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冬夜,延安城頭刮著干冷的西北風,窯洞里一盞昏黃煤油燈映著一位年輕女戰士的側影。她用斷了頭的縫衣針細細縫補棉襖,身旁戰友低聲打趣:“老王手腳還是那樣麻利。”當時她27歲,可因為一路風霜,大家已經習慣喊她“老王”。她就是王定國,后來被譽為中國最長壽的女紅軍。
1913年4月,四川營山縣安化鄉,貧苦農家里誕生的女孩在饑荒歲月里長到懂事。妹妹因饑餓夭折,母親常年咳血,那份壓在屋頂的窮困,讓她早早明白什么叫做“命不由己”。
15歲那年,川東地下黨來到營山,點燃了農協的火種。王定國聽見夜里“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心里一熱,第二天天沒亮就跑去報名,一張借來的紅紙寫著她的名字,瘦小卻有力。
1933年,她進入紅四方面軍女子獨立營,身份多變:護士、宣傳員、文書。彈片塞滿藥包,上山下水從不叫苦。戰友半開玩笑說:“看不出,你比小伙子還橫。”
1935年長征動身,雪山草地是噩夢也是考驗。毛澤東沒有騎馬,她也跟著踏雪前進。水淹草甸時她把辮子剪掉繩成牽引索,拽出三名掉隊的新兵。凍傷、饑餓、迷路,一個都沒把她拉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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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過夾金山那晚,她背起一名手部負傷的老同志,走走停停,月光下認出那人正是早年在蘇區常寫檄文的謝覺哉。兩人沒多話,只互遞一口干糧,這份偶然埋下日后姻緣。
1936年秋,紅軍西路軍撤離失敗。王定國跟隨文藝工作隊在蘭州被捕,被關進獄所整整十二個月。她用衣角藏起一截鉛筆,記下牢友病逝的日期:“不能讓名字消失。”一年后,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成功營救,包括謝覺哉在內的人員把她帶出鐵門。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黃河風雨晦暗。簡陋平房里,謝覺哉遞過一枚木質戒指:“我們把日子過在同一條戰線上吧?”王定國耳根通紅,只說了一個字:“好。”沒有禮服、沒有鞭炮,幾位同志作證,革命家庭就這樣立下。
婚后,她白天抄寫文件,夜里學習拼音。謝覺哉把舊報紙折成長條當字帖,耐心示范“一橫、二豎”。三個月后,她能獨立寫《為子弟兵募棉衣倡議書》,工工整整,一筆不差。
1949年首都解放,王定國調入最高人民法院前身的人民司法部任職。不少同事私下說“謝老夫人辦事肯定一路綠燈”,結果她在機關宿舍只申請最普通的斗室,炕席都自己買麻繩編。有人不解,她回答:“職務有大小,房子沒有特權。”
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七個孩子陸續降生,大的照顧小的,家里常年像個小型托兒所。長子當外交官,次子搞科研,三女兒學醫,個個獨當一面。鄰居感嘆:“真是革命之家,自帶生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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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6月15日,謝覺哉因病離世。治喪結束,組織照例保留公費司機與秘書。王定國寫信:“不必特殊安排,我還能走能寫。”隨后搬到面積僅三十多平米的新居,把原車鑰匙親手交回車管科。
八十年代退居二線,她迷上書法國畫,90歲那年還隨空軍運輸機赴江西,為新兵講長征故事。“在機艙里晃得厲害沒?”有人好奇。她笑說:“風浪再大,比雪山容易多了。”
有人追問她的長壽秘訣,家人總結:心寬、能吃、敢睡。早餐牛奶兩個雞蛋是硬規矩,午飯熱愛一碗川味雜醬面。最重要的,她常說:“別把今天的煩惱存到明天。”
2020年6月9日,王定國在北京安靜謝世,享年107歲。靈前擺的不是什么高檔供品,而是一束紅色山茶花——當年過草地時她最想念的顏色。
跨越世紀的生命,把貧農少女、紅軍戰士、革命母親、司法干部幾個身份緊緊縫在一起。歷史書上的很多名字變成了照片,而她用107年的呼吸,把那一頁頁泛黃紙張重新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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