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科舉興盛，花都區生員名額的爭奪，主要有兩大途徑

自隋唐實行科舉考試以來，各地都非常重視文教，從中央的太學到地方的府州縣學。各府州縣學的生員，不僅可以步入士紳階層，享受種種政治、經濟特權，而且也是其出官入仕的主要途徑。因此，府州縣學的生員員額，是有著固定指標的。而明清科舉興盛，地方上的一些巨家大族，也希圖通過爭奪生員額數來提高本族的地位，以便更多地參與當地社會公共活動，獲取更多的權益。

花都區生源員額的爭奪，主要是建縣以后本縣土客之間，以及與周圍政區之間的爭奪。由于具備了生員功名之后，就步入了紳士的門檻，所以府、縣學的名額控制很嚴。要躋身于花都區紳士行列，主要有正途和捐納兩大途徑。大多數紳士是通過參加各級封建朝廷舉辦的考試，取得功名，而步入紳士階層的，這是所謂的正途。

即便是考取紳士中最低級的生員，也需經過三場考試，第一場考試稱童試，也稱縣試申報第一場考試的稱童生，也叫俊秀，只有男性才有資格申報，且“賤民,奴仆不得應試。各縣童生在所在縣份應試考中的童生，他們有資格參加廣州知府主持的府試，通過者再參加廣東省學政在廣州府城的院試。最后一場是決定性的考試，考中者才能成為生員，當地的生員是構成花都區士紳的主體。生員是紳士的一部分，更確切地說，是紳士的下層。

明代以來，生員層成為紳士層相對獨立的一個社會階層。花都區建縣前，以生員為主的士紳群體不斷擴大，主要原因一是明代中期以后，生員數急劇增加。三是古無閑民，士有定業。生員在學校時，其行為會受到種種制約。而生員一旦流入社會，以志趣相結，聲氣相應，其群體的力量就不容忽視。

生員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其資格的取得固然是通過考試，而不是土地或財富，但事實上，生員往往與土地、經濟發生關系，也即生員資格的取得，必然使其具有經濟上的特權，明制“師生月凜食米，人六斗，有司給以魚肉。”而生員生活的維持，也需要種種經濟上的支持，這樣，生員又與社會經濟實況不可分割。

生員身份的取得，原本是為了在仕途上有所發展，但由于科舉制度卻導致絕大部分的生員被摒棄于仕途之外，只能向社會流動，在社會中求生存，于是生員又與社會相涉，對當地社會發生了深遠的影響。確切地說，他們介于官方和百姓中間，在地方社會中有其具體的地位，并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具體而論，如廣東巡撫李士禎，剿撫花山之時，花山設縣的時機甫一出現，除了黃士龍、陸其蔭、徐觀光、畢士進等南海士民十幾人外，尚有番禺縣士民請求建縣。直接推動了花都區的建縣，紛紛對新建縣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最終，促成了行政的變革，發揮了巨大的社會作用。

花都區建縣時，原先計劃劃撥花山周圍，南海、番禺、三水、從化、清遠等縣的里甲、人丁建成一個中等規模的縣，相應的，新設縣學也應該是中學規模。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廣東巡撫李士禎上疏“其生員應照里甲地方土著者，改為花都區儒學生員”也就是說，原來屬于南海、番禺兩縣，后來劃歸花都區而在儒學的生員，全都改為花都區儒學生員。

部議行文到廣州府稱“查得大學考取生員十五名，中學考取生員十二名，小學考取生員七名。今花都區該撫既稱小縣，應照小學慣例，考取生員七名。其從前生員，現住居花都區土地者，即撥入花都區儒學肄業，令該學道照例造冊報部，以憑查對。康熙二十五年，花都區的學額從南海、番禺二縣劃撥過來。據民國《花縣志》卷五《學校》記載“廣東學額，花都區學額進七名，凜生十五名，增生十五名，附無定額，二年一貢。”

這是依照學制，基本固定的學額。另外，遇有國家恩詔時，還會有所增加。不過這樣的機會并不是很多。如，清朝二百年間，只有“康熙六十一年，恩詔各直省，大學加取七名，中學五名，小學三名，舉行一次。雍正十三年各省大學加七名，中學加五名，小學三名，舉行一次。乾隆六十年加恩廣額，大學加七名，中學加四名，小學加三名，舉行一次。嘉慶元年、四年兩次恩詔大學加七名，中學加五名，小學加三名，舉行一次。”

花都區的學額雖然是從南海、番禺縣學劃過來的，但是從南海縣志、番禺縣志中看不到花都區建縣前后，南海縣學、番禺縣學的生源員額相應地減少。這一點在光緒廣州府志卷十二《經政略學制》中得到印證“南海縣學、番禺縣學各二十名，南海縣學原額加永遠定額十四名，番禺縣學原額加永遠定額十四名”，另外“武學額南海縣學十五名，番禺縣學十五名，花縣七名”，也即南海縣學、番禺縣學依然是大學規模，生員員額也沒有變化。這對南海、番禺以及花都區來講，都是非常有利的條件，客觀上增加了當地的學額，促進了當地社會發展。

花都區學額的設置，對花都區而言，事實上是增加了當地讀書人的錄取名額，增加了步入紳士階層的機會。尤其是生員隊伍的擴展，擴大了花都區的紳士階層，對當地社會發生了不小的影響。花都區建縣的同時興建學校、義學，首任知縣王永明十分重視花都區的文化教育事業。因此，花都區從建縣前盜匪出沒，民風彪悍的地區，發展成為文風興盛的地域。

出現了“縣屬文童赴考，多則盈千，少亦八九百”的局面，也可見競爭之激烈。但在花都區的人才地域分布上，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同時還存在客家與土著之間在學額上的爭奪。從民國《花縣志》卷八《選舉》中看出，清代花都區的人才在地域分布上，平原地區的進士人數要比山區的多，清代花都區進士共名，宋氏有名，幾乎占據了一半。武進士名，全部為畢氏和王氏。

進士幾乎全部是南部廣花平原地區的。舉人名中，宋姓有名，黃姓名，武舉名中，畢姓個。貢生共名，以宋姓、黃姓、畢姓為多，其中宋姓名為最多，黃姓名居次，畢姓名。封蔭的宋姓人，駱姓名，任姓名。可以看出，花都區的人才主要集中在佳錦山、畢村、水西等原屬南海的地區而且，高度集中于少數幾個姓氏中間，如，佳錦山宋氏、畢村畢氏、岐山黃氏等。乾隆朝以前，主要是黃氏、畢氏等本地土著，乾隆朝開始，客家為多，有宋氏、袁氏等，是花都區建縣后遷入的客家。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花都區學額分布的兩個特點。一是花都區學額的分布，地域差異明顯，學額的獲得者以花都區南部為多，尤其是佳錦山、畢村、岐山、水西等，這些地方地緣上更靠近廣州二是花都區本地的土著和客家之間，在學額上競爭激烈。清朝乾隆以前，占有學額最多的是花都區的土著士民。乾隆年間開始，客家急追直上，并占據了科舉仕進的前茅。

這一方面是因為遷居花都區之后，也需要時間為家族功名人物的出現，奠定物質基礎。如佳錦山宋氏入居花都區之后，其先祖宋啟“以耕為業，數十年含辛茹苦，蓄積漸豐……每年栽谷攜銀以濟諸弟。”另外，客民“富室既蓄積輒以納粟隸太學為榮，近時習尚皆然，然在客民，則虎而添翼矣。惟附籍邑庫者，不乏循循雅傷之儒……第雞鶴立，其勢易孤不能化，其濟偶且有為濟偶所侮者。”

客家遷入后，為了使其宗族在當地立足，成為顯赫的地方望族，大多鼓勵子弟勤奮學習。還以宋氏為例，宋氏乾隆朝的首位進士宋建文少年入學，時來花未久，兄弟自相師友，閉戶讀書，文譽日起，一時有三宋之目。通過上文對花都區學額的占有狀況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認識一、花都區的人才分布具有明顯的層次性，受自然環境的影響較大廣花平原地區是其分布的密集地區，山地則是其分布的稀疏地區。

這與花都區境內的地形主要是地勢北高南低，呈階梯式傾斜。北部群山重壑，南部平原土質肥沃，交通便利，商品經濟發達是分不開的。南部的農業條件優厚，人口稠密，“人稠土狹，不足相供”人口壓力非常大。又有橫潭墟、萬和墟、炭步墟等等，從民國《花縣志》卷三《建置·墟市》中可以看出，這里是墟市最為密集的地方。而縣城僅有縣城市一處。長期以來，這種地形上的差異，導致了當地的人民長久以來就在文化、習俗、生產等方面形成了巨大的差異。

“邑北皆山，中鮮居民，其俗樸野，人多獷悍。逸南近省故家巨族，仕宦科名，往往不乏。近山村落，向為賊據，熏其習，積頑成玩，累薄從刁，敗種通租，屢屢見告”可見，在花都區形成了北部丘陵地帶，人口較少，民風獷悍。而花都區西南部地區，多巨家大族，追求功名仕宦的鮮明格局。南部經濟的發展是文化教育事業發達的基礎，而文化教育事業的興盛，又進一步促進了當地的發展。

人才一最為密集的佳錦山、駱村等地，原屬南海，文風本來就非常興盛。再加上，建縣后士紳又在此建有花峰書院等，培養出“邑之前賢者如駱文忠公之為將為相，宋公維屏之為國為民，宋公蔚謙之功在桑梓，此皆幼學壯行，高山仰止，未可概望多士，然嶺南文風，自昔南、番稱盛，今之西隅，南海舊壤也，地靈人杰，士茍奮然自立，急起而直追之，今且異于昔之所云哉。”

從這一點上看，我們就容易理解為什么花都區北部地區在整個清朝竟無一人中過進士舉人以上的籍貫分布除了在整體上不平衡外，呈現出由廣州府治所向周邊輻射的網絡結構而不是以花都區的縣城為中心，進士數量多的核心區域，地域上靠近廣州府治，而離廣州越遠的地區，為數量較少的稀疏區域。人才最為密集的佳錦山、駱村等地，文風興盛。從自然分布上說，駱村位于炭步鎮，原屬南海，與廣州接壤。佳錦山等地距離廣州不超過公里，而清代花都區的住進士，多出自這些地區。

花都區學額的劃撥完成后，形成了文風興盛的局面，客觀上加速了當地民眾對花都區的認同。花都區建立后，當地民眾并不是隨著行政區的變化，立即接受這種變化的。這里涉及一個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問題。所謂文化認同是指特定個體或群體認為某一文化系統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內在于自身心理和人格結構中，并自覺循之以評價事物，規范行為政治認同則指特定個體或群體認為某一政治權力機構對其自身及所屬生活區域所行使的某些權力立法、司法、行政等是可以接受的，因而愿意承擔某種義務。

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所指涉的是既相關聯現實中高度互滲而又相區別義理上界限分明的兩種心理或社會事實。花都區民眾對花都區建縣的社會事實，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建縣之時，“秀頑異民，招徠之眾，服習未訓，欲其齊于軌，物非力追，其靡勢將焉底。……食租衣稅者，猶可為善，若佃耕之氓，…素無余蓄，故輕去其鄉也。”也即花都區建縣之初，士紳之家，尚能安定并接受花都區建縣的事實。但是下層的佃農，由于在花都區并無蓄積產業，所以往往輕易離去。甚至清末的一些花都區士紳往往還以談論“舊壤”為樂事。

嶺南文風，自昔南、番稱盛。今之西隅，南海舊壤也，地靈人杰，士茍奮然自立，急起而直追之，今且異于昔之所云哉。，可見，士紳之間，文化上還是樂意接受更為先進的南海、番禺。但是主要大部分士紳還是開始接受花都區的事實。以黃士龍為例，他積極提倡建縣，而且在建縣期間，與首任知縣王永明，“開山埋谷，鑿石填坑，城垣衙署，一律創建。”`在建縣十幾年后，花都區境內盜匪消弭，社會安定，經濟發展，“墾荒以盡地利，化俗以淳風。使氓樂于耕，而不輕去其鄉士興于學，而不自安于鄙。”

人民也開始認同了花都區的建縣的事實，安于本土，不愿他遷。士紳熱心于學術，不用多關心政事，而關心個人的道德修為。花都區學額的劃撥對花都區的意義重大，不僅使士紳的隊伍進一步擴展，而且促進了當地文化事業的發展，加快了當地民眾對花都區建縣行政區劃事實的認定的過程，人民能夠安居樂業，不輕易離鄉他去，保證了當地社會的穩定，客觀上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清朝廷在批復廣東巡撫李士禎的奏折中規定，自康熙二十五年起，南海、番禺二縣劃歸花都區的里甲、錢糧，始歸花都區自行征收。

自此，花都區開始了賦役、人口的獨立建制發展階段，對當地的社會經濟發生了重大影響。清初的廣東飽受明清易代戰火的摧殘，社會經濟凋敝。自順治四年二月清軍攻入廣州起，至康熙二十年的三十余年間，南明小王朝及其后來聯合張獻忠余部大西軍與清軍在嶺南地區進行的拉鋸戰明降將李成棟的“反正”及其遭到廣東的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繼茂兩藩王的打壓及尚、耿兩藩地肆虐境內小股農民、“社賊”佃仆、家仆一類依附者的紛紛起義等所造成的連綿不斷的紛亂，給社會經濟以沉重摧殘珠江三角洲地區遭受的禍害尤為嚴酷。

清遠“縣城四萬余戶口”，五催兵火之后，民不滿百戶,新會縣城亂中“尸山血海盈野盈城，而系累載道者，更不下十余萬”。人口劇減，有學者估算，這個時期，珠江三角洲人口從明末的犯萬口降至康熙十一年的萬口“遷海”事件，更是千年未遇的浩劫。為防范鄭成功父子的反清勢力，于康熙元年，遷虎門以西，崖門以東的大溪、黃粱、潭州等地居民康熙三年，遷廣州府番禺、順德、新會、東莞、寶安、香山中山和新寧臺山等七縣沿海居民。規定片板不許下海，粒貨不許越疆。

村落、市鎮夷為廢墟，田園荒蕪。被遷之民，少壯流離四方，老弱轉死于溝壑。昔之村，大者或數千家，小者亦數。今則市井蕭條，無雞犬相聞之舊,廣州府七縣被遷丟荒的土地達，畝，占總面積，畝的二分之一直到康熙七年，遷民方才準許重歸故園。但海上依然封禁，鎮守廣東的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繼茂倆藩王照舊橫行施暴。順治七年，當平、靖二藩入鎮廣州后，大加屠殺，“血洗十八甫”。

藩兵強占民房，城內隙地與城郊鞠為茂草以養馬，以衙門、學宮充當馬廄，城中居民被趕往今西門以西的所謂新城。作為中國海貿中心、嶺南巨區市竭中心地廣州，滿目瘡痍，成為二藩的軍營和橫行肆虐的指揮所。二藩恃其兵權在握，擅自橫征暴斂，搜刮民財。私設“總店”，羅踞津口，濫征貨稅。從無收稅之例的日用雞啄，乃至蔬果，都在私抽之列。尤其是壟斷海貿，大搞走私貿易。

因其濫征苛稅，行商望而卻步，“西江之船遂不往來”。商業凋零，市鎮殘破。時人黃居石的《哀江門》詩寫道甲辰移海盡邱墟，古廟獨存新市側毀瓦頹墻塌平道，四顧蕭條目空極，可以說是當時市鎮慘狀的真實寫照。連康熙皇帝也不得不承認“廣東人民，為王下兵丁擾害甚苦，失其生理”。再加上受“路易十四小冰期”的影響，世紀的后半期廣東氣候惡劣，如年的旱災，年的水災、風災、冷凍、冰雹，地震、蟲鼠疫災害等。

以上所列，都是廣東歷史上特大的災害不難看出，十七世紀后半期是各種災害的密集期。從四十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三十多年間的人禍和繁仍的自然災害交相作孽，使廣東的社會經濟陷入低谷。不僅使命中后期蓬勃發展起來的商品經濟飽受摧殘，甚至正常的生產活動也無法維持。海禁給廣東海外貿易帶來的打擊尤其沉重。它切斷了沿海居民靠海活命的生路。當時雖然也同某些國家發生貿易往來，如逞羅于康熙二年、六年、十年皆來過貢舶荷蘭、英國也來過商舶，但貿易額甚微。

藩王和督、撫趁火打劫，通過其委托商人作海上走私，大發其財。尚藩便委任沈上達為藩王府貿易總管，大搞貿易走私活動。在廣東各級官員的庇護下，沈上達成為顯赫一時的富商。當時廣東的各級官員都從沈上達處得到余潤。康熙二十年九月十二日，康熙皇帝對隨奉折本面奏請旨的大學士、學士們說“沈上達系尚之信所屬富商，聯聞廣東大小官員無不用伊銀”。

所以，當尚之信反跡暴露后，有關的官員為杜絕受沈上達的牽連而殺之以滅口兩廣總督盧興祖在康熙六年也指使香山知縣姚啟圣，陰與澳門為市，從事走私他們為了繼續獨享戰時體制下走私貿易的專利，往往以防范鄭氏反清集團勢力為名，要求繼續海禁。尚之信于康熙十六年，在廣東全省“已底定”的情況下，還上疏請求申嚴海禁。甚至當“三藩”剪平，臺灣鄭克壤也已經降附之后，沿海督、撫依然阻撓開海貿易。

關于這一點，康熙皇帝是洞若觀火的。被差往廣東、福建開拓海界的內閣大學士石柱回京復命，于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為康熙皇帝所召見時，康熙皇帝說“百姓樂于沿海居住者，原因可以海上貿易捕魚之故。爾等明知其故，海上貿易何以不議準行”石柱以“海上貿易明季以來原未曾開”，又援引閩粵總督、巡撫、提督認為臺灣新地為由作答。

康熙斥之日向雖嚴海禁，其私自貿易者何曾斷絕凡議海上貿易不行者，皆由總督、巡撫自圖射利故也，可謂一語中的。應當指出的是，藩王、督撫趁海禁作海上走私，以官僚政治與商業結合，霸占商利，形成政治和經濟一體的特權階層，他們擅奪海利，壟斷商業，破壞了市塌的正常運轉。明中葉發育起來的城鄉市塌網絡體系遭到摧殘。明清易代之際的戰亂，嶺南地區來得較晚，結束也最遲。

鎮守嶺南的平、靖二藩在廣東的種種劣跡，康熙皇帝是知道的。但為了利用其消滅南明政權和鄭氏的反清勢力，康熙皇帝對平、靖二藩采取寬容的態度。康熙十二年，當尚可喜上疏要求歸老遼東，請由其子尚之信承襲王爵時，康熙認為時機成熟，決定撤藩。三藩公然發動叛亂。經過八年戰爭，終于康熙二十年殲滅三藩，結束了藩王的暴政。

但嶺南各地，“民困未蘇，瘡痍未起”。廣東為緊要之地，當兵焚擾攘之后，百事待舉。李士禎正是在此情況下，于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旨以原銜按指江西巡撫調補廣東巡撫，重任的。總之，明清易代之際，廣東經受了明末戰亂的嚴重干擾，人口銳減，社會經濟跌入低谷。自李士禎撫粵之后，到康熙年間，廣東社會才逐漸地走向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