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賡去世31年后，妻子傅涯前去臺灣，抵達后竟有十幾輛車等候接機

“1992年4月15日，老太太，您要坐前排嗎？”桃園機場出口處，地勤人員輕聲詢問。傅涯拄著手杖，抬眼一望，玻璃門外整齊排著十幾輛黑色轎車，車燈閃亮，一張張熟悉又陌生的面孔正揮手。她略一點頭：“車子多，人更多，事先誰也沒告訴我。”一句話，道出驚訝，也透露出三十一年未停的掛念。

機場門口的歡迎陣仗并非官方安排。車隊里坐著傅家的兒孫、遠房表親，還有幾位黃埔后輩；有人胸前別著小小黃絲帶，有人干脆舉起“歡迎傅姨”字樣的手牌。陳賡的名字，他們都記得，而在臺灣更能喚起共鳴的，是那段被無數家庭切開的海峽記憶。

把時間撥回二十世紀初。傅涯出生在紹興，一家十一口，父親是典型的紹興師爺，精明能干；母親出自蘇州書香門第，溫婉細致。家境殷實，小女兒卻偏愛革命書報，大哥傅森更是早年參加進步活動。1938年春，她追隨大哥踏入延安抗大第四期課堂，揮別江南，也斷了與父母的常信。

延安的窯洞里，傅涯在文工團排練節目，一位身材頎長、右臂纏繃帶的指揮員走進來——陳賡。戰爭年代的相識，總是快節奏。很快，兩人一起上前線、進醫院、再上前線。組織曾因傅涯“成分復雜”而猶豫，最終還是批準了婚事。新婚不過數月，陳賡又領命南下，聚少離多成為常態。

1949年解放在即，傅家親族卻隨國民黨當局東渡。幾箱家什、幾張銀票，外加對大陸親人的無盡擔憂，他們擠進臺北城南一間五十來平米的磚樓。黃金被用作軍費，市面寥落，父親不得不帶頭買所謂“公債”，日子反倒更窘迫。想到回大陸，他跑去排隊申請香港過境簽，卻被港英官方以“危險人物”拒絕。無奈之下，他托人從香港捎信求助。

消息輾轉到了廣州。傅涯向葉劍英說明情況，香港地下交通站很快匯去一箱港幣。本想解燃眉之急，沒料到島內“嚴禁大陸匯款”的新令正加緊實施。一紙匯款底單，讓大嫂、二姐雙雙入獄；刑期六年、十年，父親愧疚得夜晚睡不著，逢人便嘆：“都是我害的。”

陳賡病逝于1961年。葬禮過后，傅涯常抱著遺像發呆。她相信“臺灣不會太遠”，卻沒料到等待如此漫長。轉機出現在八十年代。1979年元旦，人大告臺灣同胞書發表，兩岸氣氛松動。1980年夏天，一封貼著舊金山郵戳的藍色航空信送到家門，信封上雋秀的英文簽名讓她愣住——最小的妹妹，早年隨家人去臺灣，后又赴美留學，如今已是美國公民。

信里說，父親母親都走了，遺愿是“回到大陸老家，哪怕靠海近一點”。字跡不算娟秀，卻字字沉甸甸。七十歲的傅涯戴著老花鏡把信讀了三遍，才收好，低聲道：“得讓他們回家。”

1984年5月，妹妹拿著綠色美國護照回到上海。機場大廳，姐妹倆遙遙相望幾秒，便擊破時空的隔閡，抱在一起。傅涯那年剛中風不久，嘴角仍僵，執意自己走過去。旁人揮手示意讓出通道，卻無一人出聲，靜得只能聽見行李滑輪的輕響。

安葬父母不容易。臺北起靈需要手續，北京安葬要再報批。妹妹先把骨灰帶去洛杉磯，再以“轉運親人遺骨”名義報關入境北京。1986年晚春，杭州西子湖畔，傅家兄妹圍坐一圈，松木棺中放著兩只青花瓷罐。湖面有風，紙錢翻飛，他們沒開追悼會，也沒鳴禮炮，只是跪在青草上輕聲念：“爹娘，我們把您接回來了。”

隨后幾年，兩岸往來的路越來越寬。1992年春節剛過，傅涯正式離休。臺灣那邊的侄兒寫信，說家族想辦一次“傅氏團聚”。這次，她不讓任何人勸阻：該見的，要見。深知島內政治審查未停，她主動申請香港過境簽，又聯系廣州軍區，請年輕軍官隨行。事情辦得利索，4月，她和妹妹從羅湖口岸出關，經九龍上機。

桃園機場的大陣仗，除親屬外，還混進了幾名黃埔軍校老學員子女。他們口口聲聲稱“陳公是我父親的同窗”，執意陪同。出海關不到半小時，車隊向市區駛去。前排司機側頭介紹：“阿里山、日月潭、高雄都安排了，傅姨想去哪就去哪。”這種毫無遮擋的自由，在當年并不常見，可見家族和“黃埔情結”的雙重面子管用。

兩個月里，傅涯跟著弟弟妹妹們跑遍全島。臺北圓山飯店合影，高雄旗津海灘拾貝，日月潭清晨看霧，南投品茶，她不太說話，只是看、只是記。家族聚餐時，給長輩的紅包塞滿一只手提包，她笑著推回去：“別鋪張，留著小輩念書。”

回程那天，家族又排車來送。年紀最小的外甥女偷偷問：“以后還來嗎？”傅涯抬手摸了摸孩子腦門，一句“還會見”算是回答。自此以后，傅氏親人隔年必有人北上探望。探親證辦理流程一次次簡化，電話、傳真、后來又有電子郵件，他們終于不用再靠暗號、靠口信。

傅涯晚年常坐在北京家中的小院里，翻那本厚厚的合影相冊。黑白、彩色、拍立得，比肩的、蹲著的、頭發花白的、娃娃臉的，全在里面。有人調侃：“這一冊，就是兩岸的小縮影。”她點頭，不置可否，手指在相片上輕輕摩挲——海峽不止天塹，也能成為家門口那條再普通不過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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