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華人博士，連環下藥性侵

11月中旬，英國倫敦東南部的伍里奇皇家法院（Woolwich Crown Court）對一起震驚英國的連環性侵罪案做出了判決。33歲的中國籍被告徐超（Xu Chao，音譯）承認在2022年2月至2024年6月間，共犯下包括4項強奸罪、8項通過欺騙實施的性侵罪、4項性侵罪、4項偷窺罪以及2項裙底偷拍罪在內的24項指控，被判處終身監禁，最低服刑期為14年。

調查人員表示，該案與今年早些時候一度轟動中英兩國的中國留學生鄒振豪（Zou Zhenhao，音譯）案存在相似之處。鄒振豪因下藥強奸多名女性并拍攝施暴過程，今年6月在倫敦被判終身監禁，最低刑期為24年。

兩名擁有高學歷背景和精英人設的中國籍男性，在異國他鄉因犯下包括強奸、通過欺詐手段實施性侵、偷窺及制作極端色情影像在內的數十項罪行，在半年內分別被判處重刑。這兩起案件并非孤立的個體墮落，也折射出在跨國高等教育、數字監控技術泛濫以及異鄉亞文化圈層封閉性等多重因素交織下，一種新型的且極具隱蔽性的掠奪式犯罪模式的誕生。

33歲的中國籍被告徐超被判處終身監禁，最低服刑期為14年 資料配圖 圖/視覺中國

高學歷精英光環下的狩獵

徐超從2013年起就居住在英國，曾是英國格林威治大學的法學碩士，后投身商界，轉型為成功的商業顧問，活躍于倫敦的各類社交酒會，并開辦經營著一家招聘咨詢公司。憑借這一職業身份，他有了完美的“包裝”：對于受害者而言，他不是一個潛伏在暗巷中的陌生人，而更像是一個能夠提供職業建議、掌握行業資源的“導師”或“前輩”。

徐超的作案地點并非偏僻的角落，而是他位于倫敦東南部格林威治區的高級公寓。這里被他打造成了一個私密的社交場所。通過舉辦各類非正式的社交活動，他精準地篩選那些初入職場或正在求職的年輕女性。這些女性往往處于人生的過渡期，對職業機會充滿渴望，同時也對他人的善意缺乏足夠的警惕。徐超利用這種權力與信息的不對等，將受害者一步步誘入他精心編織的陷阱。

據倫敦大都會警方透露，徐超的作案手段并不高明。他自制了一種所謂“特調雞尾酒”，并將這款飲品命名為“生命之泉”，宣稱其中融合了多種酒精與中國傳統草藥，具有滋補養生的功效。

這一細節值得玩味。在異國他鄉，“中草藥”不僅是一個醫學概念，更是一個文化符號，代表著一種來自故土的關懷與獨特的健康理念。徐超巧妙地利用了華人女性對來自故鄉傳統文化的心理認同與信任，消解了她們對陌生開封飲品的本能防御。然而，這杯“生命之泉”實際上是強效的鎮靜劑與迷幻藥的混合物。根據法庭證據，徐超利用這種混合藥物，導致多名女性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陷入昏迷或喪失反抗能力，從而實施強奸或性侵犯。

這種下藥手段的隱蔽性在于，受害者在醒來后，往往會出現記憶斷片。由于藥物中混合了酒精，許多受害者最初可能僅僅認為是自己“不勝酒力”或“喝醉了”，從而產生了深深的自我懷疑與自責，延誤了報警的最佳時機。

如果說藥物是徐超實施身體控制的工具，那么遍布其寓所的攝像頭則是他實施精神控制與滿足扭曲欲望的核心手段。警方的搜查揭示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楚門的世界”：徐超的公寓實際上是一個布滿了監控探頭的數字牢籠。

不同于傳統的偷拍設備，徐超使用的器材展現了極高的反偵查意識與技術改造能力。他將微型攝像頭隱藏在極其日常甚至私密的物品中，如空氣清新劑瓶身，利用其網狀外殼的透光性隱藏鏡頭，放置于臥室或浴室等敏感區域；電腦揚聲器與電子設備，通過改裝電路，實現長時間的持續錄制與供電；甚至是女性衛生用品包裝，這是最具侵犯性的偽裝，利用女性對生理期用品的天然不設防心理，捕捉最隱私的畫面。

這種“物聯網式”的性暴力使得受害者在進入房間的那一刻起，就淪為被凝視的客體。徐超不僅僅滿足于實時的性侵犯，更沉迷于對過程的記錄與回看。警方在他的設備中查獲了數千個視頻文件和圖片，其中不乏受害者處于無意識狀態下的特寫。

然而，這并不是案件的終結。負責此案的大都會警察廳探長劉易斯·桑德森在判決后發出的警告令人不寒而栗：“徐超是我們調查過的最高產的性犯罪者之一。”警方針對徐超的調查涉及超過600萬條微信信息和海量的數字取證，發現其作案歷史可能追溯至2013年剛抵英時期，且犯罪地域不僅限于英國，還延伸至中國。警方據此相信還有“數百名”潛在受害者分布在英國和中國兩地。這一跨國特征使得案件的復雜性呈幾何級數上升，也讓正義的追索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披著羊皮的狼”

今年6月，就在徐超案緊鑼密鼓審理的同時，另一起同樣觸目驚心的案件——鄒振豪案，在倫敦皇家法院審結。這兩起案件在時間、地點、作案手法以及罪犯背景上都存在著高度重合。

與徐超的商人身份不同，28歲的鄒振豪擁有更為耀眼的學術光環。作為G5名校倫敦大學學院（UCL）機械工程系的博士生，鄒在學術圈和留學生社交圈中都維持著極為體面的形象。法官羅西娜·科蒂奇（Rosina Cottage）在庭審中形容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年輕人”，卻戴著一副“迷人的面具”來掩飾其“性掠奪者”的本質。

鄒鎮豪擁有耀眼的學術光環

鄒振豪的作案手法更具欺騙性。他利用中國和國外開發的約會軟件，或通過華人留學生的社交聚會結識目標。他并不會在初次見面時就露出獠牙，而是會進行所謂“試運行”，即通過幾次正常的、彬彬有禮的約會，甚至建立起看似親密的戀愛關系，來徹底解除受害者的防備。這種“放長線釣大魚”的策略，使得受害者在遭受侵害后，往往陷入更深的心理困惑：這是否屬于戀愛中的糾紛？是不是我自己誤解了信號？

相比于徐超的“中草藥酒”，工科博士鄒振豪則選擇了更為直接的化學制劑。警方證據顯示，鄒振豪在作案中使用了1,4-丁二醇。這是一種工業溶劑，但人體攝入后會代謝轉化為GHB（γ-羥基丁酸），即臭名昭著的“迷奸水”。鄒振豪不僅會在酒中下藥，更令人發指的是，在一些案件中，當受害者試圖離開時，他會通過強迫灌酒的方式實施非法拘禁。法庭記錄詳細描述了受害者在被灌下含有藥物的酒精后，“失去了一整天的時間概念”，在完全無意識的狀態下遭受了反復的性侵犯。這種對受害者生理機能的絕對剝奪，體現了其極端的控制欲。

而鄒振豪案中最具病態特征的細節，是他對“戰利品”的收集。警方在他的住所內不僅發現了記錄性侵過程的視頻，還發現了一個專門存放受害者個人物品的“戰利品箱”。這種行為在犯罪心理學上通常被解讀為罪犯試圖延續犯罪快感、將受害者物化為“收藏品”的心理投射。

他對視頻的拍攝也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為了滿足其扭曲的性幻想和日后的回味。正如法官所言，拍攝“提升了他的性快感”，并給了他一種“將每位女性完全控制在手中的紀念”。最終，鄒振豪因強奸、非法拘禁、偷窺及持有極端色情影像等28項罪名，被判處終身監禁，最低服刑期高達24年，這一量刑重于徐超。然而，對于他持有和制作強奸視頻的量刑，爭議依然存在。針對其“持有極端色情影像”的指控，單一罪名的最高刑期較低。對此，英國法律界有聲音認為，對于此類通過強奸制作的影像，應將其視為性侵行為的延續，而非單純的非法持有違禁品，因為這些影像的存在本身就是對受害者持續的折磨。

為何受害者難以發聲？

長期以來，華人移民在英國社會被視為典型的“模范少數族裔”：他們支付高昂的學費，學術成績優異，犯罪率低，且不惹是生非。徐超和鄒振豪的出現，劇烈沖擊著這一刻板印象。英國媒體之所以對此案如此關注，部分原因在于這種“高學歷精英”淪為“連環強奸犯”的巨大反差。不過，徐超和鄒振豪的罪行，源于其個人的道德淪喪與掠奪型人格，而非其族裔特征。根據英國官方數據，性暴力在英國社會和高校中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系統性問題，施暴者涵蓋了所有族裔。白人施暴者利用酒精和技術實施犯罪的案例同樣屢見不鮮。

之所以這兩起案件中的受害者多為中國女性，是因為施暴者利用了“同鄉”身份帶來的便利性與信任感，以及利用了該群體在異國他鄉特定的脆弱性，如語言隔閡、文化孤獨感。這是一場發生在封閉亞文化圈層內的“熟人狩獵”，而非某種文化特有的犯罪模式。

然而案件中最令人心碎的事實，是盡管警方懷疑有數百名受害者，但最終站上法庭指證的人卻屈指可數。這背后，是華人留學生群體在海外面臨的系統性失語困境。“恥感文化”是受害者沉默的第一道枷鎖。倫敦華人咨詢中心（CIAC）的負責人Viny Poon指出：“在中國文化中，人們傾向于把一切鎖在心里……她們認為這非常可恥。”

更為現實的壓力來自經濟層面。對于許多中國家庭而言，送子女留學是一筆巨大的甚至耗盡家財的“投資”。受害者往往背負著沉重的心理包袱，認為自己肩負著家族的期望。一旦卷入刑事案件，意味著漫長的調查、可能的休學甚至無法畢業。在“報喜不報憂”的心理機制下，許多受害者選擇吞下苦果，以免讓家人擔心或覺得“投資失敗”。

圖為手銬 資料配圖

此外，華人對英國司法體系的不信任也是重要原因。語言障礙使得受害者在面對警察時難以準確描述案情。在鄒振豪案中，警方也承認初期接警時因翻譯問題和接線員的不耐煩，導致受害者的投訴一度被忽視。這種“二次創傷”進一步阻斷了后續受害者的求助之路。

鄒振豪的“試運行”策略和徐超的“社交酒局”模式，都模糊了性暴力的邊界。在許多案例中，受害者是在半推半就或神志不清的情況下遭受侵害。由于缺乏對“同意”這一法律概念的清晰認知（特別是在醉酒或被下藥狀態下本就無法給出有效同意），許多受害者傾向于進行自我歸因：“是我自己去赴約的”“是我自己喝了那杯酒”。這種內化的自責，是施暴者最樂于見到的保護傘。

作為博士生和研究生，徐超和鄒振豪的犯罪行為大多發生在他們求學期間或利用了校友網絡。倫敦大學學院（UCL）在鄒振豪案發后發表聲明表示“震驚”，并承諾加強支持服務。但批評者指出，英國高校在預防性暴力方面仍顯被動。如何在保護隱私的前提下，對學生公寓內的違禁品（如大量化學試劑、監控設備）進行監管？如何建立更有效的、適應多語言環境的舉報機制？而目前，很多針對留學生的安全教育仍停留在“注意交通安全”或“防范電信詐騙”的層面，對于更為隱秘的熟人強奸和約會暴力也缺乏針對性的警示。

此外，這兩起案件背后的技術和平臺暗影必須正視。徐超和鄒振豪的作案模式，與韓國爆發的“N號房”事件雖在組織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質上都屬于“技術助長的性暴力”。對此，國內外的社交平臺也應當承擔起更大的社會責任，通過算法識別和人工審核，打擊那些打著“招聘”“租房”幌子進行的獵艷與誘騙行為，封禁涉嫌傳播偷拍影像的賬號，切斷施暴者的觸角。

徐超和鄒振豪都將被高墻鎖住數十載，但他們制造的陰影需要更長的時間去消散。唯有打破沉默，才能驅散恐懼。這就需要一個更加包容、不帶道德審判的社區支持網絡。當受害者鼓起勇氣說出“我也經歷了這些”時，得到的應該是“我們與其并肩作戰”的支持，而非“你為什么不小心一點”的指責。

據英國媒體報道，倫敦警方正在與中國當局展開合作，并計劃將對此二人刑事調查中所獲得的在中國發生的罪案證據移交中方。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管轄原則，中國公民在境外犯罪，中國司法機關擁有管轄權。鑒于強奸罪在中國刑法中屬于重罪，且兩人作案情節極其惡劣（多人、多次、使用藥物、錄像），理論上他們在服刑期滿并被驅逐出境返回中國后，仍可能面臨中國法律的嚴厲制裁。

（作者系政治評論人，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作者：曲蕃夫

編輯：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