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產業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機理與系統性協同

Articles|China Economist Vol.20, No.6, November-December 2025

Title

汽車產業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機理與系統性協同

作者簡介

覃 毅*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郵箱：qinyijob@163.com

摘要：伴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向縱深發展，以及產業創新從點狀技術突破轉向鏈式生態重構，汽車產業的創新路徑和創新成果價值轉化正在發生重大改變。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技術等顛覆性科技推動汽車產業創新的同時，汽車產業重構引致創新鏈向系統能力升級躍遷，二者相互賦能、共生演進，形成了以“技術—產業”動態適配為特征的“鏈式協同”范式。汽車領域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融合機制主要體現為以產業政策和市場擇優攻關為指引、多主體聯合創新為核心、資本市場為保障的有機架構。對此，通過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優化創新資源配置與全鏈條服務保障、構建開放創新生態等的系統性協同，加快推進汽車產業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

關鍵詞：產業鏈；創新鏈；顛覆性科技；鏈式協同

一、引言

當前全球范圍內科技領域正在經歷快速的技術進步和技術更迭，知識創新和技術演進速度大幅提升，創新環節的邊界不斷突破與重構，交叉融合趨勢日益顯著，推動科技創新從量的積累到質的躍升。與此同時，新模式、新業態層出不窮，新的產業形態不斷涌現，并呈現出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發展的趨勢。

近年來，我國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速推進新興技術從實驗室突破到走向全球市場，在全球科技創新以及產業鏈創新鏈中的地位顯著提升，形成了全球領先的創新體系和創新生態，特別是在量子計算、人工智能、5G通信、新能源等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成為全球科技創新的重要引擎。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投入達3.61萬億元，其投入強度（占GDP比重）為2.68%，超過歐盟國家平均水平（2.11%），接近OECD國家平均水平（2.73%）。

汽車產業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一直以來都是技術創新和產業變革的前沿領域。技術創新與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不僅推動汽車產業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取得突破，還促進了汽車產業組織形態優化和生態系統完善，從而提升汽車產業競爭力。伴隨著全球正在經歷的以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為特征的產業變革，汽車產業的創新路徑和創新成果價值轉化形式已發生重大改變，產業間的交叉融合正在加速汽車產業重構。尤其近年來我國汽車產業在新能源技術、智能駕駛技術等前沿領域的科技創新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新能源汽車產業創新以及汽車產業鏈上中下游的協同創新反映了汽車產業創新范式的重大轉型。

為了更好理解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的概念及內涵，簡要回顧經濟學中創新理論的形成和演化。熊彼特于1912年首次系統提出創新理論，指出創新是“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強調創新對經濟發展的革命性意義。此后，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長模型（Solow,1956）將技術進步視為外生變量，認為長期經濟增長僅依賴外生技術進步。以羅默的知識溢出模型（Romer,1986）和盧卡斯的人力資本模型（Lucas, 1988）等為代表的內生增長理論則將知識、技術、人力資本等創新要素內生化，揭示了知識積累以及教育投資的外部性，成為解釋長期增長的核心框架。與此同時，技術創新經濟學（Enos,1962；Freeman,1974）、制度創新理論（North,1971；Ruttan,1987）、開放式創新范式（Chesbrough,2003；vonHippel,2005）、生態創新系統理論（Edquist,2001；Chesbrough,2006）等前沿創新理論相繼出現并持續演進。

結合創新理論，可以認為，科技創新既包括知識積累、認知范式轉換帶來的原創性科學研究，也涉及將科學發現轉化為實際生產能力，通過創造和應用新方法、新技術、新工藝，采用新的生產方式和經營管理模式，對現有的產品和服務進行改造升級，以及創造新的產品和服務。產業創新則是在技術創新驅動下的產業形態變革，通過技術突破、模式變革和生態重構，形成新的產業形態或重塑傳統產業格局，推動產業體系向更集約高效、更強競爭力和更可持續方向發展。從相互關系看，科技創新是產業創新的基礎和動力，產業創新則為科技創新提供產業化應用場景和市場價值實現，二者互為源流、相互促進，具有天然的融合性。

本文將立足汽車產業創新實踐，重點分析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相互促進的場景、創新鏈產業鏈的雙向賦能、驅動融合的體制機制以及深度融合的系統創新，為推進汽車產業體系現代化提供參考。

二、顛覆性科技推動汽車產業持續創新

當前全球產業鏈創新鏈加速重構、雙向賦能。從基礎研究、應用研究以及技術研發的創新供給到產業化、商業化的創新應用，多元創新鏈條正在持續賦能產業創新；與此同時，產業組織變革和產業生態構建等產業鏈的調整升級反向誘導技術進步和優化技術路線。由此形成“技術—產業”動態適配機制以及相互聯動的“鏈式協同”范式，通過創新鏈與產業鏈之間產生的鏈式反應，推進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根據巴斯德象限理論(Stokes,1997)，純應用研究和由應用引發的基礎研究是產生知識擴散并促成產業化的科技創新，即愛迪生象限和巴斯德象限。由這類基礎研究所引發的通用目的技術，如生成式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具有較強的滲透性，產生的知識擴散和知識溢出可能突破傳統產業鏈邊界，引發諸多行業關鍵共性技術發生重大變革（李曉華，2025）。本質上，創新的核心是知識創新。通常情況下，創新主體所產生的知識會沿著創新鏈條線性傳遞。由于知識活動和創新方式日趨復雜，反饋迭代、跨界融合等機制使得創新模式向非線性和網絡化演進。創新鏈上的知識和技術在與產業的結合中加速滲透轉化，促進產業鏈優化升級。

我國近年來在石墨烯、碳纖維等基礎材料，工業軟件、高端芯片等核心部件，工業互聯網、5G通信等底層技術，以及數字技術、人工智能等通用目的技術領域所取得的一系列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引致汽車產業深刻變革，特別是一些顛覆性科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汽車產業創新的方向和深度。一方面，顛覆性技術對生產要素的重構會衍生出新的技術創新，如云計算、智能駕駛等，這些新技術組合將以更寬泛更深遠的方式影響整個汽車產業鏈，甚至導致產業鏈的延伸和斷裂。另一方面，顛覆性技術的革命性和滲透性會打破傳統產業邊界，形成新的業態和產業模式，創造新的產業賽道。隨著固態電池量產、高階智能駕駛系統落地，以及智能座艙從人機交互到情感共生，新能源汽車領域必將再次發生變革和重塑。總的來看，汽車產業的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主要集中在動力系統升級帶來的產業重塑、綠色技術應用推動的綠色轉型、數字技術驅動的智能制造以及智能駕駛技術引領的汽車產業變革等領域，蘊含在多元融合場景之中。

（一）動力電池技術研發和綠色技術應用推動新能源汽車產業變革

新能源領域的顛覆性技術突破催生了新能源汽車產業和動力電池產業，成為全球新能源領域的重要驅動力。動力電池作為新能源汽車的核心部件，是汽車產業技術研發的重點領域，具有萬億元市場規模。據韓國SNE Research統計，2024年全球動力電池裝機量排名前十的企業中，家中國企業的全球市場占有率達67.1%。

近年來，我國在固態電池、氫燃料電池等技術路線上的科技研發取得了較大進展，其技術突破直接決定了汽車產業競爭力以及可行的產業創新方向。

相較傳統鋰離子電池，固態電池技術在能量密度、安全性及充放電性能等方面實現了質的提升。目前，寧德時代研發的全固態電池樣品實測能量密度達500Wh/kg，是當前主流液態鋰電池的2倍以上，有望助推車輛續航突破1000公里，其硫化物固態電解質熱穩定性超過400攝氏度，能夠從根本上解決傳統鋰電池的熱失控風險。隨著固態電解質與電極材料之間界面問題得以解決，以及材料研發取得新突破、制備組裝工藝持續優化，固態電池技術的產業化將為新能源汽車在內的諸多領域帶來重大技術變革。

綠色技術的持續創新和廣泛應用是新能源汽車產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能夠顯著帶動產業鏈上下游持續創新，而且能夠大幅降低碳排放，有助于“雙碳”目標的實現。氫能作為零碳二次能源載體，其氫燃料電池技術具有零排放、能量轉化效率高等特點。質子交換膜、催化劑及雙極板等 核心技術領域的系統集成創新，大幅提高了電堆功率密度和電池系統壽命。從電解水制氫到固態 儲運，再到燃料電池應用，我國氫能產銷保持平穩增長。《中國氫能發展報告（2025）》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底，我國累計建成可再生能源電解水制氫項目產能占全球的51%。《2025—2030年中國氫燃料電池車行業項目調研及市場前景預測評估報告》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底，我國累計推廣氫燃料電池汽車2.8萬輛。

（二）數字技術和工業機器人賦能汽車產業智能制造

制造環節是技術集成的中樞。近年來，在數字技術、工業機器人賦能實體經濟趨勢下，我國汽車企業通過工藝優化、系統集成、服務創新等方式，大幅提升了產品和服務的創新供給能力。

數字技術加速向汽車制造領域滲透，顯著促進了要素優化配置和生產流程再造，汽車產業的生產組織方式出現系統性變革，大規模采用自動化生產線、工業機器人等，實現了生產自動化，并利用數字孿生技術，實時監控和優化生產流程。在新能源汽車制造過程中，應用數字孿生技術，實現生產過程的虛擬建模與優化，能夠提前發現并解決其中的潛在問題。這種數字化的生產方式不僅提高了生產效率，而且降低了生產成本和資源消耗。例如，大眾汽車通過虛擬仿真技術優化生產線排程，大幅提高設備利用率，單輛車的生產周期明顯縮短。賽力斯通過供應鏈創新模式，構建了從材料研發到整車制造的全鏈條升級體系，利用數字孿生技術，實現關鍵工序全部自動化和24小時在線監測。

工業機器人在新能源汽車制造中的應用日益廣泛。從零部件加工到整車裝配，智能機器人可以完成高精度、高重復性工作，大幅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例如，在車身焊接環節，機器人可以實現精確的焊接路徑控制，提高焊接質量和速度。同時，機器人還可以與傳感器、視覺系統等結合，實現智能化操作，適應不同的生產任務。

此外，依托工業互聯網平臺，能夠有效整合汽車制造流程，實現產業鏈各環節的互通互聯、數據協同共享，實時獲取供應商的生產進度、產品質量等信息，從而更好地進行生產計劃和調度。工業互聯網平臺為汽車制造商和零部件供應商提供了合作平臺，促進了產業鏈的協同創新。同時，汽車供應鏈應用區塊鏈技術，提高了供應鏈的效率和可靠性，實現了零部件溯源與供應鏈金融創新。

（三）智能駕駛技術引領汽車產業智能化轉型

伴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5G通信技術等前沿技術加速產業賦能，其與汽車技術的深度整合，使得汽車產業轉型呈現智能化、網聯化的顯著特征，“智能移動空間”逐漸成為汽車產品的主流形態，形成了以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為載體的創新技術集群。

新能源汽車配備激光雷達、攝像頭、毫米波雷達等多種傳感器，在芯片研發和算法迭代支持下的多模態大模型能夠對實時感知的環境信息進行處理分析并給出決策和控制指令，集中式的電子電器架構使得數據處理和信息交互更加高效，極大地提升了智能駕駛系統的性能，加速實現自動駕駛的高階目標。例如，蔚來的首款車規級5nm高性能智駕芯片“神璣NX9031”成功流片，擁有超過500億顆晶體管，預計其算力超過1000TOPS，可支持L4級自動駕駛。小鵬“圖靈芯片”實現300億參數大模型端側運行，單顆算力相當于當前市場主流芯片的3倍（呂笑顏，2025）。華為等車企加碼布局端到端技術，推動輔助駕駛向高階智能駕駛跨越。

三、汽車產業重構牽引科技創新突破

在全球汽車產業向新能源、智能化轉型的關鍵期，汽車產業鏈正從傳統的“機械主導”向“智能電子融合”深度重構，新能源汽車及智能網聯汽車領域已形成較為完善的產業鏈。產業鏈不再僅是創新鏈的應用載體，而是通過市場痛點所牽引的技術需求、產業鏈主體間的創新網絡、從單點突破到系統升級的技術動態迭代等核心機理，構建起全鏈條創新生態。其中，依托龍頭企業的生態組織能力、跨領域主體間的深度協作，以及規模化應用的數據反哺，共同推動創新鏈從單一技術突破向系統能力升級躍遷。

（一）瞄準汽車市場痛點開展核心技術攻關

汽車產業創新牽引科技創新的主要方式之一，是通過整車廠到供應鏈的反饋機制，將汽車產業的市場痛點轉化為明確的技術目標，形成從消費端到研發端的閉環驅動。

新能源汽車的快速發展以及汽車產業智能化趨勢，使得產業焦點從傳統機械性能轉向自動駕駛、智能座艙等智能化體驗，以及續航、補能速度等電動化效率，反向推動汽車產業加速相關領域的關鍵技術攻關。例如，高階輔助駕駛的市場需求，促使整車廠與芯片企業聯合研發高算力SoC芯片；輕量化與高續航的需求，驅動材料供應商與電池企業協同開發新型鋁合金與固態電池技術。

汽車產業鏈加強上下游協作，能夠有效提升需求傳導效率，將分散的市場需求聚合為共性技術目標，提高創新效率并加大產業化應用。例如，整車廠基于用戶對低成本、高性能、電驅動的需求，聯合電驅供應商與材料企業共同研發定制化產品，并搭載于多款車型實現量產，在降低成本的同時提升效率。這種產業鏈協同的方式，更有助于驅動科技創新始終圍繞市場真實場景發力。

（二）汽車產業鏈主體間形成創新網絡

在汽車產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下，產業鏈各環節通過龍頭企業引領、多主體嵌入的組織方式形成創新共同體，推動技術突破從單一企業向網絡化協作躍遷。

汽車龍頭企業發揮創新生態主導作用，憑借其技術知識積累和市場地位，扮演著創新鏈“組織者”角色，不僅提供市場需求與技術標準，更通過技術培訓與管理賦能，協助中小供應商提升研發能力，形成“以強帶弱、整體躍升”的集群效應。例如，賽力斯通過“1+1+N”供應鏈集成集聚模式，即1家鏈主+1家核心供應商+N家上下游配套企業，聯合川渝30余家零部件企業，如寧德時代宜賓工廠（動力電池）、成都蓮洲科技（模型制作材料）、成都嘉潤（車身模塊化總成）等，開展協同攻關；與此同時，在產品研發階段深度融合材料科學、電子電氣與整車集成技術，推動輕量化材料、智能座艙模塊等關鍵環節的全鏈條升級。

隨著智能網聯汽車技術復雜度不斷提升，汽車產業鏈引入芯片、軟件、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外部創新主體，以跨領域主體深度嵌入推動技術創新。例如，零跑汽車與高通合作，雙方從芯片定義階段就深度協同，推動整車架構設計模式轉型。零跑基于自研的“四葉草”中央域控架構（硬件整合SoC系統級芯片與MCU微控制單元雙板設計），向高通提出單芯片同時支持智能座艙與輔助駕駛需求；高通則針對車規級場景優化4nm制程的8650芯片，全球首發高通雙8797芯片方案，總算力達640TOPS。這種整車廠定義場景、芯片商定制算力、軟件商優化算法的跨領域協作，打破了傳統汽車產業鏈從主機廠到一級供應商再到二級供應商的線性結構，構建起以場景為牽引的多維創新網絡。

（三）汽車產業應用場景加速技術迭代

顛覆性技術的演化離不開應用場景的支撐，而新興技術的應用場景具有多樣性、規模性、演進性、協同性、不確定性等特征，在其“工程化—商業化—產業化”動態演進過程中發揮著技術驗證、需求驗證和生態構建的作用（方曉霞、李曉華，2024）。

汽車產業的規模化應用與持續反饋，通過“應用驗證—數據積累—迭代優化”的循環機制，加速技術成熟并催生新的技術需求，形成產業創新與科技創新的正向反饋，持續推動科學技術從實驗室走向市場、再由市場進一步激發科技創新的螺旋式演進。

汽車產業鏈擁有先進的制造能力，同時市場覆蓋面廣，其規模化應用為技術創新提供“試驗田”，有助于加速技術成熟，快速迭代至可商業化落地的狀態。與此同時，智能化產品會產生海量用戶數據，如駕駛行為、座艙交互偏好等，由此形成數據驅動的創新模式，持續挖掘潛在需求并轉化為新的技術攻關目標，為技術升級提供精準指引。例如，零跑汽車的“四葉草”架構通過搭載某系列車型并量產，驗證了中央域控架構的工程可行性，并基于用戶反饋進一步優化版本，集成度顯著提升；通過自研智能座艙系統內置雙AI大模型，結合高通8295芯片的算力支持，收集用戶語音交互、功能使用頻率等數據，反向優化算法響應速度與個性化推薦策略。賽力斯鳳凰智慧工廠集成了1000多臺機器人協同作業，生產周期縮短約30%，產品不良率降至1%以內，驗證了魔方平臺兼容純電、增程、混動三種動力形式的可靠性；通過L3+級輔助駕駛功能的實際道路測試，積累超百萬公里行駛數據，為后續高階智駕系統的功能擴展奠定基礎。

四、驅動創新融合的體制機制

在汽車產業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耦合、“鏈式協同”的范式背后，形成了一套多維聯動、協同共生的體制機制，主要由產業政策和市場擇優攻關為指引、多主體聯合創新為核心、資本市場為保障的系統性框架組成，很好地發揮出制度優勢、場景牽引、產學研協同和耐心資本在推動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活動，以及加快產業創新和開拓產業新賽道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政策創新為創新融合提供制度保障

近年來，我國針對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實施了大量產業政策。一是以產業規劃落實國家戰略，包括《汽車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2012—2020年）》《汽車產業中長期發展規劃》《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2021—2035年）》等。二是實施“雙積分”政策，設定企業平均燃料消耗量積分和新能源汽車積分，促進汽車企業加大新能源汽車的研發投入，推動新能源汽車滲透率從2015年的1%提升至2024年的35%，并建立起全球最完善的充電基礎設施體系。三是穩步推進試點工作。近幾年組織開展公共領域車輛全面電動化先行區試點、換電模式應用試點、新能源汽車與電網融合互動試點、汽車安全沙盒監管試點，以及智能網聯汽車準入和上路通行試點、“車路云一體化”應用試點等（中國汽車技術研究中心等，2024）。例如，2020年9月北京市啟動建設以亦莊為核心的高級別自動駕駛示范區，現已建成城市級工程試驗平臺，旨在探索經濟合理的“車路云一體化”解決方案，加快實現L4及以上高級別自動駕駛的規模化運行。

（二）市場需求牽引場景開放和技術響應

市場機制是引領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及其相互融合的關鍵機制，其作用不僅表現為需求牽引下場景開放的創新驅動效應，而且在于技術創新迭代下的技術戰略合作。例如，當前消費者對出行體驗和娛樂場景的需求，引致新能源汽車企業加大智能座艙研發應用，逐漸從“功能堆砌”向“場景化服務”轉型，甚至出現“智能化內卷”現象。理想汽車構建了采用自研Task Former神經網絡架構的多模態大模型Mind GPT，支持方言自由說、指令自由說、簡潔模式以及全時全車免喚醒。我國新能源汽車產銷量連續十年全球第一，倒逼產業鏈上游的鋰電材料、智能駕駛等環節實現技術突破。此外，合資品牌為應對市場需求，通過入股自主車企成立合資公司，共同研發智電新產品，借助自主車企的先發優勢與本土供應鏈體系，導入自主車企的智電技術，推出獨立的新能源汽車品牌。同時，利用中國較低的生產成本和成熟的供應鏈，將產品反向出口至海外市場，以促進產品的電動化和智能化轉型。

（三）創新主體協同構建創新聯合體

有效銜接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兩大體系是產業創新鏈的基本功能，相比技術轉移和科技創業，產學研協同創新更適合產業創新鏈的構建（洪銀興，2019）。產學研協同旨在打破知識鴻溝、平臺孤島與場景局限，通過聯合研發的方式共享研發資源和技術成果，提高研發效率，降低研發成本及風險。在產業智能化趨勢下，即以人工智能為核心驅動的智能經濟模式影響下，智能技術和數據要素正加速賦能現有產業發展模式轉型和培育新支柱產業。在這一過程中，科技領軍企業或產業鏈鏈長牽頭組建并主導產業創新聯合體，以此推進場景化智能技術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形成“場景飛輪”（尹西明等，2025）。中國汽車工程學會牽頭成立創新聯合體，整合了企業、高校及科研機構資源，集中突破固態電池、智能駕駛等關鍵技術。與此同時，龍頭企業之間也在廣泛開展戰略合作以進行技術攻關和技術輸出，創新性地采取跨界聯盟的方式整合創新資源。例如，華為通過HI（全棧智能汽車解決方案）、智選車等不同的技術接入模式，與北汽、長安等車企合作，構建并拓展“華為生態聯盟”。

（四）“耐心資本”有效降低創新融合風險

科技創新從基礎研究到產業化應用，往往需要數年甚至更長周期，特別對于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更是如此；而產業創新及產業結構優化同樣存在持續投入和長期回報的問題，整個過程伴隨著高風險。對此，培育壯大“耐心資本”，為企業提供全生命周期、接力式融資模式，能夠確保從科學探索到產業增值過程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截至目前，私募股權創投基金參與投資了九成的科創板和北交所上市公司、過半數的創業板上市公司。政府引導基金，如常州新能源產業母基金，引導社會資本投向新能源汽車核心零部件、氫能等領域，推動強鏈補鏈。重慶產業投資母基金以“耐心資本”模式支持賽力斯向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轉型，推動其電池技術研發及超級工廠建設。

五、創新深度融合的系統性協同

推動汽車領域的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關鍵需要各類資源、多方主體的系統性協同，從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優化創新資源配置與全鏈條服務保障、構建開放創新生態等方面持續發力。

（一）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發揮多方聯合創新效能

企業是技術開發與應用的關鍵載體，也是市場需求的直接感知者和響應者，能夠敏銳把握科技創新的社會需求。其創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創新融合的深度，是推動創新融合發展的重要微觀主體。因此，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需要充分調動汽車企業、科技企業等的創新積極性，發揮龍頭企業創新主體作用。例如，比亞迪開放電池技術標準，引致寧德時代等供應商參與電芯設計，由此形成“技術定義—產業協同—市場驗證”的創新路徑。一是大力培育汽車相關領域的科技領軍企業。例如，據韓國SNE Research統計，寧德時代作為動力電池領域的領軍企業，在全球電動汽車電池市場占有率達37.9%，其電池技術創新推動了新能源汽車的發展。華為在車聯網、智能駕駛等領域提供全棧式解決方案，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智能網聯汽車的智能化水平。二是壯大汽車產業上下游的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加大對開展技術攻關、成果轉化等的中小企業給予財政補貼和融資支持。鼓勵有能力的民營企業承擔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重點領域的攻關任務。支持中小企業聯合龍頭企業組建創新聯合體，共同突破動力電池、車規級芯片、智能駕駛等關鍵技術。

（二）完善科技成果轉化服務體系，彌合從實驗室到生產線的創新鴻溝

科技創新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即科技成果產業化，涉及技術攻關、技術轉化、技術商業化等階段，依托中試平臺、概念驗證中心等主要載體，旨在實現從實驗室成果到規模化生產技術應用的轉換。需要打通堵點、連接斷點，構建“技術撮合—聯合攻關—產業化落地”的全鏈條科技成果轉化服務體系，覆蓋實驗室、中試、量產等環節。一是夯實基礎研究。加大對新能源汽車基礎研究特別是電池材料、智能駕駛算法、電子電氣架構等關鍵領域的投入。鼓勵企業聯合高校和科研機構開展前沿技術研究，提高我國在新能源汽車技術領域的原始創新能力。二是促進技術融合。積極推動新能源技術、智能駕駛技術、電子電氣架構與軟件技術等相互深度融合，產生新的功能產品和應用場景。例如，智能駕駛技術與電子電氣架構相結合，實現車輛智能化控制和信息交互。三是加快技術產業化。加強產學研合作，推動企業、高校及科研機構共建產業技術基礎公共服務平臺，加快新能源汽車技術創新成果的產業化。例如，重慶大學與長安汽車共建的智能網聯汽車實驗室，成功開發L4級自動駕駛系統，關鍵算法性能指標國際領先。還可以探索建立跨行業跨領域標準協同機制，推進新材料、新工藝、新產品標準制定及國際標準互認。

（三）構建開放創新生態，激發本土應用和全球資源的雙重勢能

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不應“閉門造車”，而是需要統籌國內國際資源，構建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開放創新生態，通過跨國合作以及技術標準輸出提升我國汽車產業創新能力。一是構建產業創新聯盟。推動新能源汽車企業與零部件供應商、能源企業、信息通信企業等建立產業創新聯盟，加強產業鏈上下游企業之間的創新合作與協同攻關。二是培育新興產業生態。積極培育新能源汽車相關的新興產業生態，如智能網聯汽車服務、新能源汽車回收利用、新能源汽車金融等。三是加強科技創新國際合作。積極參與國際產業合作，深入開展與國外新能源汽車企業、高校及科研機構的科技交流與戰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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