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出賣江姐的中共叛徒，遭國民黨處決前高呼：共產黨萬歲

1949年11月14日凌晨，山城的霧格外厚，白公館院內的探照燈來回掃動，十幾名押解犯人的憲兵腳步雜亂。列隊最前端的涂孝文面色灰白，卻忽然仰頭望向天井上方，對同伴輕聲說了一句：“快完了，可別丟人。”旁邊的守衛聽不清，還以為他在求饒，實則不然。

短短三年時間，這個曾參加過延安“七大”的地下黨員，從川東地委書記淪為叛徒，再從特務手中的“王牌證人”變成“政治犯”，跌宕曲折的軌跡，正是重慶地下斗爭的一個縮影。要弄清他為何在生命終點又喊出“共產黨萬歲”，得把時間撥回到1946年。

那年春天，抗戰剛結束，川東根據地游擊武裝已成規模，國民黨保密局稱其為“老杜的隊伍”。“老杜”其實就是涂孝文的化名。當時的他信心十足，常對身邊人說“川東山多路窄，敵人插不進來”。然而形勢瞬息萬變，1947年底，保密局在重慶、萬縣布下天羅地網，先捉到市委副書記冉益智。

冉益智被捕后，面對老虎凳立刻崩潰，先把組織層級供了個七七八八，又親自帶路去萬縣抓人。涂孝文就是在那一次行動中落網。審訊室里，他一邊挨鞭子，一邊把二十多名干部的姓名、職務和落腳點全交代，江竹筠自然而然出現在名單上。一張網順勢收緊，下川東地委幾乎覆滅。

江竹筠那天剛從偽法院后門出來，冉益智突然迎面攔住。江竹筠心頭警鈴大作，低聲問他：“你為什么單刀直入？”冉益智支支吾吾，身后冷不丁跳出兩個特務，江竹筠奮力掙脫不成，被銬上吉普。往后幾個月里，這位巾幗英雄在渣滓洞留下無數英勇事跡，而所有酷刑記錄的源頭，都始于涂孝文的口供。

有意思的是，冉益智在密室里表現得越賣力，涂孝文反倒越萎靡。被審到第十二夜，他聽見隔壁女牢的慘呼聲，忽然覺得雙腿發軟。更讓他動搖的，是一次“對質”。萬縣縣委書記李青林被拖進來，滿身血跡，她抬眼看他，只說一句：“我拒絕他的求愛，他懷恨在心。”這句話像匕首扎進涂孝文胸口，羞恥、恐懼、悔恨交雜，他低下頭，再不吭聲。

徐遠舉隨即判定這條“大魚”已無利用價值，將他和其他黨人一起轉押白公館。獄友們先是憤怒，隨后選擇拉他一把。“你還能守住最后一道防線。”一句勸導讓他整夜未眠。第二天清晨，他主動向獄中黨支部表示不再配合特務，并愿意承擔既成惡果。不得不說，轉折往往發生在電光石火之間。

1949年10月，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已突破川東，蔣介石密令重慶特務機關“寧毀不留”。徐遠舉奉令整理屠殺名單，涂孝文在列。11月14日，執行隊押人到磁器口外江灘。宵禁的槍聲零零落落，寒風卷起江面水汽，像給行刑隊披上一層薄紗。

隊伍停下，涂孝文突然推開身邊士兵，同獄友并肩高唱《國際歌》。他聲音沙啞，卻一句不落。子彈上膛的聲音蓋不過歌聲，行刑軍官氣急敗壞，喝令射擊。就在槍口抬起前，涂孝文高呼：“共產黨萬歲！”喊聲被一排槍響打斷，戛然而止。

試想一下，短短幾十秒，把兩個角色的對立與統一推到極致：出賣了同志的人，與被他出賣的人，倒在同一條抗爭的血脈線上。重慶解放后，黨史工作者整理檔案時常問，同樣一句口號，江姐喊出是堅貞，涂孝文喊出又算什么？答案見仁見智，但歷史留給那段喊聲的回響，并未因為背叛與懺悔相互抵消。

遺憾的是，隨著地下組織資料的散失，涂孝文被捕到被殺之間的個別細目已無法核實。他曾向獄友口頭表達希望寫一封認罪書，文稿卻沒能留存。幾位幸存者回憶，執行前夜他在墻上刻下“悔”字，只是天亮后墻皮剝落，字跡模糊。或許對他而言，這種模糊正是一種宿命。

可以肯定的是，涂孝文的背叛造成了川東黨組織巨大損失，數十名干部犧牲，游擊區被迫轉移。后來的軍事大勢雖然扳回，但那道裂痕仍在烈士錄上清晰可見。面對這樣的人物，簡單貼標簽并不足夠；他的故事提醒世人：信仰并非一勞永逸，稍有松懈就可能在刑訊、誘惑、恐懼中墜入深淵。

白公館舊址如今成為紀念館，參觀者經過那面彈痕累累的墻，總要停下腳步。墻角刻著江竹筠遺詩，也有人悄悄尋找涂孝文的名字。沒有，他的名字最終被歸入另一張表格——“已被清除黨籍人員”。可那句“共產黨萬歲”并未被抹去，導覽人員偶爾提起，語氣平靜：“這是一個矛盾的人留下的聲音，對敵人是嘲諷，對自己是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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