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產生狀元最多的城市是哪？

要說歷史上產生狀元最多的城市，那就不得不提蘇州了。說起蘇州，現在人們第一時間想到的或許是精巧絕倫的蘇繡、熱氣騰騰的蘇式湯面、甜糯可口的梅花糕，又或許是冠絕天下的蘇州園林。但如果你要問古代人，清初的散文家汪琬會回答：“蘇產絕少，唯有二物”，一為梨園子弟，這其二呢，就是名揚天下的蘇州狀元了。（鈕琇《觚剩續編》卷四《物觚·蘇州土產》）徐珂也在《清稗類鈔》中寫：“蘇州有三多，曰多狀元，曰多妾，曰多名妓。”并指出“鼎甲之盛莫盛于蘇州府”。

根據學者李嘉球先生在《蘇州狀元》中統計的數據，自隋朝創立科舉制度開始，至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廢除科舉為止，全國共有文、武狀元七百余名，其間蘇州共出50名，其中文狀元45名、武狀元5名。就在有清一代，蘇州就出了26名狀元，占江蘇全省狀元數的53.06%。“狀元之鄉”由此可見一斑。

然而，人們不禁要問，蘇州為什么能走出這么多狀元呢？

政治經濟重心的南移

蘇州也并非從一開始就有著“狀元之鄉”的美名，隋唐至北宋時期，由于政治中心在西安、洛陽、開封一線，也就是在黃河沿岸，北方的狀元更多。南方的狀元開始超過北方，是從南宋開始的。

狀元扇面展。來源/蘇州博物館

靖康之變后，宋室南渡。趙構在應天府繼位（1127），改元為建炎，之后輾轉于建炎三年（1129）到達最初的南渡目的地——江寧，后改稱建康府，但完顏宗弼（兀術）很快就率領三路金軍南下，趙構又再次出逃。建炎四年（1130）完顏宗弼攻入臨安，趙構遁于海上，到了當年二月，宗弼因孤軍深入，聲稱“搜山檢海已畢”開始撤兵，但經此一遭趙構再也不愿回建康，于是在紹興元年（1131）十一月，趙構以紹興“漕運不繼”為由，移駕臨安，翌年正月十四日抵達臨安，最初稱為“行在”，至紹興八年（1138）才正式定為都城，宋朝也由此完成了政治中心的南移。這一重大轉變不僅改變了南宋的政治地理，更重塑了中國的文化版圖。

南宋初期，適逢戰亂，整個江南都處于動蕩之中，百廢待興，第一次省試是在紹興五年（1135），此時秦嶺淮河以北的地區基本上處于金人的控制之中，南方狀元數量逐漸增加。

整個南宋期間，蘇州共出過7位狀元，而在北宋的167年間，蘇州只出了一個狀元莫儔?[政和二年即1112年狀元]，后因降金遭貶?。這種數量上的差距，也和宋室南遷有著脫不開的關系。

除了政治原因，更根本的還是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蘇州本就物產豐富，被稱為“魚米之鄉”，在西漢時期就是江東中心，相比于北方，也少了許多戰亂的侵擾。自隋朝大運河開通以來，南北經濟的交流逐漸頻繁，也就使本就富庶的蘇州更上一層樓。至唐代，蘇州已是“甲郡標天下，環封極海濱；版圖十萬戶，兵籍五千人”（《自到郡齋走筆題二十四韻》）。唐代詩人白居易在蘇州任刺史時，曾留下許多描寫蘇州風物的詩篇，“十萬夫家供課稅，五千子弟守封疆”（白居易《登閶門閑望》）也反映當時蘇州在全國經濟中的地位，在南宋時更有“蘇湖熟，天下足”的說法，可見蘇州的繁盛。元代鄭元祐在《僑吳集》中寫道：

“惟東南富庶為天下最，若吳之賦入則又為東南最。”

明清時期，蘇州府所繳納的稅糧占全國的十分之一，絲綢、棉布行銷四海，明人王锜在《寓圃雜記》中描述蘇州：

“閭檐輻輳，萬瓦甃鱗，城隅濠股，亭館布列，略無隙地。輿馬張蓋，壺觴罍盒，交馳于通衢永巷中，光彩耀目。”

這種持續的經濟繁榮，為文化教育的興盛提供了最為肥沃的土壤。

江南經濟的逐步起飛，使得江南成為人才的聚集地，也為蘇州文教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百姓們衣食無憂，自然也就追求起精神上的富足。于是在“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年代，在這樣富庶的蘇州，人們紛紛筑起藏書樓，支持子孫后代們考取功名，來保障家族的政治經濟利益。

千年的重教風氣

除卻堅實的物質經濟基礎，蘇州狀元的興盛也離不開蘇州源遠流長的重教風尚，《吳郡志》中記載，“其人君子尚禮”“道教隆洽，亦其風氣所尚也”，這種尚文重教的風氣歷經千年而不衰。

北宋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調任蘇州，在蘇州城南得到了一塊名為“南園”的土地，此地風水極佳，據“堪輿師”說，若是在此處定居，子孫會科甲不斷、公卿輩出。不料范仲淹聽后說：我在這里安家，只有我一家富貴；不如在此建個學舍，讓吳中子弟都來接受教育，大家都富貴。于是他在這塊叫作“南園”的土地上建起一座學校，這就是后來的蘇州府學。之后范仲淹請胡瑗為首任教席，確立了因材施教的“安定教法”，首開東南興學之風，著名學者紛紛來蘇講學，一時盛況空前，“學者甚眾，登科者不絕”（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由宋至清，有20位狀元曾就讀于蘇州府學，蘇州府學也就成為蘇州文運昌盛的象征。范仲淹不僅自己捐了地，還向朝廷建議重視辦學，認為“致治天下，必先崇學校，立師資，聚群材”，也正是這種思想滋養了蘇州的文脈。

范仲淹畫像。來源/《中國歷代名人畫像譜》

除了官學，蘇州的私家教育也相當興盛，家庭教育在蘇州士人的成長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所以說，不管是在社會上還是在家庭中，蘇州處處浸潤著重學重教之風。而這種風氣不僅影響了為科舉考試讀書的士人，也為蘇州催生出了一眾才女。

明清時期，蘇州涌現出了大量閨秀詩人和畫家，“吳門多閨秀，如沈散花、汪玉軫、江碧珠等，俱能詩”（施淑儀編《清代閨閣詩人征略》），這些才女沒有辦法像男子一樣考取功名，卻以深厚的文化素養，在家庭中持續產生影響。這些才女大多出身文化世家，她們出嫁前受到良好的教育，出嫁后就將自身的文化資源傳遞到其他家族，進而潛移默化地影響下一代。明清時期的蘇州狀元，就有許多是受到母親的悉心培養。

如清代昆山徐元文“兄弟三鼎甲”，其母就是顧炎武五妹，父親遠游，兄弟三人的學習和教育都系于母親一身。又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蘇州狀元石韞玉，出身普通的士紳家庭，父親常年在外遠游，他從小就跟隨母親讀書，出身于書香世家的母親每日親自督課，為他講經，正是這些閨閣教師，為蘇州狀元的成長提供了最早的啟蒙。

成熟的應試體系

除了上述的經濟基礎和重教風氣外，影響著蘇州狀元產生的最大因素仍然是——科舉。說到底，狀元是通過科舉考試產生的，那么為了成為狀元，就必然要對科舉考試的內容和形式做到爛熟于心。在科舉考試的時代，古人也有著自己的應試技巧。尤其是在明清兩代，八股成為科舉的定式，八股文寫得好與不好直接決定了學子們的未來仕途。八股格式僵化，內容也限于四書五經，雖然常常被詬病“錮智慧，壞心術，滋游手”（嚴復《救亡決論》），但也為應試技巧的發揮提供了空間，催生了一套完整的應試體系。

狀元及第鏡，明。來源/故宮博物院

在這種情況下，希望考取功名的蘇州士人自然也就重視起八股文的學習和寫作，顧頡剛曾在《蘇州史志筆記》中評論道：

“蘇州地主家庭訓練子弟適應科舉制度之才能，其技術性在全國為最高。”

歷史文化的積淀使蘇州出現了一批掌握八股文技能的高手，這些人在金榜題名后往往又會被蘇州當地士族請來講學，傳授技藝，由此形成了一種極其高效的應試教育體系和文化傳承機制。就如明朝的王鏊和瞿景淳、清朝的韓菼（tǎn）都是蘇州人，這些都是當時八股寫作的大家，往往會引起當時士人的追捧。

《賀況郡侯吳縣出狀元詩》碑，明正統四年（1439）。來源/蘇州碑刻博物館

除了考場上的發揮，官場上的聯絡也是必不可少的。蘇州人不僅擅長科舉，更精于仕宦。明清兩代，蘇州進士近三千人，這些科舉成功的家族通過姻親、師友、同鄉等關系相互聯系，形成龐大的官僚網絡。以著名的“蘇州狀元世家”為例，申時行家族與文震孟家族等多有聯姻，強強聯合。這種盤根錯節的關系網，也為蘇州士人參加科舉提供了寶貴的人脈資源和信息渠道。

值得注意的是，蘇州狀元在仕途上往往表現出色。明代八位蘇州狀元往往官至尚書、內閣輔臣，清代的蘇州狀元也有許多官至一二品大員。這種科舉與仕途的雙重成功，反過來又強化了蘇州在科舉競爭中的優勢地位。

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使得蘇州成為歷史上產生狀元最多的城市。而今日的蘇州，雖然科舉已成歷史，但重教尚文的傳統仍在延續。

蘇州狀元博物館。來源/蘇州文旅

參考文獻：

（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

（宋）范成大：《吳郡志》

（宋）李心：《建炎以來系年要錄》

（元）鄭元祐：《僑吳集》

（元）脫脫：《宋史》

（明）王锜：《寓圃雜記》

（清）鈕琇：《觚剩續編》

（清）施淑儀編：《清代閨閣詩人征略》

（清）梁章鉅：《制義叢話》

金松岑、曾樸：《孽海花》

徐軻：《清稗類鈔》

嚴復：《救亡決論》

顧頡剛：《蘇州史志筆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李嘉球：《蘇州狀元》，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李嘉球：《蘇州文盛出狀元——蘇州狀元的特點及其產生原因》，科舉學與考試研究，2024年12月16日。

本文經“國家人文歷史”（微信ID：gjrwls）授權轉載。

新媒體編輯：崔岑

如需交流可聯系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