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月5日凌晨,’主任,粟裕突然掉頭殺回來了!’參謀一腳踢開門,屋里頓時安靜得能聽見雨水砸在油布棚上的聲音。” 那聲驚呼,把薛岳徐州指揮部短暫的自信徹底擊穿。宿北戰役前后,薛岳的名字頻頻出現在各路電報里——先是捷報,接著是潰報,再然后,成為蔣介石手中一枚尷尬的棄子。這場突如其來的“急停跳投”,也是評判他能否躋身“國軍前三”的關鍵節點。
往回撥一撥時間。1938年,日軍第二次進犯長沙,薛岳依托湘江、瀏陽河,聲稱要把長沙變成“天爐”。結局眾所周知——日軍損失慘重后退,輿論一片歡騰。數字最能迷惑旁觀者:雙方傷亡對比看似漂亮,湘軍將士也確有血性。但有意思的是,當年日軍作戰意圖更偏向于“誘敵殲滅”,而非“必取長沙”;如果目標不同,打法自然不同,勝負權重也就難以等量齊觀。換作王耀武、衛立煌鎮守,有沒有可能同樣守住?不能說百分之百,但至少不是天方夜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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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1940年的南潯一線。薛岳調動粵軍、新編第十軍,搶下幾場硬仗。然而深入細節便能發現,他所倚重的仍是縱深防御與外圍阻擊;一旦敵軍側翼大穿插,薛岳指揮系統便顯得笨拙。天爐戰法確實精妙,可這種以城市群為核心、以正面防守為骨架的思路,一旦離開丘陵、河網與城鎮密布的湘贛粵,立刻原形畢露。
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調整華中、華東戰略。1946年5月,薛岳接替顧祝同出任徐州綏署主任,轄三十萬兵力,看似閃亮的升遷,實際上是一個燙手山芋。粟裕、陳毅兩支野戰軍南北呼應,機動靈活。按照常理,薛岳應先擇一點“撕破口”集中優勢兵力速決;遺憾的是,他先在蘇中“點到為止”,隨后又把主力拉向蘇北,攻城與殲敵兩頭折騰,哪頭也沒啃下來。蘇中七戰七捷后,李默庵報回“損失三分之一”的數字,薛岳只回了一句話:“先固守,再圖進取。”言下之意,是不肯繼續加碼,也不想徹底抽身。
于是宿北出現了。粟裕在冬夜里突然折返,三個縱隊半天就吃掉整編第七十四師一個旅。薛岳倉促調動第五軍、西北行營快速縱隊增援,剛集結完畢,粟裕已撤向魯南。整場戰役,國軍兵力占優卻始終被牽著鼻子走,癥結在于薛岳缺乏野外機動作戰的“感覺”。此前長沙、衡陽得失皆圍繞城墻展開,他擅長死守、反突擊,卻不擅長在開闊平原里“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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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反駁:一次失利不能抹殺抗戰功績。沒錯,單場戰敗并不足以否定將領生涯,但問題在于,薛岳隨后同樣掉鏈子。魯南攻臨沂,他硬生生把三個整編師往城墻上懟,結果華東野戰軍繞側翼一合圍,兩晝夜殲俘兩萬余。此役蔣介石電令急撤,由陳誠接班,薛岳退居南京“參軍長”,從此軍界基本隱身。
比照同輩將領,薛岳的評分便顯得尷尬。傅作義在張家口、北平多次靠談判配合機動作戰保存有生力量;王耀武雖被圍濟南,卻在內線組織縱深抵抗,差點拖住華野;衛立煌統籌陜北,懂得審時度勢,能主動與延安方面溝通停戰。再往前推,白崇禧在中原南北穿插、杜聿明在徐蚌戰場的固守突圍,都展現了更多層面的指揮藝術。至少這五人若被問起薛岳能否進前三,答案多半是搖頭。
軍事短板之外,薛岳的政治算盤也不算精。早年在張發奎第四軍任副師長,因桂系、粵系與中央沖突,屢次“換老板”;1933年投向蔣介石,表面忠誠,卻又在湖南自組“精忠報國團”掐中央派系的脖子。抗戰期間蔣介石可以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到了全面內戰時期,這就成了把柄。1947年春天,整編第三師失守漣水那天,蔣介石批示:“薛岳不宜再統兵。”理由只有四個字——派性難改。
廣州時期更尷尬。1949年7月,國民政府南遷,蔣介石以“廣東人治廣東”思路,推薛岳出任省府主席,企圖緩一緩粵桂矛盾。結果不到三個月,渡江兵鋒已逼近韶關,薛岳只得沿粵漢鐵路南退海南島,所謂“決死保粵”化作一聲長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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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戰法創新到戰略適應,再到政治分寸,薛岳都留下不小缺口。抗戰高光掩蓋了這些缺口,全面戰爭則把缺口撕得更大。名將榜前三,講究的是綜合素質和始終如一的“適變”能力,他的長沙榮耀固然閃亮,可在徐州、魯南、廣東接連失手后,榮耀光澤已經大打折扣。
因此,“國軍前三”這把交椅,薛岳恐怕還得往后站。即使把衡量標準鎖定在抗戰八年,前面也還有衛立煌的長城防御、傅作義的晉綏機動、白崇禧的中條山側擊、杜聿明的緬北遠征,以及王耀武的魯中穿插。有這些履歷擺在那兒,輪到薛岳時,至少五個人不會同意他擠進前三——這一判斷,大概更接近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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