文不值。它警示所有教育機構：當學生用最極端的方式向你呼救時，你的回應絕不能是流程和借口。管理的“便利”，永遠不能凌駕于生命的“存續(xù)”之上。

今天，隨著這則新聞的傳播，我們哀悼一個逝去的生命，是要拷問我們的系統(tǒng)。在每一所學校的角落里，是否還有另一個“小賴”正在沉默中掙扎？我們是否建立了一套足夠敏感、足夠溫暖的機制，去識別、傾聽并果斷回應那些或明或暗的求救信號？我們的后勤部門，能否真正及時響應學生的請求，做到為學生服好務？

請記住，下一次，當有孩子說出“我受不了了”、“我想死”的時候，那不是在抱怨，那是在求生。我們能不能、敢不敢、會不會，毫不猶豫地接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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