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套征稅上熱搜？重點根本不是那幾塊錢

避孕套30年免稅時代結束了，“低欲望”經濟是不是要來了？

從2025年1月1日起，在中國已享受超過30年免稅待遇的避孕套等避孕用品，將恢復征收增值稅。這意味著其市場價格可能上漲，消費者購買成本將增加。

這一變化源于即將實施的新《增值稅法》，它取代了1993年的舊條例，并取消了其中對避孕藥具的免稅條款。

當年的免稅是為了配合計劃生育政策，降低避孕成本。如今，在生育率斷崖式下跌、人口連續三年負增長的背景下，政策意圖已然轉向鼓勵生育。

根據新《增值稅法》，一般納稅人銷售此類產品按13%稅率繳稅，小規模納稅人按3%征收率計稅。政策調整背后，是我國人口形勢與稅制優化的雙重變化。

隨著市場成熟，避孕用品已供應充足，行業規模預計2025年超220億元，不再需要稅收扶持。取消專項免稅有助于稅制公平，并讓財政資源更多投向育兒補貼、托育服務等生育支持領域。

對消費者而言，價格影響有限。由于增值稅可抵扣，產品實際漲幅預計在5%-10%。例如15元的避孕套可能漲價約1元，30元的避孕藥或漲1.5-3元。

普通家庭每月相關支出預計增加不到10元，基本不影響日常使用。

相關部門也將對特殊群體提供必要保障。

專家指出，此舉旨在將避孕用品與普通醫療產品稅收拉平，是構建鼓勵生育環境的一環。

這一消息公布后，網絡反應激烈。

許多網友質疑其邏輯，認為“連避孕套都嫌貴的人，更養不起孩子”，并擔憂這會增加意外懷孕和性傳播疾病的風險。

但現實中的消費數據卻不同，即便繼續免稅，中國避孕套市場規模也已連續四年萎縮，相比2020年縮水了四分之一。

不少年輕人坦言，新規對自己影響不大，因為“沒有性生活，自然不用買”。

調查顯示，中國年輕一代的性活躍度正在下降，經濟壓力之下，親密關系被許多人暫時擱置。有學者分析，這反映了家庭與個人在經濟下行期優先保障生存安全的心理，愛情與性成為了可以被“合理犧牲”的部分。

有很多人認為，恢復征稅其實無法顯著地刺激生育率提升，它首先是一個清晰的“政策信號”，標志著國家人口治理思路從過去的“行政管控”邁向了全方位的“系統激勵”。但更重要的是，“低欲望社會”表象下的經濟根源被挖出來了。

在家庭資產負債表承壓、對未來收入預期謹慎的“債務通縮螺旋”中，年輕人正在全面收縮非必需消費，包括性與生育。

1. 政策邏輯的嬗變

三十年前，中國正被一股巨大的人口增長慣性推動著前行。

“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整個社會的資源、輿論、乃至政策工具，都像精密齒輪一樣咬合，為這一個核心目標服務。對避孕藥品和用具免征增值稅，就是這龐大機器中一個精巧的零件。

它的邏輯直接而高效，消除一切可能阻礙政策執行的成本因素，讓避孕變得毫無經濟負擔，從而確保限制生育的目標能以最低的社會摩擦實現。

到了今天，我們再次談論避孕套的稅收，所有東西都有了巨大的變化。

人口形勢翻天覆地，政策口號從“只生一個好”變為“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那么，此時恢復征稅，真的是指望靠這區區幾塊錢的漲價，就能讓人把避孕套扔了去生孩子嗎？

這想法未免太過天真。

任何理性的成年人都算得清這筆賬，養育一個孩子數十萬乃至數百萬的成本，與一盒避孕套因稅收而增加的幾元零錢，根本不在同一個數量級上。

它根本不可能成為影響個人生育決策的那個關鍵砝碼。

這一“增稅”動作，首先是一場意義重大的“政策大掃除”。它將避孕用品從承載了特殊國策使命的“政策工具”清單上拿了下來，放回了普通商品的貨架。

這標志著一個時代的正式終結，那個以“限制”為絕對核心、圍繞它配置所有資源（包括稅收優惠）的舊范式，被整體歸檔了。

同時，新稅法又對托兒所、幼兒園、養老等服務機構給予稅收減免。

這一“增”一“減”之間，共同勾勒出新時代的輪廓，政府試圖搭建一個全新的、系統性的支持環境。

它不再聚焦于對某個單一行為（用避孕套）進行精確的成本打擊或激勵，而是轉向構建一個從婚前鼓勵、生育支持到幼兒撫育、甚至關聯養老的“全生命周期”政策生態。

思路從“管住你不想讓你做的”，切換到了“支持你希望你去做的”。

這背后，還有一種不易察覺但力量強大的“軟性宣導”。

稅收從來不只是經濟工具，它自帶社會規范和價值導向的屬性，取消一項延續三十年的免稅待遇，本身就是顯著的信號，意味著國家的優先事項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它試圖在社會的集體意識中，去扭轉一種延續了數十年的習慣——也就是過去的少生、避孕，那是受到制度鼓勵的“正確”；而今，政策希望通過這種符號性的調整，慢慢營造一種將婚育視為更受鼓勵的社會常態的氛圍。

這是一種對集體心理的溫和干預。

但是也相對顯得理想化了。

它建立在一種線性的、機械的“刺激-反應”模型上，仿佛只要系統性地移除“抑制因素”（比如象征性的避孕免稅），再增加“激勵因素”（比如托育減稅、生育補貼），社會行為和民眾選擇就會像調整參數一樣，朝著預期的方向平穩轉變。

它把復雜無比的人類決策、家庭計算和時代情緒，簡化成了一個可被政策杠桿撬動的簡單方程式。

但現實社會不是實驗室，人的心靈更不是儀表盤。

當最基本的生存安全感和對未來的穩定預期都受到動搖時，任何精巧的環境建構和溫和的價值宣導，都可能撞上一堵由經濟焦慮筑成的無形高墻。

這是我們無法避免的現狀。

2. 被忽略的核心

人們普遍說“養孩子貴”，往往只觸及了問題的表層，那僅僅是未來現金的流出；而真正扼住生育咽喉的，是千百萬家庭當下整個財務根基的動搖與對未來信心的流失。

一個典型的城市中堅家庭，它的財富構成曾經清晰而充滿希望。

資產端的核心，甚至幾乎是唯一的核心，是那套承載了安居夢想、也背負著巨額貸款的房產。

在過去二十年“永遠上漲”的預期里，這套房子不只是一個家，更是家庭財富的“定海神針”和“增長引擎”。

它意味著安全感，意味著可預期的資產增值，意味著必要時可以變現或抵押的底氣。

然而，當房地產市場的邏輯發生根本性逆轉，這個核心資產的屬性就發生了恐怖的質變。它從“發動機”變成了可能不斷漏水的“沉重船艙”。

房價橫盤乃至陰跌的預期一旦形成，人們驚恐地發現，自己最大的資產不僅不再增值，反而可能在紙面上縮水，更可怕的是，它背后關聯著那份二三十年都難以擺脫的剛性負債——房貸。

于是，這張資產負債表的兩端同時拉響警報。

在資產端，核心資產價值預期動搖，家庭凈資產面臨縮水的恐懼；在負債端，每月雷打不動的按揭還款，在經濟波動、收入前景不明的時代，從一道普通的算術題，變成壓在心口的巨石。

這份壓力是持續性的、剛性的，它吞噬著當下的現金流，更透支著未來的發展空間和抗風險能力。

正是在這樣一張已然脆弱、甚至可能正在惡化的資產負債表面前，家庭需要做出一項最重要的長期投資決策，是否生育一個孩子。請不要再將其僅僅看作情感或傳統的延續，在現代都市生活的精密計算中，它已徹底金融化。

養育一個孩子，意味著在未來的二三十年里，你需要持續地、巨額地、且充滿不確定性（教育、醫療、機會成本皆難以預估）地輸出現金流。

這無異于在你的資產負債表上，新增一項期限極長、數額巨大、且無法違約的“特殊負債”。

對于一個理性的家庭而言，這場評估實在是冰冷。

在現有核心資產價值不穩、主要剛性負債已壓力山大的情況下，我們是否有能力，又是否有勇氣，再去承擔一份可能高達數百萬、持續數十年的全新現金流支出？

當基本的財務安全都顯得岌岌可危時，任何新增的重大長期負擔，都會被本能地視為不可承受的高風險。這不是不愛孩子，這是對自身家庭財務結構可能崩潰的深深恐懼。

因此，真正起作用的“避孕措施”，不是藥店貨架上那盒橡膠制品，而是我們必須面對的財務壓力，是面對未來時的巨大風險規避本能。

人們開始下意識地推遲甚至放棄建立需要堅實經濟基礎的情感關系，因為一段導向婚姻和生育的嚴肅關系，本身就是一份需要合并報表的“合資企業”。當合并的基礎（雙方的個人資產負債表）都顯得脆弱時，合資組建家庭、并擴大再生產的意愿，自然冰封。

我認為，再多的爭論，所謂的避孕套漲價幾塊錢是否會影響生育，完全搞錯了對象。

真正的避孕藥，是那份讓人夜不能寐的房貸還款計劃，是對房產價值可能下跌的憂慮，是對事業和收入能否穩定支撐未來二十年的深深不安。

在這些動輒以數十萬、百萬計量的宏大經濟現實面前，一盒避孕套的價格變動，如同投入驚濤駭浪中的一粒小石子，連一絲漣漪都難以激起。

只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根本上，就不是要去控制生育的成本，而是去看承載生育的那個經濟基礎，是否還堅實可靠……

3.“性蕭條”的本質

而正因為經濟基礎可靠性存疑，所以，我們現在就觸及了所有現象中最令人不安，也最具揭示性的一面，即所謂的“性蕭條”。

開頭就已經提到過，數據顯示避孕套銷量連年下滑，調查揭示年輕伴侶間無性婚姻比例攀升，這些都不僅僅是觀念開放或個性解放的結果。其背后，或者是一幅宏觀經濟壓力如何精準傳導至人類最私密領域、并抑制其基本沖動的現實。

這是一種深刻的“經濟生理現象”，簡單來說，就是“把經濟看作一個活生生的人體”。

我們的身體有呼吸、心跳、體溫、新陳代謝、生病、康復等生理現象，經濟學家發現，整個國家的經濟系統就像一個龐大的生命體，也表現出非常類似的規律和現象。

理解這一現象的關鍵，在于看到親密關系在現代社會中的“避險化”趨勢。

在經濟前景明朗、收入穩定增長的時代，尋求伴侶、建立家庭、生兒育女被視為一種順理成章的“人生投資”，其情感回報足以覆蓋可知的經濟成本。然而，當經濟不確定性成為時代底色，個體與家庭會本能地切換到“防御狀態”。

此時，建立并維持一段嚴肅的、可能導向婚姻與生育的親密關系，所需投入的巨量資源——時間、情感、金錢，以及更重要的機會成本——使其看起來更像一項高風險的“資產”。

于是，理性的“風險管控”意識開始滲入情感領域。

人們開始下意識地“去風險化”，減少不必要的社交，以降低“遇見成本”和無效的情感消耗；推遲或回避婚姻承諾，以避免合并那張可能已經脆弱的“資產負債表”；甚至，減少伴侶間的性生活頻率，這成了規避“意外懷孕”這一足以引爆家庭財務計劃的“黑天鵝”事件的最直接手段。

這并非人類的欲望本質發生了改變，而是最原始的欲望，在最根本的生存焦慮面前，被系統地、大規模地壓抑了。

愛情與性，從生活的目的，淪為了首先要保障生存之后才敢考慮的奢侈品。

這一微觀行為的集體轉向，與宏觀經濟的惡性循環緊緊咬合，形成了一個可怕的“債務通縮螺旋”。

它的起點，正是我們已經討論過的家庭核心資產——房地產。

當房產的財富效應減弱、抵押品價值縮水，整個經濟的信用擴張引擎就遭遇了阻力。企業和家庭不再熱衷于借貸以投資未來，而是爭先恐后地修復自己受損的資產負債表，提前還貸、增加儲蓄、削減一切非必要支出。

這種保守心態如同瘟疫般蔓延，消費收縮的鏈條從最巨額的開支（買房、買車）開始，逐步傳遞到日常消費（旅游、購物），最終，必然侵蝕到最具彈性、最可被壓縮的“可選消費”——即對人際關系的投資與對自我的愉悅投資。

為約會購置的衣衫、增進感情的共同旅行、營造氛圍的晚餐……

直至承載親密關系的性本身，都被無情地納入了成本削減的清單。

從這一方面而言，“性蕭條”與低生育率，其實就是那個宏大經濟惡性循環進入深水區后，最確鑿、也最令人心悸的“病癥”。

正如一些分析人士指出的，“性是消費的重要媒介”，個中的傳導鏈，也很直接，資產價值預期轉弱→家庭資產負債表承壓→為自保而全面收縮消費（包括對親密關系與自我展示的投資）→社會總需求與經濟活動活力下降→進一步惡化收入預期與資產價格預期。

螺旋不斷自我強化，將經濟活力與人的生命活力一同卷入向下的渦流。

在這個閉環中，恢復征收避孕套增值稅的政策，試圖在鏈條的末端進行一絲輕微的干預，其無力感可想而知。

它仿佛在試圖擰緊一個已經因為主體結構銹蝕而徹底漏水的閥門。

可真正的問題不在于閥門本身，而在于整個壓力系統正在失壓，在于驅動系統的信心引擎已經熄火。

當維護自身財務生存成為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時，任何關于繁衍、情感乃至純粹愉悅的“長期投資”，都會在決策清單上被無限期擱置。

這不僅是經濟的通縮，更是生命活力的通縮。打破這個螺旋，需要的不是針對生育行為的精微調整，而是重塑整個經濟系統的信心基礎，讓家庭能從防御姿態中重新抬起頭來，看見一個值得投資、也敢于投資的未來。

4. 說在最后

因此，恢復征收避孕套增值稅，作為一個孤立的政策動作，其實際影響將極其有限。

單純讓避孕套漲價，難以喚醒婚育意愿。

真正關鍵的，是如何緩解年輕人在住房、教育、就業上的巨大壓力，讓他們不再為基本的生存安全感而焦慮。

只有當生育不再被視為沉重的財務風險時，鼓勵的政策才能真正觸及人心。

而所謂征稅的政策，其真正價值，是作為一個現象切片，迫使我們正視兩個殘酷的現實，

第一，現在以現金流補貼（發錢、減稅）為主的鼓勵生育政策，可能遭遇“政策鈍化”。當家庭面對的是資產負債表的結構性損傷和對未來的深度不安時，小幅的現金流入激勵，難以對沖其巨大的風險感知。

第二，解決問題的鑰匙，可能是在“生育政策”之外。它關乎如何穩定核心資產價格預期、如何通過改革減輕居民的長期負債壓力、如何構建真正讓人有安全感的社會保障網。

個中復雜，起碼要財政、金融、社會保障、收入分配等領域一起行動起來。

簡言之，避孕套征稅，照見的不是避孕的成本，而是生育的“定價”之高昂——這個價格，并非由避孕套或奶粉的單價構成，而是由對家庭財務未來數十年的信心所決定。

要重建這份信心，需要超越傳統人口政策，進行一場旨在修復億萬個家庭資產負債表、扭轉深層通縮預期的經濟與社會革命。

本文作者 | 東叔
審校 | 童任
配圖/封面來源 | 騰訊新聞圖庫
編輯出品 | 東針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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