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陳沂接待了羅帥派來的秘書，秘書轉述：說你反黨我不信

1957年2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忽然放下手中的材料，環顧會場：“軍委文化部的陳沂來了沒有？”幾百名干部的目光齊刷刷投過去。陳沂答“到”時嗓音并不大，卻在回聲里透出幾分激動。毛澤東接著說：“他是左派。”一句評語，讓他當場成了輿論焦點。

會后，不少文化界朋友圍住他打趣：“左派呀，穩了！”陳沂半開玩笑半認真：“左派也得看表現，毛主席今天夸，明天也可能批。”這混著自嘲的回答，在那個風云變幻的年代聽來并不算多余。事實證明，他的顧慮很快成為現實。

1958年整風進入新階段，“右的帽子”像雨點一樣落下來。陳沂先是被點名檢查，隨后軍籍、黨籍一并取消，軍銜也作廢。宣判那天，他在會場上直起腰板：“你們可以開除我，我自己沒有開除。”聲音不高，卻把主持人頂得一愣。臺下有人悄聲說：“這脾氣，一點沒改。”但處分文件依舊蓋了章，他被發往黑龍江勞改。

抵達北方時正值三月，松花江面仍結著厚冰。王震專程來見他，拍拍肩膀：“先做好十年打算，別只盯三年。”陳沂點頭：“我爭取三年解決，但十年也熬得住。”王震離開那天，雪片打在衣領上，留下極淺卻清晰的印痕。

下放的日子沒有戲劇性：清點苗木、搬運石灰、抄寫勞動手冊。可只要一閑下來，他就埋頭讀《史記》《左傳》，偶爾寫幾句自勵的詩，“勝利總有代價”這句，他反復抄過不下五遍。有人好奇問他圖什么，他說：“人得給自己留條路，書是路。”

1963年盛夏，舊傷復發。黑龍江軍區司令張萬春聯絡總后勤部政委李聚奎，把他送進三〇一醫院。鼓膜修補手術還沒做完，樓上樓下聲稱“托洛式耳鳴”的笑談就傳開，醫護們私下里感嘆：這位前少將確實能忍疼。

同一時期，羅榮桓的病情急轉直下。羅帥得知陳沂住院，立刻吩咐秘書李新階去探望。病房門剛被輕輕推開，李新階便低聲轉達：“羅帥說，陳沂，說你反領導可能，要看是什么領導；說你反黨，他不信。”陳沂抬頭，眼圈立刻紅了，卻只是握拳在床沿輕敲兩下：“請替我向羅政委致敬。”

這句托付讓他回想起十二年前的情景。1951年解放海南結束，他到北京述職，羅榮桓安排他挑選總政文化部、宣傳部、秘書長三職其一。“我選文化。”他當時回答得干脆。羅帥笑著提醒：“別光想著文藝，政治頭腦得跟上。”短短一句，成了日后自勉的座右銘。

文化部長任上，他創辦《解放軍畫報》《解放軍文藝》，搭建“八一”制片廠，從各大軍區“挖”來導演、演員、攝影師，白手起家拍出《柳堡的故事》。有人質疑軍隊拍愛情片不務正業，他回一句：“士兵也有人性，何況這是革命的人性。”這句話后來被不少青年導演奉作座右銘。

1955年授銜那天，他意外地只得少將。走出懷仁堂，劉亞樓悄聲說：“你這職務，怎么也該是中將。”陳沂擺手：“打仗我比不過你們，文工團沖鋒也不算戰功。”自嘲歸自嘲，回到辦公室仍舊忙得腳不點地。

然而，左派的光環、少將的肩章，都沒擋住右派的帽子。1958年3月23日清晨，他離京北上。臨行前去羅府辭行，羅帥遞上一句叮嚀：“摔了爬起來，要有政治家的風度。”車窗外的二環路早霜微白，那句話像釘子釘進腦子里，一直沒松動。

直到1963年冬，北京漫天初雪，羅榮桓病逝。噩耗傳到病房，陳沂幾乎是掙扎著披上大衣，帶著女兒、兒子去八寶山。遺體已送走，只剩遺像。他在寒風里鞠了三個躬，袖口被淚水浸透。孩子問：“爸爸，羅爺爺為什么相信你？”他答：“因為我沒做對不起他的事。”

1979年，文件下達，撤銷原處分，恢復名譽。那時的陳沂鬢發已霜，但在答復組織談話時，他只提出一個請求：“讓我回八一廠門口照張相。”老同事們開玩笑：“將軍，這心愿夠樸素。”他笑：“拍個照，算給羅帥的交代。”

隨后幾年，他偶爾在軍博做講解，偶爾給青年導演講劇本。有人問他是否后悔當年那頂帽子。他搖頭：“政策變幻是國家大事，個人不夠格后悔。能把事情講清楚，就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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