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儒將”，毛澤東特批拿雙份工資

李濟深的遺像前，擺放著一枚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紀念章。這是女兒李筱松今年9月3日受邀參加紀念大會時獲頒的。她覺得，這是送給父親誕辰140周年最好的禮物。

11月6日，紀念李濟深誕辰140周年座談會在人民大會堂廣西廳舉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革中央主席鄭建邦出席并講話。李筱松和抗日名將蔣光鼐之女蔣定桂等受邀參會，并作為代表發言。

李濟深是中國國民黨民主派的旗幟性人物。他不僅胸懷韜略、治軍嚴明，且滿腹經綸，素有“儒將”之稱。在一生的多個關鍵路口，他始終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

他還擁有一個大家庭，家人始終與之風雨同舟，為他提供了穩定的支撐。李筱松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很感激的是，國家一直沒有忘記父親，沒有忘記他在革命進程中作出的貢獻。

李濟深在家中書房。本文圖/《李濟深畫傳》

三次被“永遠開除黨籍”

在廣西梧州料神村，有一座占地約3400平方米的中西合璧式莊園，這是1925年李濟深和兄弟們合資修建的家族宅院。院落主體是三進二院四合院式建筑，有53間廳房。因為當時局勢動蕩，二三樓都建有炮樓、射擊孔等設施。

料神村是李濟深的出生之地。院落建成時，他已是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不久后又擔任了黃埔軍校副校長、國民革命軍上將總參謀長。

廣西梧州料神村，改建后的李濟深故居。

李濟深從辛亥革命起就追隨孫中山，將粵軍第一師打造成了全軍戰斗力最強的部隊。他助力孫中山平定叛亂，鞏固革命政權，還援建了黃埔軍校，被孫中山稱為不可多得的將才。

孫中山逝世后，隨著蔣介石逐漸推行獨裁統治，信仰孫中山“三大政策”的李濟深與蔣介石的矛盾開始凸顯。

1929年，蔣介石發動蔣桂戰爭，李濟深赴南京調停。蔣介石以“通桂謀叛”為名，將他扣押在南京東郊湯山。他被剝奪了軍政大權，第一次被“永遠開除黨籍”。

“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迫于輿論壓力將李濟深釋放，恢復其國民黨黨籍。同年，李濟深回到料神村，與廣西地方實力派聯絡，開始走上聯共反蔣的道路。

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蔣介石將堅持抗戰的十九路軍調到福建“剿共”。1933年11月，李濟深聯合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和福建省政府主席蔣光鼐等發動福建事變，在福州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宣布反蔣抗日，并與紅軍簽訂了協定。蔣介石第二次將李濟深“永遠開除黨籍”。

1935年，李濟深在香港成立“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擔任主席。1936年“兩廣事變”中，他返回料神村老家，召開同盟骨干會議，桂系代表、地方武裝首領及同盟核心成員與會，明確了聯合地方勢力、呼應中共抗日主張的綱領，協調西南各地反蔣抗日。為了便于和各方聯絡，李濟深在三樓設立了電臺。

他的書房窗欞間，有一道刻痕。這是中共地下黨員與李濟深見面的信號，刻痕朝上表示“安全可談”。

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后，周恩來指示：“要充分認識李濟深的重要地位，努力做好李濟深的工作。”并派人向他轉達：你以前是八路軍的總指揮，我們現在用的是八路軍的名義在北方抗日；你當過第四軍軍長，我們又用新四軍名義在南方抗日，八路軍和新四軍兩支力量，在北伐時期都有過光榮歷史，我們要永遠保持這種光榮歷史，希望你不要忘記這段光榮歷史。李濟深聽了深受觸動。

1940年7月，國民政府軍委會桂林行營改組為桂林辦公廳。蔣介石已于“七七事變”后恢復了李濟深的國民黨黨籍，此時任命他擔任辦公廳主任。由于長江以南幾個戰區的司令長官都出身于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蔣介石要借李濟深這位老長官居中加以調處。

不久，國民黨反動派制造“皖南事變”，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桂林的八路軍辦事處與救亡日報社等機構的工作人員處境危險，急需撤離。周恩來親自致電李濟深，請他盡量給予方便。李濟深幫助被特務包圍的辦事處主任李克農等人脫身離開桂林，還與桂系積極協調，放走了國民黨“黑名單”上的鄒韜奮、陶行知、夏衍、徐悲鴻、梁漱溟等人。

1941年底，香港淪陷，夏衍等大批進步文化人士在中共安排下轉移回桂林。位于東鎮路11號的李濟深家成了桂林文化圈的據點，田漢、徐悲鴻、柳亞子等都是常客。李濟深因此有了西南文化保護人的盛譽。桂林大疏散時，他還撥款2萬元，幫徐悲鴻搶運了24箱書畫。

抗戰勝利后，李濟深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建議，組織進步政治團體，集結國民黨民主派力量反蔣。1946年初，他與馮玉祥、張瀾、龍云、朱蘊山、陳銘樞、蔣光鼐、劉文輝等在重慶秘密成立軍事策反小組，3月在廣州與蔡廷鍇、蔣光鼐等成立了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前身之一）。

1947年2月，李濟深秘密乘船離開上海到達香港，組織國民黨民主派公開進行反蔣活動。5月，蔣介石以“有背黨紀”“詆毀政府”的罪名，第三次將李濟深“永遠開除黨籍”，并下令“全國通緝”。

在中共的幫助下，李濟深一家住進了香港半山腰羅便臣道92號一座舊式三層樓房里。國民黨特務在李家對面一座舊車房里時刻監視，香港當局派遣警察在門口站崗，周邊遍布便衣偵探。李濟深把一樓和三樓都租了出去，全家十幾口人擠住在二樓，度過了最困難的時期。

開展策反工作

1948年1月，李濟深和何香凝、柳亞子、蔡廷鍇等國民黨民主派力量聯合起來，成立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以下簡稱“民革”）。宋慶齡被推選為民革中央名譽主席，李濟深為民革中央主席。

民革一成立就發表了《告本黨同志書》，號召國民黨進步人士起義。民革成立之初，就在國民黨黨政軍內部發展了300多名秘密黨員。民革還組建了軍事小組，一方面與中共中央華南局、中原局聯系，一方面派得力干部去做國民黨將領的策反工作。中共中央派董必武送來700萬元，作為策反工作經費。

李濟深給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桂系首領李宗仁與白崇禧、長沙綏靖公署主任程潛等大批高級將領發出親筆信，勸告他們順乎民心，反蔣救國，還以自身經歷印證與中共合作的可能性。

那時國民黨高官中，除陳果夫、陳立夫和陳誠外，很多人都到香港聯系過李濟深。國民黨代表團到北平和談，出發前也先派人送信給李濟深，請求幫助。

策反工作也并非一帆風順。1948年9月，李濟深派人送了一封長信給浙江省主席陳儀，成功策反了他。陳儀計劃策動自己一手提拔、情同父子的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結果湯恩伯告密，陳儀被押至臺灣殺害。1949年底，蔣介石退到廣州黃埔軍校，由四艘軍艦保護。李濟深計劃策反四位艦長，其子李沛鈺在四位艦長的起義委任書上蓋上了李濟深的簽名圖章。不料起義失密，四位艦長被捕，于廣州解放前夕被殺害。

1948年12月，李濟深在中共安排下秘密離港，北上參加新政協籌備工作。那時，他的第二任妻子雙秀清因肝癌住院，幾個兒子中，李沛文被國民黨抓捕入獄，李沛鈺被通緝，李沛瓊在四川成都空軍幼年學校讀書處境難料，但這些都沒有阻止李濟深的腳步。

動身前幾天，李濟深請人轉交了一封親筆信給白崇禧，勸他支持召開新政協會議，與美蔣決裂。他在信中說：“我自己并不懂得什么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但我相信共產黨、毛主席是真正為國家民族、為人民利益的，一切稍具正義感、民族感的人，都應該贊成擁護他們。”但這一次，他沒有成功。

李濟深北上后，雙秀清在香港病逝。1949年7月，在中共地下黨安排下，李濟深全家人乘挪威貨船到達天津塘沽港，轉赴北平。

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隆重開幕。在會上，李濟深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見證了新中國的誕生。

11月，中國國民黨民主派代表會議召開，民革、民聯、民促和其他國民黨愛國民主人士共同組成了統一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李濟深繼續當選為主席，直至逝世。

西總布胡同5號

北京西總布胡同5號，是李濟深一家的住所。這是一座三套院的平房，全家20多人住，很不寬敞。在周恩來的安排下，院子經過改造，建了一座三層小樓，有40多間房屋。

李筱松1950年在這里出生，是李濟深的第13個孩子。自記事起，她就經常見父親一早提著大公文包，坐上自己的黑色吉斯車出門，警衛隨同護送。不出門時，常有民革中央高層來家里開會談工作。在頤和園小住時，他也總在畫舫上見客。

李濟深與夫人梁秀蓮，兒子李保和，女兒李筱林、李筱松、李筱樺、李筱莉在頤和園。

李濟深工作十分繁忙。除擔任民革中央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外，1954年，他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又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他與其他43人聯名提出人民政協“一號提案”，要求致電聯合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1954年，他提議將“供給制”改為“工資制”，這個提議被采納，推動了新中國首次全面薪資體系改革。他向毛澤東反映，有些曾在抗戰中作出過貢獻的國民黨軍官失業在家，生活困難，毛澤東責成有關部門幫助失業軍人就業。他還最早建議兩會同期召開、政協委員列席全國人大會議，這種做法延續至今。

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有些地方的中共黨委沒有再堅持和民主黨派商議要事的做法，李濟深向毛澤東建議：“政府凡有一件比較大的事，都先行經過協商，機關座談一次，然后提交政府委員會通過公布。”毛澤東復函他：“你的意見是對的，已告有關同志注意。”

李濟深信仰佛教，和宗教界人士相交甚深，是虛云法師、巨贊法師的好友。他認為，搞好新中國佛教事業是做好統戰工作的重要途徑。他與趙樸初、巨贊等人在政協會議上提議創辦全國性佛教刊物，不久《現代佛學》雜志出版發行。后來，他又積極協助創建了中國佛教協會。在他的提議下，成立了北京棋藝研究社和中國畫院。

大多數時候，李濟深在西總布胡同5號的生活是平靜幸福的。

每天早上，他會到書房外的大陽臺上打太極拳，一年四季風雨不誤。花園里有金魚池、兩架葡萄，還種了玉米、花生、向日葵和棉花。從春天起，他就忙著給向日葵和玉米授粉，領著孩子們拔草摘枯葉。深秋結了果實，總要慶賀一番。

閑暇時，他就帶上全家人郊游，碧云寺年年必去。每到一處都要照相，他會在照片后注明時間、地點，照得好的要寫上“好”及加印的張數。如果不出城，他會去逛琉璃廠、隆福寺，到美術館看展覽，晚上聽戲看演出。

那時李濟深的月工資500元，比毛澤東和周恩來還高。毛澤東還特批他拿雙份，1000元。這些錢，除了維持一大家人的生活，他還經常用來接濟生活困難的老部下。

1959年10月9日早上，正在寄宿學校上課的李筱松突然被家人接走，帶到北京醫院。她在病房里看到，父親身上插著很多管子，醫護人員正在緊張地搶救，儀器發出急促的聲響。

8時27分，李濟深因胃癌及腦動脈血栓醫治無效逝世，終年75歲。

永遠的懷念

父親去世時，李筱松只有10歲，對一切都是懵懂的。幾年后，她開始聽到有同學議論，說她是國民黨家庭的孩子。老師告訴同學們，她的父親是反蔣民主人士，不允許歧視她。

李筱松真正有機會深入了解父親，已是30多歲后了。

1985年11月一個寒冷的晚上，李筱松和30多位家人在北京首都機場迎接從美國歸來的二哥李沛金及其夫人盧荔蕾。他們時隔39年回國，是為了參加李濟深誕辰100周年紀念活動。

李濟深一生有3位妻子、7個兒子和9個女兒，算上第四代，那時整個家族有80多人。他們一起在北京找尋過去的印記。西總布胡同5號早已主動交還國家，1965年被國家分配給李宗仁夫婦居住，1969年李宗仁逝世后由國家收回，后來改稱西總布胡同9號，成了中國國際友誼促進會的辦公地。

1985年11月6日，民革中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李濟深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李濟深遺孀梁秀蓮和子女出席。

幾天后，家族成員乘坐火車抵達桂林，參觀了李濟深擔任桂林辦公廳主任時住過4年的舊居。隨后又乘火車去南寧，參觀了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李濟深逝世后，家人將他收藏的字畫、瓷器、古銅器、玉器、古墨硯、印章等910件文物捐獻給這里，其中不乏徐悲鴻、齊白石、張大千、黃賓虹等贈送的字畫。李濟深說過，這些東西都要交給國家。

離開南寧，他們坐長途汽車抵達蒼梧，分乘30多輛汽車到了料神村。李濟深故居已被修繕一新，書房窗欞間那道刻痕仍在，展柜里一份會談記錄寫著：“李公言：‘黨派之見可暫擱，民族危亡不可待。’”那臺黑色老式電臺仍在，電臺旁的記錄本上還有一行字：“今日接張將軍電，愿捐糧百石。”李濟深經常提的那盞馬燈，依舊掛在后院雜物間的墻角處。

此行的最后一站，是去廣州和那里的親屬團聚。這場跨越三個省區市的家族大團圓之旅，持續了一個月。

40年過去，現在只有李筱松和六姐李筱桐、十姐李筱薇住在北京，還有四個弟妹住在美國。他們現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將多年前編成的李濟深文集順利出版。

李濟深的子女大多從事科教工作。他不希望后代從政，而希望他們學科學技術，投身國家建設一線。只有李沛瑤后來從政，曾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革中央主席。

李筱松是北京市黃埔軍校同學會第七屆理事會理事。她說，父親一直關心統一問題。他與烈士陳寶倉和吳石同為保定軍校校友，曾為吳石的軍事作品寫過序言。1949年陳寶倉受中共中央華南局和民革中央派遣赴臺工作，他犧牲后，李濟深為他出具書面證明，并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主持了公祭。李濟深臨終前留下的最后一首詩寫道：“我與全民宏愿在，及身要見九州同。”

如今，李筱松家客廳擺放著李濟深的小型半身塑像和大幅遺像，還有一幅李濟深和毛澤東并排坐在沙發上談笑的油畫。有一個瓷娃娃，她保存了70多年。那是一個放鞭炮的小女孩，圍裙上刻著“小松”。當時北京舉行景德鎮陶瓷藝術展，父親將這個瓷娃娃當作禮物送給了她。他擔心剛上小學的李筱松認字困難，就將“筱”字都寫成“小”。

李筱松保存著一張明信片，是1956年父親出訪東歐時寄給她的，上面寫著：“小松，你很乖嗎？爸爸到了一個很美麗的地方，你看看這張畫片就見到了一部分了。望你乖乖地玩，聽幼兒院阿姨的話，在家聽媽媽的話，愛妹妹弟弟們，我回來時給你帶些好玩的東西。爸爸字1956.11.28。”

（本文參考了《李濟深畫傳》、李沛金著《我的父親李濟深》）

發于2025.12.1總第1214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儒將”李濟深

記者：宋春丹

編輯：黃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