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啃老”席卷全國：孩子不工作也不伸手要錢，家長擔心毀一生

一位名校畢業生在老家破平房里過著每月花銷不過3000元的“低欲望生活”，自己覺得擺脫了996，卻讓父母在村里抬不起頭。

聽來匪夷所思的現象，但根據最新數據顯示，18歲至35歲“不上班也不找工作”的年輕人，比例已達到12.7%，比五年前上升了5.4個百分點。

不工作，但也不伸手要錢，這算不算“新型啃老”？

表面看，這群“新型啃老”的年輕人似乎很獨立。他們不直接向父母伸手要錢，過著每月僅3000元左右的“低欲望生活”。

然而細細觀察，這種“獨立”像件新衣。他們中近七成與父母同住。

節省下來的最大開支是房租。吃飯基本在家解決，很少下館子；出行靠公交地鐵；幾個月才買一件新衣服；手機套餐只用最基礎的。這種生活方式下，一個月3000元確實夠用。

農村老家一間破平房的年租金可能才兩三千元。在這樣低廉的生活成本下，通過自媒體、兼職等零散工作賺點錢，就能覆蓋日常開銷。

小牛的父母從未收到兒子要錢的電話，但家里的米面油鹽消耗明顯加快。兒子偶爾會“順走”冰箱里的食物，家里的水電網絡費用自然也由父母承擔。

社科院數據顯示，這些選擇“新型啃老”的年輕人有一些共同特征：他們大多擁有本科及以上學歷，年齡集中在25到30歲之間。

這些年輕人并非從未工作過，實際上，他們中許多人有工作經歷，但主動辭職了。他們對996工作制和高壓職場環境表現出強烈排斥。

這一現象的背后是嚴峻的就業環境。2024年，16歲至24歲年輕人的失業率曾接近15%，而同年高校畢業生人數達到1158萬的歷史新高。

當找工作四處碰壁，當“內卷”成為職場常態，一些年輕人選擇退出這場他們認為“沒有贏家”的競爭。他們并非完全躺平，而是尋找一種更輕松的生活方式。

在農村，“啃老”呈現出另一種形態。記者調查發現，農村啃老現象在20歲至40歲人群中普遍存在。

一位22歲的大學生小王畢業后在家已待業數月，計劃專心考公務員：“現在就業形勢不好，與其在私企混日子還不如認真考公。”

24歲的寧博職高畢業后進城打工數年，仍需要父母不時補貼。今年他結婚，在縣城買房、彩禮等約40萬元的花銷全靠父母承擔。

東部某鎮一位老人無奈地表示：“兒子沒錢養孫子了，無論怎樣也得管呀，誰讓我生的兒子呢。”

農村老人對“被啃”往往抱著復雜的心態。一方面，他們感到壓力；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為幫助子女是應盡的責任。

日本的經歷為我們提供了警示。上世紀90年代經濟泡沫破裂后，日本社會逐漸形成了“低欲望社會”。

大量年輕人選擇不戀愛、不結婚、不生子，也不追求職業發展，只滿足于基本生存需求。這種集體選擇帶來了一系列連鎖反應。

年輕人本是消費主力和社會創新的源泉，當他們普遍選擇低欲望生活時，社會經濟活力明顯下降。

更嚴重的是，年輕人不婚不育導致新生兒數量持續走低，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峻。更少的工作人口需要承擔更多老年人的養老壓力，整個社會保障體系面臨巨大挑戰。

這種狀態在日本已持續三十余年，被稱作“失落的三十年”。有分析認為，這種趨勢短期內不會改變，可能還會延續更長時間。

對待“新型啃老”現象，社會存在兩種不同聲音。

一方認為，年輕人有權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在高壓社會下暫作休息，思考人生方向，未嘗不是一種合理選擇。他們指出，許多選擇這種生活方式的年輕人仍在從事兼職、自媒體等靈活工作，并非完全無所事事。

另一方則擔憂，長期脫離職場會導致社交能力退化，增加重返社會的難度，甚至可能引發焦慮和抑郁等心理問題。同時，他們也擔心這種趨勢會對家庭關系和社會活力造成負面影響。

實際上，這種現象背后反映了更深層的家庭關系變化。在中國傳統家庭觀念中，父母與子女的關系往往難以清晰分割。特別是在獨生子女家庭，父母對子女的關愛和支持常常延續到子女成年后。

值得關注的是，與“啃老”相對應的是“被啃”一方的態度。許多父母對子女的這種依賴表現出默許甚至縱容。

“能幫一點是一點”是許多父母的想法。當子女面臨房租、物價壓力時，不等子女開口，父母就主動提供支援。子女回家一趟，后備箱里常被父母塞滿各種物品。

這種支持有時也成為維系親子感情的紐帶。那些會“順走”父母冰箱里食物的子女，往往也是與父母溝通較多的孩子。父母們常常享受被子女需要的感覺。

然而，這種支持需要有度。健康的家庭支持應該是雙向的溫暖互動。父母給予經濟支持的同時，子女也應該通過陪伴、關心和分擔家務等方式回饋父母。

只得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境，一個家庭有一個家庭的平衡。年輕人追求的低壓力生活與父母期望的傳統成功路徑之間的差距，成為許多家庭需要共同面對的新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