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深秋,八一大樓里一份文件悄悄流轉:對校級軍官的職務和軍銜進行再調整,符合條件者可破格晉升。那幾天,很多人心里都在打鼓——機會難得。唯獨在南京總參某辦公室,剛從病床上撐起身的劉竹溪把文件合上,沒有遞交申請。他搖搖頭:“傷還在,活兒干不好,先讓別人來。”一句話,把可能到手的加銜主動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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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的春天,他是山東益都車站的小伙子。1938年3月,鐵軌旁的蒸汽聲剛停,他已帶著護路隊十幾號人奔向臨淄,編進冀魯別動縱隊第二梯隊第三大隊。半個月后又改編為八路軍山東抗日游擊隊第三支隊十團。隊伍變,番號改,人卻沒閑過。4月,他剛入黨就參加破襲膠濟鐵路,夜里火光映得臉發紅,膠枕炸飛,整段鐵軌成了“麻花”。
歲月推著隊伍成長。山東縱隊成立那年,他先是團司令部秘書,轉眼又下到連隊當指導員。戰士們初見他,書卷氣太重,心里犯嘀咕。結果劉家井子拼殺,他端著駁殼槍沖最前,子彈貼耳而過,人沒退半步。淄河反頑,帶傷仍在指揮,白襯衣血成深褐色。幾個回合,連隊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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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才21歲的他成了營教導員。那幾年,他在濱縣敵占區摸爬滾打,把70多人的小股游擊隊帶到千人規模。日偽封鎖溝挖出壕溝,他干脆拉上群眾在溝外挖魚塘,白天種菜晚上練槍,敵人一時竟摸不準動向。“指導員,要不歇口氣?”有人勸,他只回一句:“多活一個白天,就多救幾個鄉親。”
淮海戰役中那一幕讓不少老兵至今頭皮發麻:1948年9月,濟南東郊,他帶特務二團穿插,一陣手榴彈齊飛,右下頜骨被炸掉一塊,牙齒碎裂卡在喉嚨里。他寫在擔架上的最后幾行字如今仍留在檔案袋里:“別停,攻樓。”隨后昏厥。醫生左英做人工呼吸救回他,取出碎骨后縫合創口。兩個月后,他帶著流質食品罐頭再次趕赴前線,手指還纏著紗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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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解放上海、打到福建武夷山,劉竹溪一步沒落。1949年,推翻南京國民政府的禮炮聲響起,他卻在野戰醫院里靠輸液維持生命。新中國成立不久,炮兵部隊緊缺干部,他被點名到二十八軍八十四師當參謀長,隨后當上炮兵主任、炮兵司令、副軍長。一口流利的英語曾讓外軍顧問驚訝:“原來中國炮兵骨干也懂炮口初速測試。”這段插曲一直沒在公開資料出現。
遺憾的是,整形手術雖讓他能張口喝水,但從此咀嚼艱難,冬天一到,斷裂的神經像針扎。1959年的那次軍銜調整,他因無法長期室外指揮而放棄。1965年45歲,他被批準離職休養,地點在南京軍區直屬招待所。那一年,不少老戰友才正好晉升大校、少將,他卻拿著上校證書往病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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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日子,肝硬化、結腸癌、肺癌輪番找上門。他把病床當陣地,仍給炮兵學院寫信,建議改進測地計算尺;也在信尾加一句:“某處彈藥穩固設施還要再加固,別圖省事。”醫護人員哭笑不得。
2002年,南京軍區舉辦抗戰老兵口述史座談會。輪到他發言時,只聽到鏗鏘四字:“責任最重。”接著沙啞的嗓音停了近一分鐘,他咳嗽,手里卻一直攥著那枚二級獨立自由勛章。旁邊老兵小聲問:“要喝水嗎?”他搖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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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病危通知下達,他把子女叫到病房:“骨灰分三處,遺體捐醫學院,別開追悼會。”這段話不足三十秒,卻把所有后事安排得明明白白。兩周后,他在含氧面罩里平靜閉眼,距離九十歲生日還差五十六天。
火化那天,家屬按照囑托用吸鐵石清點彈片,竟吸出二十八粒,最大的像花生,小的只有米粒大小。有醫生看后說:“這些碎鐵片隨他體內幾十年,疼痛可想而知。”軍銜檔案留在軍區史館,上面止于1955年那一格——上校。有人為他惋惜,更多的人記得他在淮海前線寫下的那句話:級別能代表榮譽,活著才代表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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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竹溪的故事就此劃上句點。文件里未能如愿的晉升固然遺憾,卻擋不住一個老兵留下的價值。他離休45年,軍裝掛墻,卻仍在用另一種方式履行職責—這,或許比肩章更具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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