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宗同源卻走上不同道路！朝鮮和韓國誰才能代表朝鮮半島文明？

不知道你是否看到過韓國紅絲絨藝術團在朝鮮表演節(jié)目的畫面。

臺上，是世界頂尖流行工業(yè)包裝出的甜美與熱辣，光鮮亮麗的少女們在聚光燈下盡情釋放著青春的活力。

臺下，則是一片莊嚴肅穆的寧靜，沒有熒光棒，沒有尖叫聲，觀眾們正襟危坐，眼神中透出的只有一種刻進骨子里的堅毅。

這樣一幅極具張力的畫面，或許會令人感到不可思議，但要知道，僅僅70多年前，“畫風”差異如此巨大的雙方，還在同一個鍋里夾泡菜，拜同一個祖先，用同一種語言和文字。

這種劇烈的反差，不禁讓我們產(chǎn)生一個巨大的疑問，那就是，朝韓兩國，到底誰才能真正代表半島文明呢？

徹骨之痛

“鯨魚打架，殃及蝦米”，這句流傳于朝鮮半島的俗語，絕非僅僅是某種鄉(xiāng)野村夫的自嘲，它更是朝鮮這片土地千年來生存史最精煉的血淚總結(jié)。

如果我們攤開東北亞的地圖，就會發(fā)現(xiàn)，朝鮮半島自古以來，就處于一種令人窒息的“包圍圈”之中：

西面是體量巨大、文明成熟且始終保持著向心引力的中華帝國，不管是隋唐明清，每一次中原王朝的呼吸都會在半島引發(fā)颶風；

至于東向和北方，不是島國日本這個一直試圖將半島作為跳板以圖大陸的鄰居，就是時刻窺視著南下不凍港的沙俄帝國。

這種“四戰(zhàn)交地”的處境，讓朝鮮半島文明的底色中缺乏了一種沙俄式的“擴張”自信，也少了一些英倫式的“孤立”從容，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在夾縫中求生存的極致敏感與焦慮。

而要理解這種痛入骨髓的文明基因，我們必須將目光投向那個令所有朝鮮歷史學家至今都會感到“恥辱”的歷史事件——“三田渡之辱”。

1636年的冬天，對于朝鮮王朝而言，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寒冷，因為在這一年，皇太極改國號為清，正式稱帝，并要求作為屬國的朝鮮斷絕與明朝的關系，轉(zhuǎn)而向大清稱臣。

這對于當時奉行“尊明攘夷”政策、自詡為“小中華”的朝鮮君臣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

畢竟，在他們的眼中，明朝不僅是宗主國，更是從“壬辰倭亂”中拯救了朝鮮的“再造父母”，尤其是當時的明廷都還在堅持對清軍的抵抗，朝鮮就更加不能容忍自己向清廷稱臣。

于是，在那樣一個實力懸殊的時刻，朝鮮的滿朝文武中硬是響起了一片激昂的“斥和”之聲，誓要與清軍決一死戰(zhàn)。

但可惜的是，朝鮮這種建立在“明朝托底”心態(tài)上的強硬態(tài)度，已經(jīng)與當時明清雙方的實力對比嚴重不符。

1637年1月，皇太極親率12萬大軍渡江、長驅(qū)直入，將朝鮮仁祖李倧，圍困在現(xiàn)位于首爾東南部的南漢山城。

南漢山城之圍持續(xù)了47天，城內(nèi)糧草斷絕，士兵凍死餓死的不計其數(shù)，而城外的清軍則沒有急于攻城，反而用火炮的輪番轟炸，瓦解著朝鮮君臣的心理防線。

最終，為了保全社稷，為了讓城中百姓免于屠戮，仁祖李倧選擇了投降，前往漢江東岸的三田渡，向皇太極進行了三跪九叩的投降儀式。

而這，對于深受儒家禮教熏陶、講究“君臣之禮”的朝鮮國王來說，無異于一次朝鮮版的“靖康之恥”，更是堪稱精神上的凌遲。

這一幕，不僅成為了朝鮮王朝的屈辱，更是整個半島文明心態(tài)的轉(zhuǎn)折點，它種下了一顆“帶毒”的種子，這便是對現(xiàn)實力量的極度恐懼、以及對道德制高點的極度偏執(zhí)……

偏執(zhí)的變化

在三田渡受辱之后，朝鮮精英階層產(chǎn)生了一種強烈的補償心理：

既然在軍事和政治上已經(jīng)不得不臣服于清朝，那么，他們在道德和思想上就要取得比清朝、甚至說是中國都要更加強烈的優(yōu)越性。

在這種心理的作用下，朝鮮半島極具爭議的外交哲學——“事大主義”得到了空前的強化。

字面上看，“事大”即“侍奉大國”，通過向中原王朝稱臣納貢，確立宗藩關系，以此來換取國家安全保障和政治合法性，同時也獲得相對獨立的內(nèi)政空間。

不過，清廷統(tǒng)治下的朝鮮對“事大主義”的詮釋，已經(jīng)與面對明朝時的狀態(tài)發(fā)生了顛覆性改變，一改過去的“心悅誠服”，而是變?yōu)榱恕懊鎻母拐u”、“陽奉陰違”。

他們一方面在公開場合使用清朝年號，穿著清朝賜予的官服，定期派遣使節(jié)去北京朝貢。

另一方面，卻會在私下里、在書院中、在祭祀時，依然沿用明代崇禎皇帝的年號長達兩百年，背地里痛罵清朝為“胡虜”，甚至沒少產(chǎn)生“反清復明”的想法。

在朝鮮看來，當中國本土都因為“文字獄”，無人再敢奉明朝為“正朔”的情況下，他們還敢如此作為，就是取得了一種心理上的優(yōu)越感。

而這種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行事風格，也讓朝鮮民族鍛煉出一種獨特的能力：

在強大的外力壓迫下，通過表面的服從來掩蓋內(nèi)心的堅守，哪怕是在極度惡劣的環(huán)境中，也能保留一絲自尊的火種。

這種堪稱“忍辱負重”的生存邏輯，直接成為了后來朝鮮半島在面對強權(quán)時的行為模式底色：

無論是面對日本殖民統(tǒng)治時的地下反抗，還是冷戰(zhàn)時期在美蘇夾縫中的生存博弈，無不充斥著這種“事大主義”的影子。

所以，在朝鮮半島分裂后，韓國成為了一個對美國重度依賴、又反美情緒交織的分裂個體，朝鮮則是成為了極其強調(diào)自立“主體思想”的策源地。

這二者，本質(zhì)上都是對歷史上“事大主義”的一種反彈與修正，而這種傾向也就決定了，他們都沒有擺脫那份獨屬于半島文明的歷史烙印……

一體兩面

所以，即便朝鮮和韓國，這兩個同宗同源的兄弟，在1945年分道揚鑣，看似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但從他們的許多行為來看，其實都從未完全走出過當年“三田渡”的“陰影”。

朝鮮的金日成政權(quán)，其實就是那個完美繼承了朝鮮王朝“斥和攘夷”精神的存在。

當面對蘇聯(lián)這個龐然大物、甚至是大洋彼岸武裝到牙齒的美國之時，獨立后的朝鮮硬是走上了一條堪稱決絕的“主體思想”道路。

他們認為朝鮮民族是世界上最純潔、道德最高尚的“孩童種族”，就像一個需要被“父母保護”免受外部污染的孩子，雖然物質(zhì)條件或許沒那么富足，但是他們的精神絕對“干凈”。

這便是為何，在面對南方富足的韓國之時，朝鮮人常會認為他們是出賣靈魂所得，韓國是美國人的“殖民地”，更是被洋人們玷污了血統(tǒng)的傀儡。

至于韓國，他們也知道自己現(xiàn)代化的奇跡，是建立在與日本殖民者的合作，以及后來對美國資本的依附之上。

所以，韓國人越是有錢，內(nèi)心往往就越是空虛，由于缺乏獨立爭取民族解放的歷史資本，他們就像是斷了根的浮萍，“文化自卑感”也是由此產(chǎn)生。

所以，我們看到了韓國極度撕裂的社會景觀：

一方面，他們會視美國為“救世主”，在首爾光化門廣場揮舞星條旗，仿佛只要美軍還在，漢江的奇跡就能永續(xù)。

另一方面，也會因為美軍裝甲車碾死女學生而引發(fā)舉國抗議，甚至在電影等文藝作品里瘋狂意淫暴揍美國反派。

這不僅僅是政治立場的左右互搏，更是半島文明在被清政府強行統(tǒng)治后，對強權(quán)留下的“面從腹誹”的精神創(chuàng)傷。

從這個層面來說，韓國動不動就要申遺中國傳統(tǒng)節(jié)日，甚至是篡改歷史名人的祖籍，其實也就不難理解了……

現(xiàn)在，我們再回看誰才能代表朝鮮半島文明這個問題，便會發(fā)現(xiàn)，不管是朝鮮還是韓國，都不過是這個文明的一部分而已。

朝鮮代表了半島文明中那股寧折不彎、甚至不惜玉石俱焚的“烈性”，韓國則代表了半島文明中那股善于鉆營、極度敏感的“劣性”。

唯一的變量，只是他們都曾被推到了1945年的那個不得不做出選擇的歷史十字路口，而這，也將決定他們能否能真正走出被大國左右命運的歷史宿命……

參考文獻

《東北亞問題困境——認同視角的解析》靳利華、張丹

《東北亞文明的創(chuàng)造性起源與發(fā)展性保存——以中國和韓國的宗教思想和禮儀為中心(上、下)》崔俊植

《朝鮮半島的地理宿命？——近代以來韓國“半島想象”的歷史建構(gòu)與本質(zhì)》周曉蕾

《尊周想象與藩屬心態(tài)：朝鮮士人視閾下的夷齊祭祀與夷齊認知》徐棟梁

《朝鮮半島的對外觀念演變路徑:“敵友”和“文明”的視角——從三國時代到朝鮮王朝》李旻

《朝鮮半島知識階層的國史觀建構(gòu)研究（1895-1945）》于亦璇

《李氏朝鮮“事大交鄰”政策的演變及其歷史影響述論》劉美廷

《東風與西化：東北亞文明之路》王元周

《儒學思想與東北亞“文化共同體”》方浩范

《東北亞文化研究》黃鳳岐、朝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