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在昨日發布的聲明一開始像一顆定時炸彈一樣懸在國際社會頭頂。這份原定于美東時間12月2日下午2點發布的公告,被外界普遍解讀為可能涉及俄烏談判或委內瑞拉局勢的關鍵轉折點。而最耐人尋味的是,就在聲明預告前24小時,特朗普剛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通話討論加沙非軍事化,同時美軍在加勒比海的"南方之矛行動"擊沉了20余艘涉嫌運毒船只,而這種軍事高壓與外交試探并行的策略,正是特朗普對俄博弈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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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北京時間凌晨3點一到,媒體除了等來打著瞌睡的特朗普外,似乎沒有任何“重大新聞”,唯一堪稱重大的是,當特朗普介紹哈塞特時說:貝森特不想要美聯儲各種,潛在的美聯儲主席就在這兒(指貝塞特)!話音說完,美元指數下跌0.09%,比特幣強勁反彈超6%(短期流動性不夠,注意風險),COMNEX黃金則下跌0.8%。美國國債收益率縮減跌幅,10年期國債收益率最新下跌1個基點,至4.087%。不過,特朗普也補充說了他將于2026年初才宣布美聯儲主席提名人選,以接替現任美聯儲主席鮑威爾。
此外,在談到委內瑞拉時,他說:美國即將開始在地面上開展緝毒行動,地面打擊要容易得多,很快就會開始。任何向美國販毒的國家都將遭到打擊!
最后,特朗普強調:拜登執政時期的所有文件、公告、行政命令、備忘錄及合同均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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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定的美聯儲掌門?
特朗普本次已將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凱文·哈塞特列為唯一的“候選人”,稱其“既懂經濟又夠忠誠”。這位深耕共和黨經濟政策圈三十余年的保守派經濟學家,從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到第二任期的核心政策協調者,始終是特朗普最信任的“經濟高參”。哈塞特的職業軌跡貫穿學術、美聯儲、智庫與白宮,其政策理念與特朗普的執政訴求高度契合,這使得他在11名候選者中脫穎而出,成為最貼近“完美人選”標準的競爭者。
哈塞特的職業起點植根于學術研究,他以賓夕法尼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畢業,1989年便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任教,從助理教授晉升至副教授,期間專注于稅收政策與企業行為研究,其發表的《股票市場與資本成本》一文成為該領域的經典文獻。1992年,哈塞特進入美聯儲理事會研究與統計局,先后擔任經濟學家、高級經濟學家,這段經歷讓他首次接觸貨幣政策制定的核心流程,熟悉了美聯儲的決策機制與數據依賴邏輯,為日后參與央行政策博弈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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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11月SP-制造業PMI
1997年,哈塞特加入美國保守派核心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EI),擔任常駐學者及國內政策研究主任,這一任職持續近二十年,使其成為共和黨經濟政策的“代言人”。在此期間,他為多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保駕護航:2000年擔任麥凱恩初選團隊首席經濟顧問,2004年助力小布什連任,2008年及2012年兩度為麥凱恩、羅姆尼提供政策支持,逐漸形成“減稅促增長”的鮮明立場。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宮后,立即任命哈塞特為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這一職務讓他從政策建言者轉變為決策者,深度參與特朗普核心經濟議程。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哈塞特的核心貢獻是主導設計并推動《減稅與就業法案》通過,這一30年來最大規模的稅改法案成為特朗普的標志性政績。2019年他主動請辭后,仍與特朗普保持密切聯系,2020年疫情爆發時短暫回歸擔任高級顧問,為經濟紓困政策提供建議。2024年特朗普開啟第二任期后,立即提名哈塞特為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負責統籌所有經濟政策的協調制定。
與此同時,哈塞特還加入特朗普女婿庫什納的私募公司,保持著對市場動態的敏感度。這種“學術和背景”的履歷,讓他成為銜接政治訴求與經濟實踐的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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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哈塞特的經濟學
哈塞特的經濟理論以供給側改革經濟學為核心,兼具學術深度與政策實操性,核心圍繞“減稅激活市場活力”展開。他的研究長期聚焦企業稅負與投資行為的關聯,認為高稅率會抑制企業研發投入與招聘意愿,而減稅能通過提升企業利潤率形成“投資-就業-增長”的良性循環。
在其《減稅與就業法案》的論證中,他主導的經濟模型預測,將企業所得稅率從35%降至21%,可使美國年均GDP增速提升0.4%,盡管這一預測后續引發爭議,但精準契合了特朗普“重振美國經濟”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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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貨幣政策領域,哈塞特的立場呈現鮮明的“增長優先”特征,與特朗普的訴求高度同步。他反對美聯儲將通脹目標絕對化,認為在經濟復蘇乏力時,應優先通過寬松政策刺激增長。2025年美聯儲因通脹反彈延緩降息節奏時,哈塞特公開批評鮑威爾“基于黨派原因拖延降息”,明確主張“立即降息以降低民生成本”,提出美聯儲應關注汽車貸款、住房抵押貸款等與民眾生活直接相關的利率指標,而非單純依賴核心PCE數據。這種“民生導向”的貨幣政策視角,打破了傳統央行的技術化表達,更易獲得政治層面的認同。
值得注意的是,哈塞特并非教條的自由市場主義者,而是注重務實平衡,這或許會讓其不太會像市場猜測的那樣極端。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他支持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認為“危機時刻的政府干預不可或缺”。而在2020年疫情中,他主張通過財政轉移支付與貨幣寬松結合穩定經濟,反對單純依賴市場自我修復。在政策溝通上,他倡導“透明化而非技術化”,主張美聯儲用通俗語言解釋政策邏輯,避免因專業壁壘引發市場誤判,這種風格與特朗普“直接溝通”的偏好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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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11月非制造業PMI
三、與特朗普的羈絆
與特朗普的深層契合:忠誠、共識與戰略價值
特朗普對哈塞特的青睞,首先源于“超越政策的信任紐帶”。與鮑威爾等“外部任命”不同,哈塞特是特朗普核心圈子成員,兩人合作始于2016年總統競選,歷經第一任期的稅改攻堅、疫情紓困等關鍵節點,特朗普曾公開稱他“是真正的朋友”。
這種長期磨合形成的默契,讓特朗普相信哈塞特能“精準理解并執行我的經濟意圖”。更重要的是,哈塞特始終保持“有原則的配合”,他會為特朗普的貿易保護政策提供經濟學辯護,卻拒絕迎合極端政策主張,曾在2019年阻止特朗普“無差別加征關稅”的提議,這種“既能分憂又能把關”的特質,成為他區別于其他候選人的核心優勢。
同時,特朗普的經濟議程以“低利率、寬財政、促增長”為支柱,而哈塞特的理論體系恰好提供了完整支撐。在利率問題上,兩人均強烈批評鮑威爾“加息過度、降息過慢”,哈塞特提出的“將基準利率降至3%以下以降低政府債務成本”的主張,直接呼應了特朗普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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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政策協同上,他主張美聯儲應與白宮財政政策形成合力(不再嚴格獨立),為特朗普的基建計劃、制造業回流政策提供寬松貨幣環境,形成“寬財政+寬貨幣”的組合效應。這種“政策共振”,是沃什等候選人難以比擬的,后者雖支持適度寬松,但對特朗普的激進財政擴張保持警惕。
最關鍵的是哈塞特的“雙重公信力”更是解決了特朗普的核心顧慮,特朗普既希望美聯儲主席“聽指揮”,又擔心過度政治化損害市場信心,而哈塞特恰好兼具“政治可靠性”與“學術公信力”。他的美聯儲工作經歷與保守派智庫背景,能獲得華爾街與參議院共和黨人的認可。
相較于其他候選人,哈塞特的比較優勢尤為突出。與前美聯儲理事沃什相比,他更貼近特朗普的政策偏好,且無需適應白宮與美聯儲的協調流程。與財政部長貝森特相比,他具備美聯儲工作經歷與學術背景,更易被市場視為“專業人士”而非“政治傀儡”。而與現任理事沃勒相比,他與特朗普的信任基礎更牢固,能更高效地推動政策落地。正如特朗普所言:“哈塞特知道如何讓貨幣政策為美國民眾服務,而不是為華爾街的數學模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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