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劉伯承聽說原配還活著，并且日子過得很艱苦就托人帶信

1949年，劉伯承聽說原配還活著，并且日子過得很艱苦，就托人給她帶信，想把她接到南京享福，原配卻說：“我不去，你也不要回來！”
這一年，南京的秋天有些涼意，街頭巷尾都在議論新中國的事，有人說，劉伯承將軍最近心事很重。
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能看出來，他吃飯的時候總是比平常慢半拍，有時筷子舉在空中好一會兒才落下，其實他心里惦記著的，是遠在四川開縣的一個女人——他的原配程宜芝。
那天傍晚，劉伯承在屋里踱步，手里攥著一封剛收到的信，信紙已經(jīng)有些發(fā)黃，上面寫著程宜芝和兒子的近況，寥寥幾句，全是苦日子的味道。
有人勸他：“老首長，把她們接來南京吧，您現(xiàn)在地位高，吃穿用度都不愁，怎么能讓老家人還受苦？”劉伯承點了點頭，半晌才吐出一句：“她這輩子，跟著我受夠了。”
第二天一早，劉伯承托人給程宜芝帶信，還讓人帶上一些錢和些南京的點心，他心想，程宜芝要是愿意，就把她和兒子一塊接到南京來，哪怕只是照顧她一陣子，也算盡了心意。
信到了開縣，程宜芝聽人讀完，沉默了很久，天還沒亮，她就起床到院子里收拾柴火，她的手指粗糙，指甲縫里嵌著泥，衣服上補丁補著補丁。
鄉(xiāng)下的鄰居問她：“程大嫂，劉將軍讓你去南京，你心里怎么想？”她低頭笑了一下，說：“我不去，他也別回來。”
這句話像石頭砸在水里，激起一圈圈波瀾，她沒說狠話，也沒有哭，只是把那封信折好，放進了衣兜，其實，她心里清楚，自己和劉伯承早就是兩條路上的人了。
她這一生沒讀過什么書，連名字都是兒子幫她寫的，可她明白，南京的生活再好，也不是她能適應(yīng)的地方，新中國的將軍和她這個纏過腳、種過地的農(nóng)村女人，已經(jīng)隔了兩代人的距離。
有一次，村里人問她：“你難道不想享福嗎？南京那邊啥都有。”她搓著手，慢慢說：“享福是享福，可不是我的命。”她不想去南京，不是怪劉伯承，也不是不想過好日子。
她只是不愿意給對方添麻煩，她知道自己去南京，劉伯承的現(xiàn)任家人，部隊里那些人，都會為難，她不想讓劉伯承為難，也不想讓自己看起來可憐。
她更不想成為別人的談資——“看，那就是劉將軍的原配，來了南京。”
程宜芝心里有數(shù)，她和劉伯承十幾歲就結(jié)了婚，那時候他還穿著舊布衣，家里也窮，她記得新婚那天，劉伯承故意往臉上抹了鍋灰，以為這樣能讓媒人退縮。
可她當時什么都明白，就是沒說破，婚后頭幾年，日子雖然苦，但兩個人種地、養(yǎng)娃，也算有個家，可后來，劉伯承投身革命，走得越來越遠，她就成了留守在家的那個人。
婆婆年紀大了，她一個人照顧，兒子劉俊泰小時候也聽話，后來漸漸染上了些不良習慣，家里更難了。
這些年，家里連買油的錢都要精打細算，每次村里人說起劉伯承，她只是低頭干活，偶爾讓人幫忙讀一讀報紙上的新聞，有時聽到老劉的消息，她就悄悄記在心里，從不和外人多說一句。
收到信那天晚上，她一個人在屋里坐了很久，燈芯只剩下一點點火星子，她摸了摸懷里的信，想起年輕時的日子。
她不是不舍得那個男人，只是明白，自己和他早已是兩條河，各自流著，誰也回不到原點，她把信和錢收好，第二天讓人回信，說不用擔心自己，老家也能過下去。
南京那頭，劉伯承收到回信，久久沒有說話，他身邊的人都能感覺到他情緒低落，后來一次家宴，他端著酒杯，突然說起老家的程宜芝：“她是個好人，是我有負于她。”
說完這句話，他抿了一口酒，沒人敢接茬，這種愧疚，只有他自己明白。
程宜芝守著開縣老屋，一直到1957年才去世，她沒改嫁，也沒離開過自己的村子，她沒對外人說過一句劉伯承的不是，也沒抱怨過命運不公。
她只是在別人羨慕她有個“將軍丈夫”時，淡淡地說：“他是國家的人，不是我的人。”村里有人背地里說她傻，自己苦了一輩子，明明可以過上好日子，卻偏要守著清貧，可她心里明白，自己要的是清靜，不是風光。
有一年秋天，村里曬滿了野菊花，她坐在院子里，手里捻著菊花瓣，眼睛望著遠處的山，有人問她：“你后悔嗎？”她搖搖頭，說：“人各有命，能活著就好。”
生活有時候，比電影還要殘酷，程宜芝留在原地，把自己的那份苦和念想都埋在了黃土地里，劉伯承在南京深宅大院里，心里那根弦始終沒有松開。
兩個人隔著千山萬水，誰也沒有回頭，走到最后，才發(fā)現(xiàn)這一生的感情，最難的不是分開，而是明明彼此掛念，卻只能各自堅守。