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鐘國楚赴福州參會，意外得知：50年前犧牲烈士已成得得道高僧

原標題：86年鐘國楚赴福州參會，意外得知：50年前犧牲烈士已成得得道高僧

1986年3月26日清晨，福州火車站站臺上薄霧翻涌，原江蘇軍區政委鐘國楚拄著拐杖走下車，胸口那枚紅底金星勛章在微涼的春風里輕輕晃動。受邀參加《中共粵贛邊區黨史》征審會的他，此行原本只為補充材料，卻沒想到等待他的竟是一段塵封半世紀的意外消息。 會議一開始氣氛莊重。與會者多是閩贛邊區的老戰士，他們談起早年烽火，聲音有些嘶啞。中途休息時，一位地方黨史專家悄聲對鐘國楚說：“鐘將軍，您記得閩贛省蘇維埃主席楊道明嗎？他……還活著。”話音很輕，卻像炮彈一樣在會場炸開。 楊道明，這個名字在許多人筆記里被標注為1935年陣亡。50年過去，烈士名冊早已刻上大理石，可眼下卻傳來“死而復生”的說法。鐘國楚按捺住震驚，旋即獲知：楊道明在永泰縣出家為僧，法號磬揚，如今還是省政協委員。 要弄明白謎團，得從頭追溯。1909年，江西興國隘前村的泥墻小屋里，楊道明呱呱墜地。20年后，他在河西圩鎮聆聽毛澤東誓師演講，雙手拍得通紅，毛澤東低聲對身旁人說：“那孩子是塊料子，記下他的名字。”由此，一條年輕生命同紅色事業緊緊連在一起。 國民黨第一次“圍剿”期間，興國縣血雨腥風。楊家八口人，父母兄嫂先后被害，新婚妻子遭戕，家門前的水塘映著殘月。復仇與革命在他胸中融合成一句擲地有聲的信念——不推翻反動政權，窮人就永無寧日。 斗爭越殘酷，他越硬朗。從鄉財政委員到江西省蘇維埃內務部長，再到閩贛省蘇維埃主席，只用了不到四年。毛澤東對他評價簡單：“肯干，能帶兵。”1934年秋，中央主力準備轉移，臨別前毛澤東再三叮囑：“閩贛山多，人心向紅，只要不脫離群眾，就有生路。” 然而生路轉眼成絕境。1935年春，300余人的閩贛省隊伍被保安團圍堵在紫山。槍聲、硝煙、夜色夾雜成一片，隊伍越打越散。5月8日清晨，山谷內空空如也，楊道明醒來時只剩不足百人。午后突圍，他親眼看見20多名戰友倒下。 一個月后，國民黨報紙宣稱“剿滅閩贛省委殘部”，楊道明之名赫然在列。延安方面隨即把他列入烈士簿，家鄉立碑，也由此埋下演繹“死亡”的種子。實際上，他和幾位同志連夜翻山越嶺，獲得鄉民庇護后潛入同安九座寺。 敵偽橫行，無法與組織接上線，他索性剃度。1935年8月2日，削發儀式完成，法號磬揚。寺里木魚聲聲，他卻難以靜心。家仇國難夜夜侵入夢中，醒來只見昏黃燈火。1943年，兩名閩中地下黨員曾短暫停留音亭寺，磬揚認出對方身份卻因重病無力交談，這成了與黨組織擦肩而過的機緣。 抗戰勝利后，地方警局以“疑似紅軍”將他拘押一年。證據不足放人時，寺外樟樹林里蟬聲震天，他對同僚低語：“山門外仍有大事，我們等。”新中國成立，他沒有選擇還俗，理由很樸素——革命已經成功，僧衣與功名并不矛盾，他只要做好手中事。 上世紀五十年代，磬揚帶領僧眾開荒、種糧，每年向國家交售五百余公斤公糧；鄉政府缺人寫材料，他披袈裟執筆，鄉干部笑稱“最會書法的和尚就是最好的秘書”。這聽來有幾分戲謔，卻讓他在當地聲譽漸隆。 1966年，一封寄往興國老家的書信揭開謎底。楊家二哥楊真明在縣人事局工作，多年尋弟未果，看到“磬揚”署名瞬間淚目。確認證明飛抵福建，烈士竟然未死的消息在有關部門間迅速傳閱。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宗教政策落實。調查組核實：1930年至1935年楊道明在黨領導下浴血奮戰，其后出家未反共、不反人民。1980年，他被推舉為省佛協副會長、縣政協常委。寺廟在他治理下自給自足，還籌資修橋筑路、賑濟孤老。 再回到1986年的福州。鐘國楚請地方干部安排會面，只說一句：“務必保密。”翌日，樟城賓館樓梯口，穿軍裝的老人和披僧袍的中年僧人隔空相望，兩步并作一步，緊握雙手。僧人微微躬身：“老首長，好久不見。”鐘國楚答：“該叫同志。”對話短短十四字，卻讓兩雙渾濁的眼里閃出戰火年代的亮光。 他們談了兩天。戰術、犧牲、叛徒，乃至寺里種的那片玉米，都成話題。臨別時，鐘國楚鄭重道：“三件事，請牢牢記住：辦好佛事，多寫黨史，保重身體。”磬揚合掌，低聲回應：“定不辜負。” 1999年5月14日，磬揚大師示寂，享年九十。寺廟鐘聲長鳴，老兵、僧眾、地方干部默站山門。人們知道，在這具枯瘦軀體里，曾住著一位共和國早期的閩贛主席，也住著一位慈悲為懷的高僧。塵世榮辱、袈裟盔甲，最終匯成他平靜的面容和佛前的一盞長明燈。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