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9月29日傍晚,南京城飄起細雨。中山陵8號宅院里,燈光一盞接一盞亮起,卻沒有誰敢推門進去請示“老首長”何時進晚餐。軍區總醫院剛剛發來會診意見:三級肝昏迷,必須立即住院搶救。文件放在茶幾上,醫護人員看了一遍又一遍,腳像被釘住,沒人敢動。
雨聲敲著窗欞,眾人心里清楚:許世友極少服藥,更別說住院。向來一句“靠鍛煉”就把病痛擋回去,誰去觸他的霉頭?僵局持續到晚上十點,軍區司令員向守志風風火火趕來,進門便抬手:“趕快抬上車,送總醫院!其他事以后再說!”聲音不高,卻透著不容置疑。醫護這才行動,一輛救護車呼嘯著沖出院門。
急救車的顛簸喚不醒他,眾人想起半年前的另一幕——3月初,許世友空腹前往上海華東醫院例行檢查。血清甲胎蛋白高得離譜,醫生一看數值超過1000納克,彼此交換眼神:大概率肝癌。但是下結論要在病歷上落字,沒人肯動筆。請示軍區后,只敢寫“肝硬化,癌變傾向”,建議進一步檢查。那天回南京的車上,許世友只是拍拍腹部,淡淡一句:“老毛病,沒啥。”
5月復查,指標依舊,影像卻看不見明顯腫塊。專家組被這一“影像陰、血項陽”的怪情況折騰得頭大,還是不敢明說。報告一路經軍區、上報中央,批示很干脆:請即入院治療。可聶鳳智、杜平等幾番勸說,都被許世友一句“我不上北京”擋回去。理由簡單得驚人:“北京路窄,人多。”聽來像玩笑,卻沒人笑得出來。
倔強并非心血來潮。早在長征途中,他就七次負傷,草藥敷一敷就繼續行軍;新中國成立后,出訪阿爾巴尼亞回來做口腔檢查,醫生拿壓舌板,他怒而起身,以為“想動刀子”。從那以后,只要有人提“住院”,他就擺手:“醫生不了解我,我自己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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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凌晨,呼吸急促、大小便失禁、下肢斑點蔓延——典型肝性腦病末期信號。醫生遞上病危通知書,護士們卻互相使眼色:要送嗎?誰擔責?這才有了向守志深夜拍板的一幕。
抵達軍區總醫院已是午夜。氧氣、高糖、肝昏迷對癥藥物同時上陣,凌晨一點,許世友短暫睜眼。醫護揣著“挨罵預案”圍上去,他掃視四周,沉默片刻,又閉眼。第一次,他沒再提“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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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上午,南京人民大會堂國慶聯歡,主席臺前排預留的椅子空著。沒人公開說明原因,市民只覺氣氛凝重。病房內,體溫計持續39℃以上,肝功能指標一路墜落。軍委副主席楊尚昆趕來探視,工作人員提高病床并在耳邊喊:“副主席來看您了!”許世友費力睜眼,嘴唇顫動,斷斷續續三字:“我完了。”這句低得幾乎聽不見的話,比任何病歷都直白。
高燒、抽搐、昏迷反復。10月18日,向守志要求醫務組“設法讓老首長清醒,看看還有何交代”。強心劑推入靜脈,許世友再次睜眼,他抓住值班軍醫袖口:“能否讓我土葬,回家陪老娘?”句子不長,卻清晰。軍醫把原話送到北京。鄧小平審閱后,只留一句批示:“同意。”
22日下午三時零七分,心電圖變成直線。許世友終年八十歲。臨終未留豪言,只有口述遺愿檔案袋上墨跡猶新:“活著盡忠,死后盡孝。”
10月31日,南京軍區禮堂布置素白,上千人列隊默立。軍號低沉,挽聯寫著“將星雖殞,氣節長存”。告別儀式后,靈車駛向大別山。途中經過長江大橋,車隊短暫減速,軍號聲隨風飄散。三小時后抵達河南新縣田鋪鄉許家洼,清晨六點,棺木入土,與母親合穴。墓丘不高,兩行青松護衛。負責警衛的戰士說:“將軍終于睡著了,山里很靜。”
許世友一生,槍林彈雨中打過大仗,也跟同僚紅過臉;抗拒醫院、拒上北京,把倔脾氣帶到了最后;卻用“土葬”這一樸素請求,為自己劃下句號。向守志當夜那句“其他事以后再說”,讓搶救有了起點,也讓一段傳奇得以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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