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去世前,對鄧穎超說:“我肚子里裝著很多話沒有說。”
鄧穎超輕聲說:“我肚子里也裝著很多話沒有說。”
那么,兩人都有哪些話沒有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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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為,是關(guān)于保密的事,因為鄧穎超在回憶文章中也提到過,周總理一生都在嚴(yán)格遵守保密原則,不該說的絕不會說,即使是對鄧穎超也是一樣。
但是,如果我們設(shè)身處地地回到當(dāng)時那個環(huán)境下,就會知道,兩人應(yīng)該并不是說的那些需要保密的事。
當(dāng)時,周總理已經(jīng)病入膏肓了,經(jīng)常陷入昏迷,那天晚上蘇醒過來后,只有鄧穎超坐在他的床邊,他會對鄧穎超說些什么呢?
周總理與鄧穎超的感情之深,是世所公認(rèn)的,但是,周總理的工作一直都很忙,根本沒有時間陪著鄧穎超過一過二人世界,以至于鄧穎超不無抱怨地對工作人員說:“你們不要催他催得那么緊,給我們兩口子留點說話的時間。”
所以,當(dāng)周總理進入了生命的最后階段,面對一生中唯一愛過的妻子,肯定會有很多心里話要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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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周總理,說自己肚子里裝著很多話沒有說,其中有多少是對鄧穎超的虧欠呢?
新中國成立時,以鄧穎超的資歷,是完全可以勝任部長級別的職務(wù)的,但是,周總理卻沒有同意,說:“只要我當(dāng)一天總理,她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職!”
后來,鄧穎超感慨地說:“當(dāng)總理的夫人其實很難。定工資時,蔡大姐定為三級,我按部級也該定五級,可報到他那里給劃為六級;國慶10周年定上天安門的名單,他看到有我的名字又給劃掉了。就是因為我是他的妻子,他一直壓低我。”
不過,鄧穎超也理解他的難處,更了解他的為人,為了支持他的工作,鄧穎超主動放棄了很多原本屬于她的東西,甘愿站在丈夫的身后,做一些默默無聞的工作。
所以,鄧穎超說自己肚子里也裝著很多話沒有說,就是怕影響丈夫的工作,把很多委屈都自己咽下了,即使到了丈夫去世前,還是沒有說出來。
當(dāng)然,這還只是個人感情的方面,另外從大的方面來說,周總理其實也有很多話都沒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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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建國后的歷次運動,周總理其實并不是完全贊同的,但是,為了顧全大局,他還是選擇了忍辱負(fù)重,把所有的委屈和不滿都藏在肚子里,到死都沒有說出來。
最典型的一次,是在1958年,周總理因為“反冒進”,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評,不得不作檢討。那天晚上,周總理坐在桌子前,對著空白的紙,想了很久都沒有寫出一個字來。他的秘書范若愚說,自己從來沒有見過周總理這樣苦悶過,讓人看了都心疼!
但是,為了大局,周總理還是硬著頭皮寫完了那份檢討,再也沒有反對“大躍進”。
這些委屈,或許只有鄧穎超能理解,但是,她又能說什么呢?她同樣知道什么是大局,所以,即使知道丈夫的委屈,也只能跟著丈夫一起把那些委屈咽下去。
鄧穎超的秘書趙煒后來說:“鄧大姐是一個很有才干的女性,她對黨的事業(yè),她的觀察力,她什么都能看懂,但是她跟總理說有什么用呢?她跟總理說,總理聽了,是答呢,還是幫她解決呢,還是增加煩惱呢?她也不會去干這種事。所以這兩個人真的是知己知彼,該說的,不該說的,絕不互相去說。因此,他們把肚子里的話都帶走了。”
(參考資料:《周恩來與鄧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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