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黨最大抗日根據地創始人，卻在建國后只當了個小處長

1952年春天，上海市委大院的調職名單張貼出來了。新來的辦事員湊過去查看了三遍，方才在勞動工資處欄目中尋得叫黎玉的處長的那個名字。年輕人小聲嘀咕這個名字怎么與山東老區傳說的“黎主席”完全相同，旁邊有知道情況的老人趕忙猛拉他的衣袖，稱就是本人

這一反差，誰能不心中一緊？而黎玉自己卻頗為淡定，每日依舊夾著公文包去核對全市工資標準，他辦公室抽屜底層壓著的1939年《大眾日報》頭版標題為“山東省主席黎玉號召軍民增產節約”，彼時他管理著擁有3500萬人口的根據地，手下武裝超過30萬。

1936年山東的黨組織如同散架的馬車一般癱瘓了，黎玉從河北磁縣騎著一輛破自行車前往濟南，車鏈子斷了三回。在濟南郊外的玉米地，他召集所剩下的七個黨員重建省委，有一個后來常被提及的細節是夜里開會用麻稈照明，黎玉的眉毛被火苗燎去半截。這個從山西崞縣農家走出來的知識分子，那時或許沒有想到五年后這里能夠崛起成為全國最大的抗日根據地。

根據地的壯大如同滾雪球一般，徂徠山起義時僅有幾百條槍，黎玉卻敢于使用“山東抗日游擊隊第四支隊”的番號來虛張聲勢，他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寫到此處一個班能夠招編成一個連、一個連能夠帶出一個團，最為絕妙的是在半夜于炮樓下演唱《流亡三部曲》來策反偽軍，使得守軍開小差投誠，到1940年光是往延安運送了13萬兩黃金，毛澤東夸贊時特意加上一句黎玉同志有辦法

1947 年土改糾偏的時候，“有辦法”的人被戴上“富農路線”的帽子，饒漱石在華東局擴大會上批評他“對地主存有溫情”，黎玉沒有進行辯解，后來有人稱他私下跟妻子說山東富農子弟參軍比例最高卻全被打成對立面前線沒人打仗，當時這話沒有人敢記進會議紀要，他在建國之后卻受到冷落

倒是存在一個對比，聶榮臻開展根據地建設的情況是在1955年成為元帥，黎玉的舊部許世友、王建安也被授予上將，并非是他功勞不夠，其所指揮的戰役是客觀存在的，1938年粉碎日軍對八路軍的圍攻，1942年抵御住五萬日軍的“鐵壁合圍”，岡村寧次還曾在日記里寫道黎玉部化整為零，如同棉裹鐵一般。

1948年于西柏坡召開七屆二中全會的時候，黎玉本應參與會議卻被取消資格，之后才知道是有人打小報告稱其“搞獨立王國”，這番話傳到臨沂老鄉那里，老鄉跺腳責罵道，若沒有黎主席的“獨立王國”，自己們早被鬼子的刺刀挑了

建國之后的黎玉仿佛變了一個人一般。在上海負責勞動工資的時候，他親自前往工廠去計算工時，將紗廠女工的最低工資提升到能夠購買三斗米的程度。有一次下屬把報表的小數點點錯了，他連夜帶著人員重新核算兩百張表格，天亮了還笑著說道在山東籌備軍糧的時候差一升米都得掉腦袋，現在可不能馬虎。這番話聽上去像是自責，又像是自嘲。

晚年整理黨史的時候他流露過心跡，1982年住院，趴在病床上撰寫《關于山東黨組織的恢復與建設》，寫到自己被降職處分那一部分的時候，突然停筆跟秘書說個人得失輕得如同羽毛一般，只要歷史認可山東根據地的紅旗飄揚過就可以了

黎玉的處境，不也是某種時代的縮影？打天下的時候需要開拓的猛將，治天下的時候卻需要守成的循吏，他那“滾雪球”的本事在建設年代反倒成了“山頭主義”的證據。他山西人的倔勁未改，去世前三年才最終獲得平反，組織問他有什么要求，他就表示要把山東根據地犧牲將士的名錄補進黨史

記得在濟南英雄山紀念館，存有張黎玉1943年身著補丁棉襖的照片，解說詞稱其親手創建起供養百萬大軍的根據地，離世時存款不足千元；旁邊還擺放著1952年上海處長黎玉月薪122.5元的工資單，兩個靜靜放置著的數字，好似相互質問，又仿佛相互印證

或許可以這樣來看，真正的歷史功過并不在職務的高低上體現，當年沂蒙山老鄉們所唱的“黎主席挑糧過山梁”那曲調滲入到群山的褶皺之中，比任何官職都更為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