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季度四川城市財政，宜賓反超綿陽，南充第十，遂寧廣安負增長

四川城市競爭的焦點，已經從規模轉為了含金量，財政收入就是很好的對比指標。從今年前三季度的四川各地級市財政收入來看，成都依然吊打所有“小弟”，以1401.33億元穩居第一，川內第三城宜賓以303億元遠超第二城綿陽的182億元。多個GDP靠前城市出現財政收入倒掛，典型的是GDP第五、收入第十的南充，另有遂寧、廣安、攀枝花等城市財政收入負增長。

看起來，只看GDP排名不那么好使了，產業結構及其密切相關的財政收入，才是川內城市的比拼關鍵。

千億收入的成都，在全國范圍表現如何？

毫不意外的，成都是川內前三季度唯一財政收入超過千億元的城市，全國排名第十位。成都1-9月超1.8萬億元的GDP總量背后，有著多個實打實的產業集群在支撐。

電子信息、裝備制造兩大萬億產業，再加上生物醫藥、綠色食品等多個千億產業，構成了成都財政收入的堅實底色。這些產業的稅收轉化能力較強，從今年1-10月，成都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569.3億元、稅收收入1148.0億元，且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長2.7%的數據就能看出，其財政收入的“含金量”可不低。

成都的電子信息產業，已經形成了從芯片設計到終端制造的完整產業鏈，僅這一個產業的稅收貢獻，就占據全市工業稅收的一半份額。智能網聯及新能源汽車產業的興起，讓成都在新興賽道上持續收獲稅收增量。

將成都的財政收入，放在中西部同等級、同體量城市中做對比來看。重慶1-10月一般公共預算收入2230.7億元，總量略高于成都，但重慶的管轄范圍和人口規模遠超成都，若按人均財政收入計算，以往人均數據常被詬病的成都，反而領先了。

西安1-9月財政收入為926億元，是成都的66%，差距接近500億元。即便是中部核心城市武漢，1-9月財政收入為1358億元，比成都少43.33億元。不過，成都2.5%的財政收入增速，略低于武漢3.7%的同期增速。財政收入的質量，3座城市差不多，重慶稅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比重為72%，武漢為75%，成都的這一比例是73.1%。

宜賓收入超過綿陽，川內第二城的競爭更激烈了。

GDP相差400多億，財政收入卻多了100多億，宜賓和綿陽的競爭又有了新說法。今年1-9月，綿陽GDP超3000億元，遠超宜賓的2753億，但財政收入卻只有182億，不及宜賓303億的六成，這個差距甚至比南充99億的財政總量還多。

這倒不是說綿陽的GDP里有水分，而是在于產業結構，決定了納稅能力。

宜賓踩準了新能源產業的風口。作為傳統酒城，五糧液帶來的稅收早已是基本盤，真正讓宜賓實現跨越的，是動力電池產業的爆發。2025世界動力電池大會上，宜賓一口氣簽約了180個項目，總金額861.3億元，這些項目投產后預計年稅收貢獻超50億元，新增就業崗位近3萬個。

這意味著，僅新能源產業帶來的新增稅收，就相當于遂寧全年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二。再加上白酒產業的穩定稅收貢獻，宜賓的財政收入自然一路飆升。

綿陽的電子信息產業看似強勢，但產業結構的短板卻很明顯。其電子信息產業多集中在研發設計、零部件制造等環節，缺乏終端產品和完整產業鏈，稅收留存能力較弱。同時，綿陽的產業布局相對單一，新興產業培育滯后，沒有形成像宜賓新能源那樣的爆發性增長極。

數據顯示，綿陽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中稅收占比偏低，非稅收入依賴度較高，這也導致其財政收入的增長動力不足。

南充第10的尷尬，虛胖的GDP撐不起厚實的財政。

作為川東北地區的中心城市，南充的處境有些尷尬。前三季度，南充GDP位居全省第五，99億的財政收入卻僅排在第十，甚至低于達州、樂山等城市。可以說，南充的GDP是虛胖的，缺乏能貢獻高稅收的優質產業。

南充的發展速度本身就不算快。2014年GDP為1391億，2024年達2861億，十年增長不足1500億，年均增長不到150億。而且，其增長多依賴于房地產、傳統制造業等低附加值產業，這些產業要么稅收貢獻有限，要么受市場波動影響較大。

南充的困境，其實是很多三、四線城市的縮影，為了追求GDP增速，積極擴張房地產、引進低稅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看似經濟規模做大了，但財政收入卻跟不上。

這種GDP走高、財政收入偏弱的發展模式，往往會導致城市公共服務投入不足、基礎設施建設滯后，進而影響城市的長遠競爭力。

收入負增長的遂寧、廣安和攀枝花，產業單一有風險。

在四川財政收入整體增長4%的背景下，廣安、遂寧、攀枝花等城市的財政收入出現負增長，就頗為刺眼了。遂寧1-9月的財政收入為76.6億，增量是-8.15億，增速是-9.6%，預計全年都難以回正。攀枝花受經濟下行、傳統產業疲軟的影響，區級稅收減收8700萬元，土地出讓收入雖有一點回升，但仍處在調整期，財政收支矛盾較為突出。

這幾個城市的共同問題，是產業結構過于單一。攀枝花依賴鋼鐵、煤炭等資源型產業，隨著經濟下行和環保政策的收緊，傳統納稅大戶稅收貢獻大幅下降。遂寧沒有傳統優勢產業，也沒有培育出新興產業，財政收入的穩定性不高。

上述城市的非稅收入占比也偏高，攀枝花仁和區靠盤活國有資產、特許經營權出讓等一次性收入，才勉強彌補了稅收缺口，但這種“寅吃卯糧”的方式，難以持續。

從四川地級市的財政收入情況來看，GDP不再是衡量城市實力的唯一標準，產業的稅收轉化能力、可持續增長能力，才是決定城市發展趨勢的核心因素。對于四川來說，要實現真正的區域均衡發展，不能只追求GDP的均衡，更要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

成都需要繼續強化中心城市的產業引領作用，宜賓要復制并傳遞新能源產業的成功經驗，南充等城市需要痛下決心調整產業結構，而攀枝花、遂寧等負增長城市，要加快產業轉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