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李先念視察丹江口，省長對其敬佩不已，李：怎么扯到我的頭上

“老李，可算把你盼來了！”1959年12月25日午后，丹江口大壩西側，一口熱氣騰騰的玉米面饃剛被掰開，身穿舊呢大衣的張體學沖著剛下車的李先念喊。風刮得厲害，說話都要提嗓子。

李先念拍拍外套落下的塵土，順著便道往壩頂走。腳下是剛剛合龍的圍堰，幾萬雙膠鞋踩出一道黑線。放眼山谷，漢江水乖乖地繞過工地，像被擰緊的長繩，不再亂跑。對湖北來說，這是幾十年都沒見過的安生景象。

水患為何可怕？稍往前翻，1954年那場洪水就夠教訓人。那年夏天，長江干支流一起發脾氣，武漢最高水位線被瞬間淹沒，荊江大堤吃緊到“頂著一根稻草也會破”的程度。京廣鐵路整整斷了三個月，五百多萬人沒了家園。張體學當時是防汛指揮長，他索性把床搬到大堤上，干脆跟水位線同吃同睡。

洪水退去，滿目瘡痍。張體學暗下決心：湖北要想窮轉富，先得讓河流服管。1956年調任省長后，他把水利當成頭號工程——先修一批小型堤閘，穩住糧田；再謀劃大水庫，給漢江戴籠頭。那幾條原則，“全面規劃、依靠群眾、勤儉治水”，如今聽來像口號，當年卻是張體學一面手寫的大字報貼在省政府走廊天天照面。

丹江口被他選中不是巧合。這里峽谷收束，回水廣，既能防洪又能發電。1958年中央點頭后，張體學一腳油門，武漢——丹江口1200華里硬是跑成夜間班車。兩個司機輪換，他就在座位上攤開圖紙，路燈昏黃，也不嫌晃。

丹江口工地最初只有石灰、塵土和十萬雙肩膀。晚上點著汽燈，滿山紅旗像火炬。張體學混在人群里，石頭肩挑，飯菜同鍋。民工嘴快，“那個抬方木的就是省長”話一散開，地里插秧的社員都知道湖北來了個拼命三郎。

麻煩也跟著來了。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糧票緊張，工程局連工錢都差點開不出。有人建議緩建，張體學拍桌子：“大壩一停，人心就散，后果更大。”他兩次赴京，進國務院匯報，拿著厚厚一摞現場照片，直說“已投工已鑄鋼不能白扔”。國務院最終批了調撥，工地咬牙堅持。

時間回到1959年的這天。李先念沿壩體一路看下來，連連點頭，“行啊，小張，這回可是真把漢江治得服帖。”張體學趕忙擺手：“副總理，這是您的部署，我只是執行。”李先念哈哈大笑，“怎么扯到我頭上？聽黨中央、聽毛主席，不就靠譜了嘛！”

第二天清晨6點，截流號角響起。炮車齊發，石料滾落江心，水花沖天。三個小時后，漢江水勢被硬生生腰斬。號手吹罷，工地靜了幾秒，隨即鑼鼓喧天。李先念腳踩新合龍的堤坎，回頭逗張體學：“省長也干，庫長也干，你挑哪個？”一句話，工地笑聲像浪頭一樣翻過去。

可笑聲背后是實打實的技術難關。1961年壩體出現質量事故，張體學半夜趕到現場，先查施工記錄，再摸著混凝土縫隙問技術員“你敢住這里嗎”。第二天清晨，他直飛北京，把事故報告放到周總理案頭，要求撥款補救。方案當晚拍板，大壩逃過一劫。

丹江口穩住后，張體學把目光又瞄向長江。三峽條件還不成熟，他折中提出葛洲壩。理由很實在：先解決湖北缺電，也為將來三峽做實驗。國務院同意，1970年一聲令下，十萬建設者再次云集宜昌。張體學掛帥，工號001。

勞累多年，他身體早已透支。1973年確診肺癌，準備進京治療前，他向周總理提了個小請求，“讓我回湖北轉轉，收收我的腳印。”在鄂北山嶺，他摸著還沒抽芽的茶株，跟身邊干部說：“讓老百姓先喝上這口茶，我就放心了。”話不多，卻句句掏心。

同年9月3日，張體學病逝北京，年僅58歲。遺體告別那天，葛洲壩和丹江口同時汽笛長鳴，工人們停下手里的焊槍，帽檐底下是一雙雙紅了的眼睛。幾年后，葛洲壩全線投產，三峽論證重啟，再往后，南水北調中線的第一抹清流，正是丹江口的水。這些成果，用當地老鄉的話說，“張省長在天上也能笑出聲。”

歲月已經翻過半個多世紀，丹江庫區水電光合作用依舊轟鳴。回望壩體上的那句玩笑——“怎么扯到我的頭上”——懂行的人都明白，真正的功勞榜上，并排寫著兩個名字：一個叫信念，一個叫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