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后，他給表弟周恩來寫信，卻被當普通信件，從此兩人失去聯系

抵達中南海西花廳的這封信，牛皮紙信封右下角工整書寫著“陳式周”，落款為上海某條不起眼弄堂的地址。秘書按照常規登記在“群眾來信”收文簿上，編號壓在當月第379宗。誰也沒有料到，這頁薄紙竟然斷絕了兩位表兄弟最后的聯系機會

陳式周寄信時應當是反復琢磨過字句的，這位曾與周恩來一同讀書的表哥，當年在寶應老家書齋教授少年恩來閱讀《天演論》的時候，恐怕沒有料到幾十年后給擔任總理的表弟寫信會如此小心。1938年武漢那時候頗為鮮活，他冒險將中共地下電臺藏匿自家閣樓，深夜還幫表弟翻譯蘇聯電文，有一回特務突然檢查，他趕忙把密碼本塞進米缸，轉臉還笑著跟巡查隊長說檢查共產黨他們最愛吃大米相關的話，可如今新中國已經成立了，他寫信就問能不能安排一個文史館的閑職，倒好像給陌生衙門遞交狀子似的。

西花廳那如精密機器般的文書流程之下，群眾來信組每日處理三百封函件，還有二十七種標準回復模板。秘書看到信封未署特殊關系、筆跡似尋常老先生，便勾選“轉當地政府酌情安置”的第七號方案。他們并不知道周恩來月初跟辦公室主任說留意上海陳式周來信，有消息立刻報與他。恰巧管滬區信件的秘書感冒請假了，代班的新婚小伙心思早已飛到東交民巷婚房去了

舊時這樣的陰差陽錯不會出現。1920年周恩來要去法國的前一晚，陳式周拿出自己的積蓄塞進周恩來的行囊里，兩人在十六鋪碼頭聊到東方都亮了。后來周恩來從巴黎寫信回來，開頭總是“式周表哥你好”，結尾肯定會附上新寫的律詩。最危險的是1927年四一二事變之后，國民黨的小報滿街都是“周恩來暴動”的傳單，陳式周在街上把很多傳單撕碎還大罵“無恥”，回家后卻把表弟這些年來的手札藏到地板夾層里，現在很多信還在上海某個檔案館放置著，紙邊脆得一碰就掉渣

倒想起另兩樁親戚碰壁的舊事，周恩來姨表妹陳繡云想去北京找工作，收到鄧穎超回信勸她“別靠情面去求人”；堂弟周恩彥求安排工作，收到總理親筆批復“去原單位報到”。這些便顯現出周恩來一直堅持的原則：革命成功并非是為周家舉辦宴席。還有陳式周他掩護過地下電臺，資助過旅歐的中共黨員，連周恩來給《益世報》投稿的筆名都是他幫忙取用的，這么一個人按說該算作“有功的人”。

或許就因為那一層特殊之處，命運就特別喜愛捉弄人。1954年陳式周在北京病逝，終究沒有見到表弟的最后一面。周恩來直到1964年還囑托江蘇公安系統找人，在知道表哥死訊之后沉默了許久，當天晚上辦公樓的燈亮到后半夜。有警衛員記得，總理那晚不停地擦拭一副玳瑁眼鏡，那恰好是三十年前陳式周送他的結婚賀禮。

歷史當中滿是人情與制度的拉扯，秘書按照規矩辦事沒有問題，表哥盼望一個認可也有其道理，周恩來嚴守紀律是典范，可是三股合理的事情擰在一起就成了死結。之后整理遺物的時候，人們在他的日記本里看到一張泛黃的紙條，上面鋼筆字暈成一片，寫著“式周兄惠存：弟恩來于巴黎。1922.3.18”

陳式周晚年某一日與兒子感慨，稱他七表伯并非寡情，而是將私誼錘煉成了公器。此話或許點明，當溫情無法成為制度的例外的時候，制度才有可能成為所有人的溫情。猶如那封永遠錯過的信，丟失本身反倒成了某種圓滿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